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好，晚饭时叫我，我躺一下。”盖尔耶夫脸露倦容地道。
其实，上回书已经说到，真正的盖尔耶夫，早在几天前就被击毙了，在他没有完全丧失意识前，大脑的记忆被扫描，存储到了国家紧急情况部的电脑记忆库中，被还原后，他的秘密就暴露无遗，加上与梅里沙娃的记忆一对照，国家紧急情况部就决定，派遣一名老特工，化装成盖尔耶夫，进入准噶尔大沙漠，与阿睦尔巴扎这帮分离主义分子接触，伺机一网打尽。考虑到这些分离主义分子的狡诈，就在这位老特工的脚上，弄出一些伤口，并把一台微型卫星定位仪放到伤口里，随时进行监控，不过，这一来，这位老特工就得吃不少苦了。另外再找一名年龄稍大，也是干这行的女同志配合，
眼看着天就暗了，沙漠中渐起凉风。一干分离主义分子聚集在了一起，盖尔耶夫用眼睛数了数，正好十五个人。这些人哪里知道，根据卫星定位系统显示出的地理坐标，两个大队的武警官兵，正快速朝这里运动，不消一刻钟就能赶到了。
结局可想而知，但是，混乱中却不见了阿睦尔巴扎，怎么找也找不到了，他就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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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罗布泊旅行者
7、罗布泊旅行者
几个日本人，提出申请，想要到中国西北部的罗布泊进行旅行。在这个非常时期，他们会不会对这一带进行破坏，但是，没有抓到确凿证据以前，谁都不能这么肯定。但如果不让他们去，就显得一个大国对自己太没有信心了，也显不出一个大国的风范，最后，驻日大使馆批准了他们的请求。毕竟，日本还是有一些爱好和平的人的。
罗布泊在若羌县境东北部，曾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海拔780米，面积约2400…3000平方公里，因地处塔里木盆地东部的古“丝绸之路”要冲而著称于世，古罗布泊诞生于第三纪末、第四纪初，距今已有200万年，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以上，在新构造运动影响下，湖盆地自南向北倾斜抬升，分割成几块洼地。现在罗布泊是位于北面最低、最大的一个洼地，曾经是塔里木盆地的积水中心，古代发源于天山、昆仑山和阿尔金山的流域，源源注入罗布洼地形成湖泊。
罗布泊曾有过许多名称，有的因它的特点而命名，如幼泽、盐泽、涸海等，有的因它的位置而得名，如蒲昌海、牢兰海、孔雀海等。元代以后，称罗布淖尔。它是一块吸引着中外史地学者的充满着神秘感，着迷一般的土地。
先秦时的地理名著《山海经》称之为“幼泽”。罗布淖尔系蒙古语音译名，意为多水汇集之湖。一世纪时的《汉书》描述它“广褒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
清代，阿弥达深入湖区考察，撰写《河源纪略》卷九中载：“罗布淖尔为西域巨泽，在西域近东偏北，合受偏西众山水，共六七支，绵地五千，经流四千五百里，其余沙啧限隔，潜伏不见者不算。以山势撰之，回环纡折无不趋归淖尔，淖尔东西二面百余里，南北百余里，冬夏不盈不缩……”
地理学家徐松在《西域水道记》的插图中标明塔里木河汇注孔雀河，下泄罗布泊。
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美国人哥丁顿，英国人斯坦因，日本人桔瑞超和法国人邦瓦洛等，都考察过罗布泊，并留下精彩的描写。
1930…1934年，我国科学工作者黄文弼，陈崇器，赴罗布泊实地考察，还实测了地图。建国后，1959年，1980…1981年中国科学院组织过规模的罗布泊考察，其间80年5…7月彭加木为寻找水源，在库木库都克地区遇难。
这里，曾经是一个人口众多，颇具规模的古代楼兰王国。公元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向汉武帝上书：“楼兰，师邑有城郭，临盐泽”。它成为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南支的咽喉门户。楼兰故城西约七十公里的古墓地曾几何时，繁华兴盛的楼兰，无声无息地退出了历史舞台；盛极一时的丝路南道，黄沙满途，行旅裹足；烟波浩淼的罗布泊，也变成了一片干涸的盐泽。
如今，从卫星像片上反映出来的罗布泊是一圈一圈的盐壳组成的荒漠！
罗布泊，三个字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神秘，而不是单单的地域名称。有一段文字对她的描绘非常贴切：“罗布泊其实是汇入多水湖之意，为内陆最大的移动咸水湖。大自然曾造就了5400平方公里湖面的罗布泊，在最近的百年间，湖水已干涸见底，如今，展现给我们的是一片荒芜的景象：湖泊干涸、河水断流、古堡沧桑。”
罗布泊西以塔克拉玛干沙漠为界，东达玉门关和阳关之间，南依阿尔金山，北抵库鲁塔格及北山。罗布泊地势低洼，是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的聚水中心，曾经河流交织，纵横成网，总面积10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浙江省的面积。
而萦绕着罗布泊的，更多的是一个强国之梦。
一九###年十月十六日下午三时，罗布泊上空。中国第一次将原子核裂变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中国人终于迈进了原子核时代。
激动和喜悦的心情，传遍了整个祖国大地，巨龙腾飞，震动了整个国际朝野。但是，原子弹的爆炸成功，谈何容易。除了要突破科技领域中的无数难关，真正掌握确保原子弹起爆成功的奥秘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情况，那就是国家当时正处于经济最困难时期，可以说中国人勒紧了裤带，把原子弹研制出来，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科学务实、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将会永放光芒。
毛泽东对制造原子弹的决策是这样形成的，1945年8月13日，美国人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几天以后，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
1946年8月的一天，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延安枣园树下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出了流传于世的一句话：“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
1951年下半年，法国科学院院长、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居里夫人的女婿，法国共产党员）让人传话，“请转告毛泽东同志，你们要反对核武器，自己就应该先拥有核武器”。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对原子弹在战略上蔑视，而在战术上逐渐重视起来。
1954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提出，能否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给中国以援助。
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8年，毛泽东正式表态：“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中国的核工业正式上马了。原子弹正式开始确定研制了。
1957年，中国与苏联经过多次谈判协商，10月份，两国正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该协定明文规定，为援助中国制造原子弹，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并派专家来中国帮助研制。
核武器研究院的科技人员，听到这一消息，都甚为兴奋。但是情况发展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1959年初来了一位苏联专家，但是他对原子弹的技术问题只字不提，怎么问他都不说，就是重复一句话“你们都去工厂实习”。他口袋里装了一本资料，上班拿出来看看，下班装着就走，从不让中国人接触。
1960年7月16日，赫鲁晓夫完全翻脸不认账了，决定撤走在华全部专家。8月23日，在核工业部系统工作的200多名苏联专家全部撤回国，并把重要的图纸资料全部带走，原来应该供应的设备也不供应了。
中央果断决定，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核武器研究院很快组成三大部———理论部、试验部、总体部，排列出原子弹的各项技术关，分工到各研究小组，分配到每个人，全面开始攻关；在长城外面很快建立了小型爆炸物理试验场，迅速开展了试验工作；在青海草原建立大型爆炸物理试验场和特种炸药浇注车间，以及其他相应配套的自动控制、机械加工等场地，各项理论研究和实际试验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原子弹的重大技术关——同步聚焦被成功突破了，美国人在1945年制造出三颗原子弹，其中两颗是“内爆”型，一颗是“枪法”型，在广岛投下的是“枪法”型，在长崎投下的是“内爆”型。据1960年7月17日《纽约时报》报道，“内爆”型原子弹如果研制成功，就表明下一步有可能研制出氢弹，“内爆”型是一种有发展前途的原子弹。
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采用了“内爆”型。所谓“内爆”型是将大量炸药起爆的能量压向内心，产生高温、高压，使内心里的核材料产生裂变，释放出大量核能。但是困难的问题在于炸药起爆后，能量并不是完全向内心压缩，而是向四周扩散，这就无法实现核裂变。
从60年代开始，国际太阳能技术的许多报道，曾多次提到同步聚焦这一问题，但是没有关于这一技术内容和实现手段的任何报道。要解决这一重大技术关，应当是如何使炸药同步起爆，能量聚焦，科学家把这一技术问题叫做同步聚焦。面对这一技术难题，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经过无数次的理论计算和试验，从北京长城脚下试验到青海湖金银滩，从小型到中型再到大型，从局部到整体，一步一步的试下去，最后实现了炸药起爆的能量完全压向内心，同步聚焦技术关成功突破了。
1964年初，核工业部部长刘杰在国防各工业部部长会议上高兴地说：“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核材料铀235已经研制出来了。”大家听了甚为兴奋，国务院国防工办常务副主任赵尔陆说：“好！那好！我们已经有了粮食，有了粮食，我们就可以做饭了。”这句话生动风趣地表达了这一成果的重要性。
核材料铀235是原子弹的核心材料，原子弹是用铀235原子裂变时产生的巨大能量而爆炸的，没有铀235，原子弹是无法制造出来的。铀235研制过程真是一件了不起的系统工程，从探矿、选矿、开采到最后的提取成功，有上百道工序，经过了许多家工厂。从南方的矿山开挖、选矿，由粗加工到细加工，再到精加工，一步一步的筛选，一步一步的提取，将半成品送到北方某工厂，再由北方某工厂加工后送到西部多家工厂，最后提取。整个工艺流程要经过大半个中国，缺少一道工序也不成。每一道工序都有极严格的技术要求，工作量之大、工艺要求之细、技术要求之强，不是有真才实学的行家里手，是完不成的。
赵尔陆在得知铀235核材料研制出来后不久，在核工业部部长刘杰的陪同下，第一次看到了宝贵的黑色铀235，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粮食就是这块“黑金”。这块世界上极稀少、极珍贵、极秘密，既可以为人类造福又可以为人类带来灾难的“黑色金子”。
周恩来和中央专门委员会委员审看了原子弹怎样才会起爆的纪录影片。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是国家管理领导两弹事业的最高机构，由周恩来、贺龙、李富春、聂荣臻、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刘杰等人组成，周恩来是主任。
随着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开展，中央专委委员和中央的许多领导人都特别关心进展情况。在同步聚焦技术取得初步成果后，拍摄了一部绝密电影，从聚集元件开始介绍，对各种部件、器件的研制，到炸药浇注，再进行各部件组装，从内心到外层，一层一层的展示，最后组装一个大球，引出了密密麻麻的电线，这个大球除了核材料铀235未装上，其他的几乎全部装上了，离原子弹的真正实体已近在咫尺。最后的镜头是这个大球起爆，虽然不是原子弹，但是爆炸的威力和蘑菇云也非同小可。
1964年初，影片制成，没有配音（出于保密也不让配音），只同意在放映时，有人做口头介绍，并决定在一次中央专委开会前放映。
下午2时，专门委员会准时开会，首先放映这部影片。中央专委委员们和有关领导看了以后，兴奋得直点头，给我一个明显的感觉，他们都认为我们国家的原子弹有希望了。
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采用铁塔上爆炸的方式，即先把原子弹在地面组装好，不能插雷管，而后吊升到塔顶，进行固定、检查、测试，等各项工作完成后，最后才能插雷管。
这个铁塔是北京金属结构厂生产的。当年工厂只知道生产这个高度102米的庞大铁塔是个重要任务，而并不知道做何用途。
铁塔竖立在大戈壁，因为当地多风多沙，早晚温差甚大，技术人员在铁塔上工作非常困难，除了恶劣的自然条件外，就是铁塔的自然摆动。在如此困难的工作条件下，必须把数量甚多、危险甚大的雷管插好，巨大的困难和心理压力就可想而知了。
当年的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今天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特别强调这一点，原子弹能否爆炸成功，就看最后插雷管的了。这是因为雷管是否能按规定要求插到正确的位置，直接影响到原子弹是否能同步起爆，否则原子弹爆炸试验就失败了。
当年曾爬到塔顶上插雷管的一位技术人员，后来在电视上讲了当年在铁塔上插雷管的感受。他以他的忠心和无畏精神，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将雷管插的完全到位，同步起爆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现场总指挥是张爱萍（当时任副总参谋长），副总指挥是刘西尧（当时任核工业部副部长），他们根据中央的决定和命令，在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宣布原子弹试验的倒计时，零点定为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
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下午2时59分40秒，历史性的时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