它更多地带有象征性的意义。许多的墓葬早就被夷为平地了。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某种姿态，在道义上，这对阿登纳十分重要。最后一个问题涉及第二个德国，在波恩它依然被看作苏联的占领区。这里有家庭团圆，财产争执等等一系列问题。我想，你们应该试探与西德建立关系的可能。可以先从战俘归国的问题开始。平行地可以探讨在莫斯科与波恩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我认为，一旦在首期接触期间有了进展，阿登纳便会准备访问莫斯科，这在实际和象征意义上都将是一件大事。” 这些看法我以为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譬如，解决战俘问题的时机早已成熟。从被俘时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年多。最近一段时期，我见过其中的许多人。在莫斯科郊外的巴甫什诺村，建有各种作坊，掌握各种民用专业的德国战俘，裁缝、木匠、钳工等，在那里干活。各个机关，其中也包括我们编辑部里，发放票证，凭票可以在这些作坊定做许多东西。有的人甚至购买了整套的厨房或者餐厅家具、卫生洁具、木雕等。我定做了两套西装，并且质量非常好。在试衣的过程中，我们跟裁缝用德语聊了一会，后来跟他交上了朋友。
维也纳之行（3）
总体上，这些俘虏的生活不错。他们按照各自的专业工作，精神饱满。由单独的房屋组成的小村里，环境良好，有俱乐部，运动场，花坛，细黄沙铺设的道路两边种着小树。与战时在德国苏联战俘的非人条件相比，这里简直是天堂一般。但是，在经过如此长期的俘虏生活之后，他们渴望回到家乡，而这种情感是可以理解的。 “维特先生，您对苏联的欧洲政策有何看法？” “首先，你们应该打破孤立和敌意的包围圈。在战后年代，敌人的形象在西方人深入人心。应该努力用相应的行动来展示并证实，苏联对西欧不构成威胁。首先应该解决所有占领军撤出奥地利的问题。同样重要的，是恢复战胜国外长磋商机制。印度###虽然遥远，但那个地区冲突的解决将促进欧洲局势的正常化。法国人在那里陷进去了，他们想尽可能体面地撤出印度###。你们的中国朋友可以有所帮助。最好当然是组织一个有关印支问题的国际会议。借助这样的会谈，各大国主要政治人物之间可以建立联系，这是非常重要的。总而言之，目前许多问题有待于苏联采取主动。” 我得到了一整套的建议。我有东西向莫洛托夫汇报了。但还想跟作为过去重大事件见证人的维特谈一谈。在我面前的正是活的历史！拉巴罗……1922年春，契切林带着列宁签署的授权前往意大利与协约国领导人谈判。盟国要求他们尚未正式承认的苏俄政府支付沙皇和临时政府的债务，只有这样才会谈到承认。契切林坚决反对满足这些要求。在谈判者身后隐约可见战败国德国的影子。重要的政治家之间保持着正式和非正式的联系——英国首相洛德·乔治，法国外长巴图，德国总理维特，德国外长拉特瑙。操熟练英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的契切林也在进行非正式会谈。西方列强企图将苏俄孤立起来。但契切林有所突破。他向被英法虐待的德国提出诱人条件。德国外交部负责东部事务的马里察说服拉特瑙接受苏俄的条件。维特也表示同意。1922年4月16日，签署了拉巴罗条约。德国与苏俄之间的外交和领事关系迅速得到恢复。 我问维特，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当时的局势的确非常紧张。全部的问题在一夜之间谈妥，黎明之前签署了条约。它具有爆炸性。英国和法国人非常愤怒，要求撤销协议。我们的情况也不轻松。埃伯特总统倾向于跟西方盟国达成协议，因此我们费了很大的努力才说服他。但整体而言，这是个好的、正确的条约，它使德国松了一口气。” “总理阁下，您在我国受到尊重，正是与您本人在签署拉巴罗条约中的作用有关。” “那么，我对此表示感谢。” 我们告了别，然后我前往“帝国”饭店，以便将这次谈话详细记录下来。 回到莫斯科的次日，我向莫洛托夫汇报了与约瑟夫·维特的见面，并将谈话的记录交给了他。 莫洛托夫快速看了一遍之后说： “我以为，您的任务完成得不错。有什么打算？是不是想回到部里来？” 我没有信心是否会得到类似的建议。但以防万一还是仔细考虑过一遍。现在，记者的工作完全能够使我满意。这里也比外交部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自主性和表现主动性的机会。无论给我什么样的职位，在经济意义上编辑部要好得多。更何况在经过多年的被贬之后重拾旧事似乎不太愉快。我谢过他的建议，并说愿意继续作记者。“您自己定吧。”莫洛托夫没有坚持。 我需要在杂志上发表有关世界和平理事会维也纳会议的报道和对维特的采访。但迄今为止，我一直用的是笔名，而去维也纳以及向维特自我介绍则用了真名。所以我不得不请示莫洛托夫怎么办。 “您可以用自己的名字，”他果断地说，“再没有必要用笔名了。” 莫洛托夫不再为我担心了。贝利亚已经被枪毙。可是，莫洛托夫熟知我们官僚的习性，认为有必要再保护我一段时间：他将我列入了1954年印度###问题维也纳会议和1955年夏维也纳高峰会议记者组的名单，以及1955年“冷战”开始以来第一个访问美国的苏联七人记者组。 接下来一切便自然而然了。 至于维特的建议，他所谈到的许多东西得到了实施。1954年在柏林举行了两个大国的外长会晤，当年夏天举行了印度###会议。接着，1955年与奥地利签署条约，占领军撤出其领土。此后，阿登纳访问了莫斯科，苏联与联邦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德国战俘回国…… 。 想看书来
在北京（1）
蒋介石政府的顾问鲍罗廷亲口向我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秘闻，以及有关周恩来的个人情况。 由于我采访的名单将周恩来列在第一位，他只能用“巧遇”的方式在剧院里会见我。 我记录中国之行的书用中俄两种文字出版。 回到莫斯科，一位惊人美丽的姑娘打破了我对女人的特殊原则。 筹办《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的外文版，是从寻找高水平翻译开始的。莫斯科有两个机构里的翻译人才较多：后来改名为《进步》的外国文学出版社和《莫斯科新闻报》的编辑部。这家报纸的俄文版仅出几份，为的是中央宣传部的领导能够对文章的内容进行监督。很少有人知道有俄文版的存在。一般人说起来就是——《MoscowNews》——以为它只有英文版。该报的主编是鲍罗廷——我正是找他咨询。 我刚开始对定期出版物的特殊性一无所知。鲍罗廷和他的员工们态度友善，随时准备帮助我弄清新事物的奥妙之处，结果我实际上在《MoscowNews》实习了几周。对我来说，这是非常方便的，因为报纸的编辑部和我住的房子都在莫斯科维街的同一栋楼里。 我跟鲍罗廷成了好朋友。对我而言，与他交往特别有教益，有意义，尤其是当我得知他就是那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名字经常出现在各国报纸上的鲍罗廷。当时，他是我们驻中国蒋介石政府的顾问，在调解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冲突，以及组织他们协力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当日军占领了中国大部分领土，政府搬到重庆之后，鲍罗廷也到了那里。他的官邸紧挨着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处。 鲍罗廷向我讲述了许多关于周恩来的情况，认为这是一个富有才华的政治家，儒雅的领导者，理性、平和，同时又坚定，顽强。从鲍罗廷那里，我得知了当时轰动一时的“西安事变”的详细情况。那时中国的两位军阀——张学良和杨虎城，邀请蒋介石到自己的司令部谈判，逮捕了他并打算枪毙他。中共领导明白，国民党的内讧将会弱化抗日斗争，所以，虽然共产党人受国民党之害不少，但认为不能除掉公认的国家领导人。这件微妙的事情交给了周恩来。 蒋介石被关在隔壁房间里，这边，周恩来与二位将军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试图说服他们不要实施自己的意图，为了中国的前途释放这个囚徒。最终，将军们同意了释放蒋介石。 鲍罗廷讲述的关于中国的各种事情，培养了我对这个从未去过的国家的兴趣。但我们的交往却突然中断。有一次，当我来到《MoscowNews》之后，却没有见到鲍罗廷。有人对我说，他已经好几天没来上班了，可能是病了。一周之后，才知道鲍罗廷被捕了。他被宣布为日本特务，后来就失踪了。 多年之后，我因为记者的事务到了中国。除了其他城市，我还去了重庆。那里就像博物馆一样，保存着周恩来和鲍罗廷的总部。墙上挂着许多照片，桌上和架子上是他们曾经使用过的各种日用物品。这里还有鲍罗廷身穿制服、镶在铁框里的一张照片——脸上表情勇毅，眯缝着眼睛，面带微笑。我记住的他就是这个形象——一个忠诚的战士，遭到斯大林刽子手毒害的许多人当中的一个。 我还去过西安。蒋介石的事件本身并没有发生在城里，而是在离城四十公里的一个名叫华清池、有温泉的小地方。一千多年以前，在唐朝的时候，在骊山脚下，有一个异国情调的花园，而在池边耸立着明皇的宫殿，住着他的妃子杨贵妃——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至今保存完好的贵妃亭旁边有一排房子，蒋介石就住在那儿。夜里，将军们决定逮捕他。蒋的卫队进行了抵抗，开始了对射。听到枪响之后，蒋介石跳出窗户。他企图爬上山崖，却卡在了石缝当中，就在那儿被抓住了。 1957年初，作为《新时代》的记者从莫斯科飞抵北京之后，我立即请外交部帮我安排采访某个中国领导人。当然，我没有指望会见到毛泽东，所以在自己的信中提到了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元帅。信发出去之后，我便出发去旅行。参观完重庆之后，突然想起了与鲍罗廷的谈话，非常想见周恩来。可是，回到北京之后才知道，对我的要求没有任何答复。在出发去满洲里之前，我决定在首都再呆几天，并且在饭店订了两张（我自己和翻译）看京剧的戏票。 剧场与平常一样是爆满的。开演之前，几个穿着白大褂的检票员从一个巨大的茶壶里给观众沏茶。我们的座位是右边起第五排。但是，我发现自己右手边一个座位空着。灯熄了，剧场里只有舞台脚灯微弱的灯光。这时，一个中国人坐在了我旁边。我只能看清，这人跟剧场里的观众一样，身穿类似军服一样的中山装，同样的帽子和布鞋。大幕升起，照亮了观众的脸。我斜眼看见，旁边这个人非常像周恩来。我想，这是不可能的，否则剧场里会惊动起来的。人们会开始鼓掌、呼喊。何况他如何能够就这样随随便便到剧院来——没有警卫，没有特设的包厢，坐在普通观众之间？但我还是弯腰问身旁的翻译，坐在旁边的是何许人也。他立即答道：“这是周恩来。” 我感到震惊。观众们紧张地关注着舞台上的跌宕起伏。他们一点也没有因年轻的共和国著名而且受人欢迎的领袖、国务院总理的在场而分心。他们的注意力被猴王与怪兽的搏斗，一个名叫杏花的年轻姑娘与一个朴实的小伙子之间的爱情，以及她被强盗劫持等情节完全吸引住了。而我一边漫不经心地看着演员的噱头，一边想着，中国领导人坐在我身旁该如何解释？我能够与他谈话？幕间休息时他会呆在这里，或者像来时一样消失在暗色中？ 大幕放下，灯光亮起了。中国的剧院里一般没有前厅。幕间休息时，观众直接走出剧院。剧场里很快就空了。甚至没有人朝我们的方向看过。我马上想到：没人认出他来！周恩来继续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我非常紧张。怎样跟他开口？从何开始？ 没等我下定决心，他转过来用流利的英语向我说道： “您是从哪儿来的？” 他当然知道我的一切。因为我事先在饭店订了票，所以如果他坐在旁边，这完全不是偶然的。但是他必须有个话题来开始。当时，我已经做了杂志的副总编辑，并且以特派记者的身份到中国来了已经半年。我这样向周恩来做了自我介绍。 “你们的总编是谁？” 我回答说，前不久列昂捷夫被任命为总编，而在此之前，从杂志创办之时起，他一直是副总编。 “列夫·列昂捷夫，著名经济学家。我很熟悉他，曾经在莫斯科的东方干部学院听过他的课。请转达我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 “一定。谢谢您。” “您知不知道，鲍罗廷还好吧？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知道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当他提出来时，仍然浑身一震。周恩来是否知道他的悲惨遭际？我讲述了我们在《MoscowNews》编辑部的多次相见，讲他对重庆工作的回忆，以及他给我谈及的有关“西安事变”的情况。 “是的，当时很困难。如果他们杀了蒋介石，中国又会重新开始内讧。而日本人则会利用这一点。并且对我们共产党会造成不利的局面……鲍罗廷到底出了什么事？” “确切的我也不知道。在四十年代中期，他就像许多人一样消失了。” “可惜，鲍罗廷真的太可惜了。他是个好人，诚实的朋友，真正的共产党人。我跟他多次遇险。他无畏，性格坚强……” 斯大林的绞肉机消灭了多少性格坚强的好人啊！我们谈到幕间休息结束为止。但第二幕之后，周恩来还没有走。开始讲述在中国建设新生活如何困难。 “我们这里，”他说，“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都有过‘匈牙利事件’……武汉，西安，成都等地都有过严重的骚乱，参加的不仅有资产阶级分子，也有工人和农民。当然，我们自行处理了这些事。但是，仅用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必须认真分析，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既在匈牙利，也在波兰，东德和我们中国。在领导与被领导者间的关系中发生了问题，在社会内部产生了矛盾——在党与人民之间，在党内……” &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