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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基本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构成了中国前现代社会的基础。当1840年中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西方侵略和价值观念的冲击时，中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这就是如何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适时改革中国现存的社会结构，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创新和观念变革，重新汇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资源，使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在冲突中走向新的融合，从而推动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然而当时的中国统治者与绝大部分士大夫却被动地、消极地试图以微小的、局部的政策调整来摆脱中国的危机，选择的是尽量缩小变革规模的道路，结果使中国的转变更充满曲折和动荡，造成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的跌宕起伏。
二、重建政治共同体的困厄
根据衡量一个社会现代性的强弱的具体指标，即工业化、都市化、识字率、现代契约关系、社会流动性和政治制度化来分析1840年后的中国社会变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在大约100年的时间内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自1840—1911年，历经72年的变迁，中国已从一个典型的传统社会向具有现代色彩的新式民族国家过渡。自1911年中华民国创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期间的急剧变动甚至更大。因社会转型所引发的国内与国际矛盾的激烈冲突，演化为各种政治力量的新的组合和分裂。与现代观念散播的同时，新的经济势力和社会力量也急剧增长，而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与观念文化绝不妥协地对新生事物的激烈反抗，使得中国的变革波谲云诡，一波三折。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第一阶段大约历经72年，中间经过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其特征是消极、被动地被纳入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之中。
第一时期：1840…1860年，面临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中国试图在不变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运用传统政治、军事、经济资源进行全面抵抗，但反而遭受到更大耻辱与失败。在大约20年的时间内，中国历经西方列强强加的两次鸦片战争，丧失了大片国土，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向列强提供片面最惠国待遇，在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的险恶形势下，清廷统治者不思变革，终于爆发了长达14年的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彻底暴露了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弊端及清廷统治者的麻木与愚昧。
第二时期，1860年左右…19世纪末，随着西方军事、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在中国的急剧增长。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裂变，出现了试图在保存中国传统内核前提下的变革运动。这个时期的变革主体是受西方侵略刺激而图谋改弦更张的清廷开明人士和与西方有联系的部分士大夫与新兴商人。但由于清廷最高统治者抗拒进行制度性的重大创新，严重影响了中国转变的规模和速度，在强大的西方压力下，不仅未能恢复中国昔日的国威，走上富强之道，反而进一步走向衰落。
严格地说，中国的变革始于19世纪60年代。在西方的刺激和压力下，清廷开始寻求变革，首先是在1860年创立处理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继之，由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崛起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了旨在寻求富强的洋务运动，开办了一批现代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这是中国工业化的最早基地。稍后，一批与官府有密切联系的士绅转而兴办有官府背景的民用企业，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早期民族资本家和从农民转化而来的近代工人。这样，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饶有兴味的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崛起的湘、淮军势力是最早与西方接触并表示愿意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的社会力量，而中央政权则受到观念、利益等的限制，对变革表现出很大的消极性，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逐渐丧失对国内的控制能力，导致地方势力的急剧膨胀，这些地方势力，在很大程度上又的确是湘、淮军势力的延续。这个时期的变革的中心内容是引进西方的军、民用工业技术，即所谓“器物层次”上的变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体现着调整但不动摇传统这种指导性的变革思想，即被迫承认中国传统不能解决器物层次的进步，尽管它仍是“中国中心论”的一种变种。由于中国传统势力的极其强大，企图变革的、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士大夫阶层试图在“托古改制”的旗号下，悄悄进行一场融汇中国传统与近代西方思想的制度变革，企图从器物层次的变革向制度层次的变革迈出一步。然而这一步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有可能彻底动摇中国社会的旧有结构。中国守旧的统治者对此进行全面反抗，扼杀了这次变革。百日维新失败的深远意义，也许是变革推动者与扼杀者都未能充分预见的——中国试图走日本道路的希望与机会就此彻底丧失了。
第三时期：大约从20世纪初到1911年清王朝崩溃、中华民国创立。戊戌变法在血泊中被扼杀并没有使清王朝走向中兴，相反中国向恶性方向急剧发展。义和团运动的彻底失败使清廷的最后一点自尊和傲慢完全被卑怯、投降所替代，庚子协定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经济，从此中国真正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时，清廷开始较有系统地革新制度，包括制定具有现代色彩的法律、奖励工商、创建政府职能机构、鼓励留学、制定宪政时间表、设立省级宪政咨议机构等。尤其具有重大意义的是，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转向追求实用科技的现代教育制度，此举彻底动摇了中国前现代社会政治结构的基础。这些变革措施显示，在经过近60年西方的严重冲击后，中国统治者终于明白，即使为保持统治阶级自身的既得利益，也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但是这些大规模的变革是在清廷统治已严重削弱的形势下进行的，加之变革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的动荡，因此清王朝的政治结构几乎濒于全面瘫痪。旧结构的衰微和大规模变革刺激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勃兴，接受了西方思想和日本经验的海外中国留学生，以孙中山为核心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具有完全意义的现代政党——同盟会，成了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主体。代表了新经济关系及思想价值的社会组织——商会、科学社、各种学会、演讲会等成了刚刚萌发的市民社会的中坚力量。新式学校、报馆、译书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近代国家观念和以英、法经验为依归的民主主义思想以通商口岸为中心，把推动变革的意识逐渐散播于社会，形成一股要求彻底变革社会的强大思潮。作为这种思潮与新社会力量互动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中国的变革终于走向制度的层次，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创立了亚洲第一个以美国制度为样板的共和国，即中华民国。
数干年帝制的崩溃和共和政体的建立，是中国进入了向现代转变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又可分为北洋政府统治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两个时期的任务是相同的，这就是建立新型民族国家，以保护经济起飞，实现社会的全面变革，加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中华民国的创立为大规模的制度变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开辟了新的前景。辛亥革命的巨大创新精神体现在政治、经济、思想观念各个领域。帝制的瓦解和王权的崩溃，极大地动摇了传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国初年国会的建立，现代政党政治的初步展开，标志着中国政治制度化的起步。新式教育和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为中国人提供了激励变革的新的世界观。民国初年大批报刊创办，一时全国报纸达500种，北京一地就有大小50多种报纸，就连地处偏僻的四川也有23家报纸。在20世纪初发展工业的基础上，新式工业（以纺织、食品加工为主）有了迅速发展。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对发展工商业也表现出一定的兴趣，颁布了若干鼓励实业的法规和条令，＇5＇ 一时使企业界“耳目一新”。城市商业活动日趋活跃，并逐渐由沿海、沿江向内地渗透，一个新的全国市场开始形成。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创立，是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一步。然而，中华民国的创立，只是为中国的最终现代化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中国现代化的展开有赖于国际和国内诸多条件的配合和对旧有结构的彻底更新。问题的关键是，在旧结构的基础上，能否建立起新结构？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能否完成民族独立和改造的双重任务？正是在这些关键问题上中国遇到了新的挑战。这包括中国所面临的不利的国际秩序与在国内新形势下改头换面的传统主义的全面反扑。
首先，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减轻中国所承受的西方的巨大压力，也没有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增强中国的主权独立。无庸置疑，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处于以欧美为核心的世界经济圈的边缘，已发展的西方列强与东方的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固然刺激了中国现代因素的增长，但同时对中国的转变也构成了巨大的障碍。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的一系列特权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所必须的积累：协定关税、租界内的治外法权、片面最惠国待遇、海关和邮政权利的控制、外国在华的驻军和势力范围的存在等等，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了推动现代化中枢的中国政府的权威。
第二，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被动的。中国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文化在中国人的心理上造成一种对西方文明既欣赏又排拒的矛盾心态。民族主义的振兴要求发掘中国传统中的爱国主义资源，激励国人的爱国热忱，保障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完整，而彻底进行社会改造又要求重新评判中国传统，向西方可取之处学习。1840年以来中国先进分子长期处于两难境地，他们一直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调适点，但屡屡失败，无从解决这个尖锐的时代矛盾。民国肇始，并不能改变这种困境。
第三，清王朝崩溃和继之结束的袁世凯统治使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急速衰微，地方军阀乘机崛起，国内政治出现了长期动荡，严重地阻碍了现代发展所要求的集中与分权相调适的机制形成。这使国家的政治、经济资源无法汇集。
第四，中华民国创立后，新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纷纷建立，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多元发展的需要。然而现代化的外装并不能掩盖沉重的传统的全面影响，政府制度化程度低下，缺乏现代政治人物，社会自治组织发育不良，市场经济受到传统方式的严重束缚，都预示着中国社会转型将面临艰难曲折的道路。
这种进步与保守的冲突，又和中国与西方列强、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不仅贯穿于北洋政府的整个统治时期，而且在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以更尖锐、更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带来严重影响。
20年代以后，随着外国经济势力对中国的进一步渗透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体系加速了分化的过程，社会各阶层的分裂和对抗也日趋激烈。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东南沿海沿江的传统农业和手工业逐渐衰微，众多农民由于受“外力压迫”，兼之“受不良政治的影响，苛捐杂税的勒索”，“土豪劣绅的剥夺”以及“水旱灾荒的损失”，“已陷于破产之境”，＇6＇ 纷纷涌入中心城市，破产农民加入了雇佣劳动队伍，使得工农之间的联系逐渐扩大，相互影响加深，同时也加剧了城市的人口压力，造成大量失业和无业游民的激增。同一时期，西方国家为转嫁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加紧了向中国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在外货倾销的打击下，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陷于困境，＇7＇ 引发了一系列尖锐的社会问题，造成社会关系的长期紧张。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化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也表现得十分激烈。西方思想的冲击和帝制的崩溃，打破了传统社会原先在政治体制、经济生活和精神价值领域及伦理规范之间的高度整合。“五四”以后，社会变迁逐渐在改变着人口结构，愈来愈多的人口向沿海都市和其它中心城市集中，社会分工加速，社会成员因所处生活环境的不同，文化趣味也开始产生分化，致使社会的文化价值日益趋于分殊和多元化。伴随着现代教育机构的普遍设立，学生人数和自由职业者的急速增长，西方新思潮的竞相引入，报刊的日益普及，一种有别于传统价值观的新型文化观在都市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文化上的新价值，由知识界、教育界通过言论、著述的渠道在社会扩散，并被众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新价值的竞相产生，降低了知识分子和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对中国传统价值的尊崇，同时也激化了新价值与固有价值及传统结构的紧张冲突。＇8＇ 国内政局的长期混乱，一方面为知识界创造新价值及新价值的传播提供了适当的环境；另一方面，价值的分殊和多元发展又刺激了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促使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壮大。
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集中反映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从大革命时期广泛的政治动员中壮大起来的社会运动和继承“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资源，从学术专业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自由知识分子以及民族资产阶级，把愈来愈多的工农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带到了社会的政治中心，要求维护民族独立，实现社会公正，呼唤建立新的文化价值体系，重构政治共同体，以回应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趋势。
传统社会结构的持续分化和日益广泛的社会群体跃入社会的政治中心对中国政治体系构成了强大的压力，客观上要求创立一种容纳现代性与民族性，能够处理不断变化的社会问题，容纳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的新兴力量的新的制度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