衫剧团（十月革命后苏联工人业余剧团）；在肃反系统，有国家政治保卫局；在青年系统，不仅有共青团，还有“皮安尼尔”──少年先锋队，凡年满16至19岁的红色青少年，皆可申请加入“皮安尼尔”。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代表党领导苏区的青少年工作，从共青团到“皮安尼尔”，再到共产儿童团。中央苏区还经常召开群众大会，有时纪念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有时纪念苏联红军节，凡开大会皆要成立主席团，甚至“皮安尼尔”开会，也要花不少时间选出会议主席团。在重要会议上，被选入主席团的经常还有外国同志：斯大林、莫洛托夫、片山潜、台尔曼、高尔基。那是一个国际主义旗帜高高飘扬的年代，从红色的莫斯科到红色的瑞金，真好似一根红线连接着，中央苏区的话语系统和制度框架与莫斯科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在偏僻贫困的赣南和闽西，真像是又一个苏式社会的翻版。
毛泽东受不了这些，毛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那以后的七、八年中，毛悄悄地且又是有条不紊地对中央苏区那一套话语系统和制度框架进行了转换。当然旧的一套退出历史舞台需要一个过程，1939年延安举行了中国女子大学的隆重的开学典礼，校长王明还是抑止不住要宣泄他满头脑的苏俄崇拜的情愫。大会会场正中虽高悬毛泽东的画像，却又模仿苏联，在毛像的左右挂起了王明、朱德、周恩来、博古、刘少奇等所有政治局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画像。王明身为女大校长，总忘不了国际共运那些女革命家，于是校门两边的墙上又悬挂起蔡特金、伊巴露丽、克鲁普斯卡娅的肖像……一时间，似乎又有些瑞金时代的气氛了。
但是，时光毕竟不会倒转。当毛有力量以后，他就绝不愿听到什么“皮安尼尔”。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早已改名为中央党校，不久，延安的马列学院易名为中央研究院，再早一些，国家政治保卫局这个完全俄化的名称，也被改为中央社会部和边区保安处，甚至延安的托儿所也名之为“洛杉矶托儿所”，却不叫“莫斯科托儿所”，至于“皮安尼尔”，则早已不复存在，边区有的只是儿童团。然而，毛泽东对洋名词也并非一概排斥，例如，毛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留了“布尔什维克”这个词语。一来这个词流传甚广，早已深入人心；二来这个词也并非王明一人就能垄断，毛泽东也可以使用，于是，这个词的寿命比较长些，差不多到了50年代中期，才逐渐退出流行政治语彚，与此相联系，“布礼”（布尔什维克的敬礼）也让位给了“革命的敬礼”。（记得20年前，王蒙曾写有一篇名曰《布礼》的小说，相信王蒙对这个词的演变史亦有相当的了解）。
1942年后，毛泽东已完全获得了意识形态解释权，就在苏联驻延安观察员的眼皮底下，毛与刘少奇联手，将“孟什维克”的帽子给王明等戴上，党内一些原“国际主义者”也纷纷与王明划清界限，站到了毛泽东一边。在这个阶段，毛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即使他的好朋友、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给毛发来密电，告诫、提醒他，康生不是好人，毛仍然照样信任、重用康生。
然而毛毕竟是毛，他心里清楚得很，只要斯大林不干预中共党内的事务，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共都应与莫斯科搞好关系，于是，毛人前人后都对斯大林表现出充分的尊重，毛甚至给坏人王明也选好了婆家，宣布王明的后台是斯大林的敌人布哈林！在那个年代，全党上下，除了个别人，谁都不知道毛对斯大林的真实想法，毛更不用直接的语言将他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公开的话仍是“联共党史是共产主义的百科全书”一类。被毛唾弃的王明只能满含委屈，在延安冷清的窑洞里，遥想着莫斯科克林姆林宫的红星，独自吟唱着《莫斯科颂》。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才真正与苏联打起了交道，地点就在东北。毛十分明白，以中共当时的实力，要想占住东北，并进而取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得到已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的理解和支持。对于这一点，毛从未含糊过。虽然他多年来一再告诫全党一切应该自力更生，但毛实在是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即使苏联在很长时间内对中共并无具体援助，毛仍不怨不恼，并不时向苏联表示一下善意。1941年4月苏日签订中立条约，延安表示予以理解。1941年后，延安派往东北、华北的地下工作人员间或也与苏军情报组合作。浇灌多时，终有花开一日，1945年8月，苏军攻入东北，客观上为中共在东北的发展提供了机会，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机会，八路军才能马不停蹄抢先进入东北，占领了各战略要点。
斯大林虽然对毛泽东在延安搞的一套多有不满，但中共毕竟是一家人，苏联红军打进东北后，当然要找八路军。1945年9月，苏联红军大校驾机飞往延安，主动与中共方面联络，以后又对开进东北的八路军多方照顾。但是苏联受到中苏条约的限制，在美国和国民党的压力下，最后还是逼迫中共军政机关退出沈阳等大城市，八路军不少领导干部虽然不高兴，却也毫无办法，于是一直退到哈尔滨，隔着松花江，与国民党军对峙着。但是毛心里明白，八路军占着哈尔滨，事实上仍是沾了苏联的光，因为得到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军队再往前开，就要钻到苏联的鼻子底下了，而斯大林是不乐意看到这种情况的。
苏军自以为有恩于中共，傲慢无礼，在与中共同志交往中，无时不流露一副大国主义的派头，其士兵在东北军纪败坏、胡作非为，激起百姓强烈不满。苏军且把大批工业设施当作战利品搬迁至苏联，国民党利用此事掀起1946年3月反苏大游行，也乘机攻击中共，在这种形势下，毛别无选择，只能反击国民党的“反苏反共”。
毛大事小事都绝不会糊涂。1945年“8。15”后，进入东北的八路军高级干部卢冬生被苏军士兵无辜枪杀，毛只当不知道。但是有人却沉不住气了。东北汉子萧军虽非党员，却也是从延安来的老干部，党出资让他在哈尔滨办了一份《文化报》，萧军在《文化报》上热情宣传党的政策，即便对当时引起东北人民普遍反感的苏军军纪败坏问题也总是委婉地予以解释。但萧军确实不赞成“无条件地拥护苏联”，他试图把俄国人分成两类，即“真正的苏联人民”和犯有罪恶行为的俄国人。于是苏联人不高兴了，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刘芝明迅速组织对萧军的大批判。1948年11月2日，《文化报》终于被迫停刊，萧军也被打发到煤矿办俱乐部去了。
刘芝明的顶头上司东北局宣传部长是在中共七大上落选的前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凯丰的上司则是七大政治局委员高岗。林彪率四野南下后，高岗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但此人却非一贯的亲苏分子。高岗是土生土长的共产党，没有留苏经历，早在延安时期就在毛与王明之间作了选择，从而深受毛的信任和重用。但套用一句老话，“人是会变的”，现在高岗亲眼见到苏联的实力，也就对苏联加深了感情。王明说，高岗在东北受到凯丰的影响，成了积极主张对苏友好的“国际主义者”，此说没有提供具体事实作依据，只能留待日后再作详考。总之，高岗不允许在东北有任何对苏联“不友好”的言论和行为。
其实高岗对待“反苏”言论的态度与毛及东北局其他领导人并无大的冲突，高岗错就错在与苏联人打得太火热，且四处张贴“高主席”的肖像，甚至以自己的名义给斯大林发电报。高岗似乎有些忘了，他是毛委任的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而不是斯大林派任的“新关东总督”。
尽管高岗对苏联的态度热情友好，但是在中共掌舵的毕竟是毛而非王明，因此，在处理“反苏”一类问题时，还是十分讲究内外有别：东北局公开批判了萧军（1948年7月，萧军提出入党申请，得到东北局和中共中央的批准，但紧接着《文化报》事件发生，萧军的党籍也就彻底告吹了），但是对被旅大苏军当局驱赶出来的刘顺元却只是调离东北，另行分配工作，并没有在党内、更没有在社会上大张旗鼓开展对刘顺元的批判。与刘顺元一起被迫离开旅大的原中共旅大地委五人常委中的三人，也只是被调离工作而已，暂时还未受到党纪处分。
有意思的是，被苏联人视为“反苏分子”的康生此时也成了中苏友好的捍卫者。苏联人对康生知之甚详，此公在1933－1937年旅居莫斯科时，也位居“国际主义者”之列，但返回延安后，逐渐与莫斯科离心离德，尤其在整风运动中大整王明等“国际主义者”，搞得王明等叫苦连天。苏联驻延安观察员把这一切都密报回国，莫斯科对康生恨之入骨，无奈康生属毛营，莫斯科手再长，也伸不到延安，对康生竟也毫无办法。几年后形势大变，毛审时度势，在需苏联支持的时候，康生已不适合再出头露面。康生识趣，主动提出要下乡搞土改，于是先在晋西北、后在胶东搞了一场极左的土改。1949年，康生成为中共山东分局第一书记，但毛却有意让康生这个老政治局委员受中央委员、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的全面节制，搞得康生长吁短叹，极不舒坦。
康生虽然很不得志，但在山东却仍然是说一不二的人物。1948年春，刘顺元被调入山东，先被任命为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长，继之又被委任为中共济南特别市市委书记。康生初对刘顺元颇为客气，甚至还在会议上表扬刘顺元敢于在旅大顶苏联人，很有骨气。但是，到了1948年11月，刘少奇的文章发表之后，康生对刘顺元的态度马上转变了，不仅处处打击刘顺元，还在背后骂刘顺元是“反苏分子”。1949年10月，苏联名作家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率代表团访问中国，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访华的第一个苏联大型代表团，刘少奇亲自布置有关参观访问日程和所有细节，议程中法捷耶夫、西蒙诺夫代表团要访问济南，北京命令刘顺元必须回避，并需写出书面检讨，交苏联代表团带回莫斯科。康生得知北京信息后，马上开会，以“反苏”的罪名，宣布撤销刘顺元的济南市委书记的职务。
然而颇为蹊跷的是，正在热情准备迎接苏联代表团的康生，在代表团抵达济南和在济南逗留期间，竟忽然“生病”了。显然，不管康生如何使出全身解数向苏联人大献殷勤，也是白搭，因为毛知道，在斯大林的帐本上，康生早已是一名“臭名昭著的反苏分子”。不管他给斯大林大元帅送的象牙雕多么精美（康生请代表团转送给斯大林的象牙雕，“装有一直径10公分许的玲珑象牙花球，该球自表至里共雕透20层，每层均能转动，每层均雕有异常细致的花眼。”），在斯大林的眼里，康生还是一个可疑人物！接下来的情况是，在建国初“斯大林──毛泽东”的一片欢呼声中，“国际共运的老战士”康生下岗了。康生只能蜷在青岛的海滨别墅和北京医院里吟诗作画，苦捱日子。
就党内地位而言，刘顺元不可与康生相比。康生虽被暂时打入冷宫，但他的政治局委员的头衔仍然保留，刘顺元则需要为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作出个人牺牲。1949年12月下旬，刘顺元奉命进京听取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刘少奇在中南海接见了他，对他讲了一番“加强中苏友好”的道理。刘少奇说：搞好中苏关系，是我国目前的最大利益所在，是头等的政治问题，所以我找你来，不是劝说你，而是命令你，从搞好中苏两大党、两大国关系的高度，认真地写一份检查。听了刘少奇的话，刘顺元已完全清楚，“为了照顾与苏联的关系，我以后不能再受党重用了”。刘顺元在1950年1月2日给中共中央的书面检查中写道：“中央命令自己写检讨，这表明了中央的高度原则性和严肃性……是从中苏两大党、两大民族的团结问题已经成为头等的政治问题，而又有帝国主义与铁托分子的反苏运动可作为前车之鉴的情况下产生的”。
就在刘少奇与刘顺元谈话的那些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也和应邀访苏的毛泽东见了面。斯大林问毛是否知道在东北有黄逸峰这个人，并说，此人连苏联人也瞧不起。毛初听斯大林提到黄逸峰，头脑中一片茫然，不知此人乃何方神圣，竟然惊动了斯大林。事后，周恩来向毛细细道来，才知此君乃中长铁路总局中方副局长，因对苏方个别人员大国主义行为不满，被苏联人在斯大林处告了刁状。于是，毛记得了黄逸峰的名字，但并没对黄怎么样。黄逸峰随东北铁道纵队进关，随即奉命接管华东铁路，成为建国后第一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以后，刘少奇还是和黄逸峰谈了话，批评他看问题“太简单，太天真了”，然而刘顺元的境况一时却比黄逸峰差得多。
刘顺元检讨交出，组织处理的决定也出来了：刘顺元被连降三级，在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下属的规划局任副局长。刘顺元在大连的老搭档唐韵超更是霉运不断。当年他与刘顺元一同被苏联人从旅大驱赶出来，到了1948年被调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劳动总局局长，一直在“高主席”的治下，1951年11月，东北局宣布开除唐韵超的党籍，罪状之一是“1946年任大连总工会主席时期，经常散布对苏联不满的言论，曾因此引起苏联同志对他政治上的怀疑，而提议把他调离大连”。
在刘顺元被贬谪的几年，党内已不再有任何人敢发表“反苏”言论，党外却还有人不知利害，仍在那嘀嘀咕咕。1951年，刘王立明居然在民盟内部的会议上批评起苏军当年在东北的行为，遭到严厉批判当是在意料之中的。
1953年斯大林终于死了，在全国上下经历了失去“伟大导师”的哀痛之后，刘少奇想起了刘顺元。1954年刘顺元复出，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常务书记。一年后，1949年易名为马列学院的原中共中央党校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在江苏，性格耿直的刘顺元还是难改脾性，经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