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他喜欢自己的工作。这是他的生命。可是我会毁坏他的一切。我的妈妈——不管她说了些什么，不管她怎样骂我，不管我跟他怎样争吵——她是我的妈妈……为什么我事先没有想到这些……我必须回去。” 这个片断我作为一项证据来列举，即在我的说服之前安德列在内心深处后悔自己的轻率行为，他自己已经决定了要跟我们一起回到莫斯科。 在使馆高级领导会议上，我们详细地研究了应该采取的步骤。我建议立即在使馆生活区举行有安德列参加的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声明，打算跟父母一起回家。这会立即缓和气氛。此后，安德列和列拉飞往莫斯科，我留下来等待替代者。最主要的——是在媒体上的宣传活动开始之前尽快解决此事。 但我的同事没有支持我。可是如果安德列改变了主意，说自己想留在美国，那该怎么办？我徒劳地试图说服他们，不必担心这一点。他们决定为自己留后手，向莫斯科请示。 不巧的是，多布雷宁大使刚好不在。我想，他会当场决定此事的。而向莫斯科请示，等于把我们家的问题转移到了两个超级大国、当时被吸进“冷战”漩涡的国家关系领域。 结果，安德列立即离境可以结束这起事件的时机被错过。莫斯科的答复拖延了几天，其时，针对安德烈的宣传活动却已经全面展开。 在使馆生活区上头昼夜有一架直升机在盘旋，用探照灯将整个地方照亮。大门口挤着记者和大批的群众。正对这大门展开了一幅巨大的横幅“给安德列自由”。通过扩音器喊的也是这个要求。“安德列事件”成了每日电视新闻的头条。美国总统助理埃德文·米斯宣布，根据里根总统的命令关闭美国的边境——这是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措施。每天晚上，所有的电视频道播放着八面威风的律师们的辩论——如果美国允许将安德列带回苏联，等着他的会是什么样的惩罚。刚刚从莫斯科移民到华盛顿的苏联问题专家德米特里·萨摩斯，手持苏联刑法典，言之凿凿地说，不光是安德列，而是别列什科夫一家都会被发配到西伯利亚。 所有这些，安德列每天都看见听见。我不得不一次有一次地问他，在回家的决定上有没有动摇。但是他表现很坚强，说：“不管怎么样，我会信守诺言。” 我安慰他，让他相信，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虽然我自己明白，各种麻烦没有完全排除。应该说，美国的恐吓宣传活动对使馆的一些员工见了效。有人建议我们，回到莫斯科之后，改名换姓，搬到外地的小城，尽量不要抛头露面…… 过了几天，国务院“受总统委托”正式通知大使馆，称美国移民当局坚持要求将安德列移交给他们以便核实他的意愿。大使馆代表关于安德列想跟父母回家的声明，没有起作用。当局坚决要求交出他来。 最终，莫斯科同意了举行记者招待会。此后，与国务院达成协议，一旦安德列确认自己回到祖国的意愿，我们一家可以立即离开美国。 就这样，在使馆的俱乐部里挤满了记者。其中有我的朋友莱斯里·盖博。也有苏联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使馆参赞维克多·伊萨科夫主持记者招待会。安德列表现很好，回答问题十分简洁，重复了好几次要跟父母一起会莫斯科。 记者招待会之后，由奥列格·索科罗夫和克格勃驻馆负责人、以及美国国务卿的两名助理陪同、在警察摩托车队护送下，我们前往达拉斯国际机场。全程都为我们开了绿灯。刺耳的警笛声时不时响起来。 机场大楼的所有阳台上，挤满了文字、摄影、摄像记者。他们显然在期待着某种轰动性的东西。海湾航空公司一架飞往巴黎的“波音－747”班机在跑道上已经等了我们一个半小时。但是，我们未能马上登机。 大使馆的同事们跟我们告别之后，国务卿助理理查德·贝特将我们跟安德列带入一间装饰非常漂亮的房间，那里已经有三个阴沉的陌生人坐在那里。我们被邀请坐在桌子前，他们的对面。其中一个人提问。另外两个人在作记录。可能他们是心理专家？显然，委派他们来，是要检查一下，安德列是否处于某些药物的作用之下，是否他自觉决定离开美国。可能，当局以为，如此隆重的、几乎是“总统式”的送行会冲昏安德列的头脑，他会在最后一刻又想留在美国。但是，这里安德列表现得十分坚定，很快我们被送上了飞机。 我们和陪同到莫斯科的副领事的机票被登记在头等舱。我担心，其他的旅客会因为航班耽误时间太久而对我们持敌意态度。可是当我们一干人进入机舱时，却响起了友好的掌声。乘客当中也有不少外国人，他们，当然还有大多数美国人向我们表示了同情和好感：毕竟我们是胜利者，争取到回到家庭的怀抱。“波音”机长表示的好感也是令人愉快和非常实质的：一瓶香槟酒和一罐黑鱼子酱。 飞机刚刚升空，我们跟安德列又陷入了记者的包围圈。原来，飞机上的记者多过一打。对于我们免打扰的请求根本无人理睬。他们用各种问题来烦安德列，照相机的闪光灯使人目眩。最后，可怜我们的机长要空姐用毛毯像屏风一样把我们隔起来。 在巴黎，我们立即转乘苏航直飞莫斯科的班机。但是，在布尔热国际机场上，上这架飞机并非易事。那里也有一大批记者在等着我们。他们试图把我跟安德列分开，所以我们一下子远离列拉，她被推倒在地，她倒在地上，甚至没有人扶她站起来。所有人都在追逐安德列，企图在最后一刻把他跟家人分开。四面八方都是标语：“安德列，你还在自由世界。请选择吧：自由或者是西伯利亚。”没有人为父母考虑。 。。
永不愈合的伤口（4）
终于到达半空的飞机上，安德列躺在三个座位上，一直睡到了莫斯科。 在舍列梅杰沃，这里同样也有外国记者，我的儿子谢尔盖和我的朋友们来接机。他们顺利地把我们送到了位于伏龙芝沿岸街的家里。在西方，围绕着我们一家又热了一阵，后来媒体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失事的南韩航空公司007航班上去了。 虽然当时苏联的局势在逐步改善，我还是发现，“以防万一”，我的书从图书馆和书店的架子上被撤了下来。我书稿被出版社退了回来。在一部有关战争年代外交的新的电视纪录片中，那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对我的采访，有字幕上我名字被紧急剪掉了。小心的人们在等待，不知道我们会出什么事。 但是，真正的朋友却是忠实的。特别是阿尔巴托夫帮了大忙，他跟我国当时的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关系非常好。 很快，我被任命为《美国：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杂志的主编。我的书稿被出版社要了回去，并且书也出版了。1985年春天，戈尔巴乔夫上台，开始向人民说明，我们国内的情况一团糟。“改革”开始了。 1986年初，我被派往美国短期出差。这是彻底的平反。 安德列很快中学毕了业，上了航空工业学院。毕业之后，在航天研究所做了一年的试验员。但是，生意吸引着他，因此他开了自己的公司。很快，安德列结了婚，1990年春天，他的儿子丹尼尔出生了。有一段时间，安德列与总部设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一家美国石油公司合作，他到那儿出差去过几次。 1993年初，安德列做了俄美合资公司的副总裁，销售钻井设备。他幻想着能够有大的成就，他曾经跟我说过，现在，当他自立之后，我就可以不必工作了：安静地住在达恰，读历史小说，随意写点东西：他会照顾我跟列拉的。 但是，命运却做了另外的安排。安德列不幸被害。这发生在对于我们来说是不祥的月份1993年的8月。8月17日，在莫斯科的办公室，冒充是朋友、憎恨安德列、妒忌他成功的狂徒射出的子弹撕裂了我们儿子的生命。当时他年仅26岁。安慰我们的，是他的儿子，我们的孙子小丹尼尔，那年他才三岁半。 感谢命运，我的第一次婚姻有两个儿子：谢尔盖和阿列克赛。 谢尔盖使我高兴的是，他沿着我的足迹走：我曾经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担任翻译，谢尔盖则是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的翻译。并且谢尔盖的女儿，我的孙女阿纳斯塔西娅，像他的父亲一样，是个出色的同声翻译。 阿列克赛更喜欢我的第一个专业——工程师。他有一双巧手。他可以做出来任何的东西。他有一个女儿卡嘉和儿子别佳。
父母的墓地（1）
“斯大林专职翻译的父母生活在美国”，这就等于宣判了我的死刑； 而在当时的美国，有亲戚在苏联也断送了许多美国人的前程。 有多少亲情被意识形态的巨磨碾碎？ 53年过去了，一束白菊和一束红玫瑰让我找到失散了半个世纪的妹妹。难道这是父母在天之灵的庇佑？ 我一直想找到父亲和母亲的下落。但是，我搜寻的全部努力都是白费功夫。别列什科夫一家人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我却一直觉得他们还活着。我设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应该从我在西方报刊发表的许多文章以及在西方出版并在报刊中得到评论的书认出我来。此外，他们可能在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电视节目中看见我。为什么他们找不到我呢？显然，他们认为，在“冷战”和激烈对抗时期相互之间最好不来往，尤其是我在斯大林身边工作。我的父母可能还活着，这一点不仅从贝利亚调查我的企图中得到证实，此外，在1945－1954年间不放我出国，只是根据莫洛托夫的亲自推荐我曾经到维也纳、日内瓦和美国出差，但此后的1954至1955年间苏共中央境外干部处再次关上了我前往西方的路，仅仅偶尔在米高扬的坚持下“铁幕”为我略微开启。 与此同时，时不时有一些微弱的信号传给过来，我将其看作是来自父母的消息。1955年，我本人10年来首次参加鲍利斯·波列沃伊率领的记者作家七人代表团出访美国，他们每个人都获赠许多纪念品：各种书、小册子、明信片、旅行指南等等。我最初没有注意到，在送到我下榻的洛杉矶“大使”饭店房间有关加利福尼亚的画册中，有一小本书是我儿时最喜爱——德国作家卡尔·曼关于美国印第安人的《维耐通》。只是在事后我自问，如果不是亲人，会是什么人寄来这本书呢？而最近我才打听到，我的父母当时每天都到“大使”饭店附近来，混在围着“红色记者”的人群中，并且戴着墨镜，否则我会认出他们来，为的是看一眼他们的儿子与同事一起坐进大型房车。看见我就在身旁却害怕显身，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几年过去后，在《新时代》杂志众多的外国读者来信中，有一封信来自瑞士的诺尔女士。她请我们给她寄一本卡明斯基医生有关理疗方法的书。我立即回想起，20年代卡明斯基曾是我们的家庭医生。正是他采用水疗法为儿时的我治过病。为什么这个瑞士女士会向我提出这样的请求？信封上的地址写着：露伊莎·别列斯，日内瓦疗养院。通过这位女士我应该转交卡明斯基的书。我完成了这个使我万分好奇的请求。 几年之后，又一封来自日内瓦的信，还是同样的回信地址。这一次，这位诺尔女士未提到我的名字，却在信中罗列了我童年的时代的许多事情。这些情况只有我的母亲才知道。1966年在德国出差时，我第一次写信给日内瓦，询问诺尔女士何以得知这些细节。我也请她告诉我，是否知道我父母亲的情况。 两年之后的又一封来信更加详细地写了过去岁月的细节，但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不经意地提到，诺尔女士打算1969年夏天呆在瑞士，并且可以按照原先的地址给她回信。 1970年列宁诞辰100周年之际，苏联记协组织了数个赴瑞士参观团，寻访1917年革命之前列宁流亡的地方。我和妻子也参加了其中一个参观团。 1969年初夏抵达瑞士之后，我们马上前往疗养院造访露伊莎·别列斯，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女士，我可以跟她用德语交谈。她说，诺尔女士经常过来拿信件。我们将自己饭店的地址留下，并请求转告诺尔女士我们已经到访，然后便加入参观团去寻访“列宁的足迹”。 第二天早餐之后出得饭店，我们在门口遇见了一位穿着优雅，满头银丝的女士，我当时一下子未能认出自己的母亲：离别的三十年完全改变了她的外貌。见面使人非常激动，我们一时都说不出话来。我们三人找了间咖啡馆坐定之后，才终于能够开口说话。妈妈告诉我，父亲五十年代末去世了，我妹妹在占领期间失踪。妈妈曾经上专门的训练班，所以作过美容师。现在已经退休，虽然不算富裕，但有钱可以到处旅行，这已经成为她的爱好。 当时，我问不出口，为什么她姓诺尔，我想着可能父亲去世之后她改嫁了。我妹妹失踪的情形她也没有细说。当时，我对于她的各种说辞有所怀疑，但感觉到她认为有必要隐瞒什么，因此也没有加以深究。开始写这本书时，决定不提到妹妹，只是认为如果她还活着的话，免得使她难堪。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迫使人小心翼翼，避免为自己的亲人招祸。对我们而言，海外关系，正如对西方的许多人有亲属在苏联一样，都会带来麻烦。 看见母亲的拘谨之后，我也不再询问，她用哪国护照周游世界。当时觉得，她可能有某种发给迁徙人士的证件。 也许，知道我的工作地点，为了保护我，父母亲改换了姓名。正因为如此，我通过红十字组织的寻找他们的努力始终没有任何结果。但是，他们周围有许多人，同样流落到西方，认识我父亲，并且会向贝利亚的谍报人员揭发他们的“小计谋”，并且显然是这样的。我想，克格勃早就掌握了我所不知道的一切。 在我此后几次出国期间，我与母亲数次会面。后来，直到八十年代初又没有她的任何音讯。 有一天早晨，来到编辑部之后，我在自己办公室的桌上发现了一封写给我的信。女秘书告诉我，信是在我到之前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