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水平，却被领导安排做了“组长”，；因为蹲着吃饭的习惯，标志着这人的家庭出身是属于“穷人”，也就是“后来学习中常说的阶级”，刘乃元说，从此，他明日了一条重要的道理：阶级成份比文化水平重要得多＇ ＇。
所以给“立场”和“何为正确”下定义是一项重要的权力，掌握了这个权力，再把“立场”和“阶级出身”结合起来考察，就一劳永逸地掌握了改造知识份子的主动权。1950年11月1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写南京市欢迎苏联尤金博士学术演讲的报告会上提出新概念“美国没文化”，一时在南京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对此持有异议＇ ＇，但当执政党提出“立场”问题后，他们就噤口无言了。刘乃元在华北革大学习时不同意将人性一概视为阶级的产物。他提出的问题是，各种慈善事业、人道主义事业属于什么阶级？美国的人权运动属于什么阶级？学习讨论会的结论是：1、慈善事业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它比公然的压迫更为阴险。2、美国是阶级社会，人权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运动。不久后，刘乃元就因其持有的错误的观点受到学校领导的公开批评，但是对刘乃元的批评并没有到此结束，因为还没有挖掘出他“错误的观点”的“阶级根源”於是在小组会上他被追问交待个人历史问题，对刘乃元的结论是“坚持反动资产阶级立场”＇ ＇。
当执政党还在执行“新民主主义”建国方针的时候，在思想意识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份子就已被视为对立面，只是在这个时期，在落实“阶级出身论”的原则时，仍然表现出相当的弹性：各级政府都吸收了部分民主人士参政；在许多大、中城市，资本家的家属甚至担任了居民委员会负责人；非工农出身，“历史清白”的知识青年，即使不是党团员，也可参军、参干。
建国后的“阶级出身论”是通过50年代初的几个大的政治运动来体现和落实的。执政党重建社会的基本方法，就是不间断地推进政治运动，借助于政治运动将党深深扎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对于政治运动的这种特殊功用，党的领导人并不讳言。1954年党中央负责政法工作的领导人董必武、彭真都曾说过，共产党就是靠运动吃饭＇ ＇。
这时期的政治运动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较多并直接运用革命专政或革命专政的震慑力，带有明确的政治清算的色彩，即通过政治运动，检查、发现敌人——历史上有严重反共行为的份子、一般参与反共活动的份子、敌对阶级的社会基础——地主、“伪保甲长”等等，依据其罪行程度，分别采取镇压、监禁、管制等措施。 1951年初，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全面推开，据董必武向苏联大使所通报的情况：到该年7月底，“反革命力量基本上被肃清。在华中和西南，肃清了在那里活动几十年的匪帮。被公安机关投入监狱的有100万人，枪毙了50万土匪、奸细、破坏份子和恶霸。在镇压反革命的过程中，城市没犯错误。农村出现了明显的过火行为。许多罪行不够死刑的犯罪份子也被枪毙了”。对于运动中的“过火”行为，毛泽东作出“纠偏”，在同年5月召开的公安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在某种程度上减轻惩治政策的指示”，即在可轻判和可重判情况下给予轻判的决定，部分被判处死刑的人可被缓刑2年执行，而且在两年期满之后还可改判他们劳改，只枪毙那些罪大恶极的犯罪份子。死刑不再像以往那样，由区或县政府批准，现在要由省和其他上级机关批准＇ ＇。
1952年开始的“三反”和“五反”运动都是重点打击资产阶级，1952年3月，刘少奇向苏联驻华大使详情谈了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意义和指导运动的策略，他说：
在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得出了结论，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之下，暂时我们还不能彻底同民族资产阶级决裂和开始消灭它的运动。出于这一考虑，我们决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最上层，即最反动的那一部分实施打击。作为战术措施，党中央决定开展“五反”运动。如果说“三反”运动涉及的仅是国家职工和地方行政机关里的职工，那么“五反”运动是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是对它最反动的部分实施打击并将其消灭之。为了在实践中检验这一点，我们再次选择了北京和天津为试点。我们决定对属於资产阶级的所有工商企业进行检查，揭露他们的活动和滥用职权的行为，当我们在这两个城市取得经验之后，再在其他城市开展运动。已经查明，这样的工商企业，北京有4。9万家，天津有5万家。所有它们都一一受到了审查。在开展这一运动时，我们把最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份子同其中下阶层区别开来，只对其上层进行打击。臭名昭著的敌对份子，把我们同资产阶级的合作用于卑鄙目的的，是民族资产阶级中那些十分反动的份子。这些人干尽坏事，其中包括同美英间谍和其他组织合作，在我们研究了北京和天津所有这些工商界人士的情况，认真审查了所有材料之后，我们做出了以下决定：其余1﹪最大和最恶劣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将被我们监禁和枪决，但我们首先得让他们交还所有的钱，迫使其交纳巨额罚金＇ ＇。
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即将全面开始的时候，对社会的全方位的改造已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其重要的一环就是摸清全国各阶级各阶层的“民情”。新政权高度重视对全国人民政治态度阶级出身的调查，尤其是城镇人口阶级成份的调查。将每个人的阶级出身视为是对新政权忠诚度的识别标志，其方法就是借助政治运动的巨大冲击力和震慑力，采取一系列具体细致的方法：动员本人交代、填写表格、写自传、检举揭发，审干人员外出调查等，检查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政治面貌（阶级出身），通过阶级成份的确定，在社会广大人群中排列区分出左、中、右，从此建立起可供查证的社会成员政治忠诚度的判断识别体系。
建国初期，执政党对农村和城市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在农村，党组织的中心工作之一就是用极大的精力来划分农村的阶级成份，加速建立党在农村的基层结构，执政党用于政治动员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就是依靠自己人——依据阶级出身寻找自己人，以此来聚集社会基础，这主要表现在土改运动由通过严厉打击地主阶级，组织以贫雇农为核心的“阶级队伍”，划分敌、我、友，并迅速在此基础上建党（党支部、党小组）、建政（村委会）、建立民兵、妇联、治保小组，将党和政府的制度架构牢牢扎根在农村最底层，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中央政府通过各级机构对农村基层的垂直领导。
新政权在农村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主要措施是“管制”，其基本方面就是强制规定被“管制”的对象：“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并随时接受群众的批斗。从理论上讲，“管制”是针对一小部分特定的人群，依照1950年颁布实施的《管制反革命暂行办法》，管制对象为：土匪、反动党团骨干份子、反动会道门头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等。一般地主、烟鬼、游民、懒汉、小偷、反革命份子和地主家属子女不属管制范围＇ ＇。但在实际操作上，地方基层往往大大突破这项规定，在农村，一般都扩大所有“地主”及其家属和居家的子女。因为政治大气候一直强调要反对右倾麻痹思想，加强对敌专政，而是否符合“戴帽”和“管制”的条件，又无十分具体可供操作的标准，其解释权多掌握在基层干部手中。一些地区的县、乡领导为了表示站稳“阶级立场”，习惯性地采取“宁左勿右”的方针，大面积扩大被管制人群的范围，在50年代初还一度受到上级部门的批评，1953年贵州省紫云县四区的德兴乡二村共有330户，人口1627人，却管制了23户（全家所有人均被管制），共150人，占全乡总人口的千分之九十二强，超过了中央规定的千分之三的30倍。贵定县都禄乡管制面竟达到该乡总人口的一半，独山县基长乡人口总数为8361人，共管制了456人，经上级部门复查，只有11人符合管制条件＇ ＇。四川省丰都县七区莲花乡七村被管制者高达250人之，而真正符合管制条件的只有3人。灌县大观乡竟将缴不起公粮的农民及调皮的小孩也予以管制。“其他如管制反革命份子家属的现象亦很普遍”＇ ＇。甘肃省武山县洛门区蓼阳乡将地主50户共340人，一律管制＇ ＇。山东省历城县一区冷水沟乡符合管制条件的只有23人，但实际管制了105人。裴家营、梁王、三会人三个乡共有地主82户，连同地主家属子女共394人，也全部被管制。这些被戴“帽子”，受到“管制”的地主及其家属，都受到公开的歧视，生存境遇十分困难，某些地区的群众甚至公开命令地主和被遣送返乡的旧官吏称自己为“爹”和“爷”＇ ＇。
相比较于城市，执政党对于农村的改造，更为得心应手，因为大体上只需将在1949年以前在根据地执行的政策拿来用即可。城市的情况则较为复杂：共产党比较不熟悉城市；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受到《共同纲领》的制约，执政党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份子。但是，执政党一定要在城市建立起自己的阶级阵线，这就是一方面执行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另一方面又要在城市居民中区分敌、我、友。执政党的办法是：在城市开展较为和缓的民主改革。所谓“城市民主改革运动”发生在1949…1953年，就是配合几个大的政治运动，在城市各工厂、机关、学校、商店、街道，对所有人员进行“阶级摸底”重点对旧人员进行细致的调查（家庭出身，1949年以前的职业、经历），包括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查生活。
5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的大中小城市和乡镇的各单位普遍进行了“阶级摸底”，这顶工作在的50年代的整整10年里一直持续进行，50年代初只是这项工作的开始阶段。根据统一部署，华北直属第一工程公司在1952年底至1953年初，集中全体工作人员开展“冬训政治学习活动”，主要内容就是进行“忠诚老实学习”。在重点学习了刘澜涛、钱正英关于忠诚老实的讲话后，经过动员，在该公司的152人中，有134人交待了政治历史问题，仅据1953年1月15日一天的统计，就有65人交待了政治性问题，其中有：隐瞒国民党团长身份一人；隐瞒国民党排长身份一人；隐瞒“伪机关科长”一人；隐瞒国民党党员身份共14人；“国民党地下党员”一人，三青团员4人，军统、中统特务5人，一贯道23人等等。公司领导对于上述人员，采取了“稳定情绪”的指施，一方面向他们承诺“保证不失业”，并及时和公安部门联系，部署对他们展开调查工作＇ ＇。
西南财政经济委员会所属各中等技术学校学员的政治历史情况，经调查也基本摸清重庆第一土木建筑学校新生班共115人，其中参加过反动党派、反动军队、封建迷信组织的有46人；叛党政治变节份子共有26人；本人或家属被镇压或劳改者有56人（有些是一人兼几种）＇ ＇。
1953年，位於南京市的私营江南水泥厂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经动员，该厂1022名职工中，有997人交待了个人历史，其中753人被认为“有问题”，占全厂职工总数的76％强。工人中参加过三青团的有54人，参加过国民党的有34人，参加过国民党军队的268人，当过国民党警察的有81人，曾是国民党特务的有31人＇ ＇。上述自我交代人员中有严重问题的人，经调查核实后都予以了逮捕和管制，从而使党组织进一步摸清并掌握了城市各单位人员的“政情”。
50年代初的“城市民主改革”加速推动建立起执政党在城市的组织基础（党组织、团组织、工会、妇联），1953年后，更建立起以户口制为中心的，单位、街道、派出所三位一体的综合治安保卫制度，将党在城市中的基层结构全面建立了起来。1953年上半年西南民政局为配合人口普查，对重庆市三个派出所桂花街（商业区）、王爷石堡（居民区）、小龙坎（工厂区）所辖人口的政治面貌进行了调查。三个派出所共辖人口64026人，但“特种人口”高达1 868人，占人口总数的3％，占18岁以上人口的6％。所谓“特种人口”是指被管制份子、“释放犯”、缓刑犯、在押犯、居住在城里的地主、登记自新未予管制者、“社会游荡份子”（小偷、暗娼、妓女、舞女）＇ ＇。至此，所有城市居民的各种情况也被党和国家全面掌握。
执政党对于在党内贯彻“阶级路线”，表现出更加坚决的态度。这主要体现在严格入党条件和在党、军队、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对干部进行频繁的政治审查和清理。建国之初，中共开始在产业工人中大量吸收党员，知识份子入党则要经过更加严格的挑选。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执政党在朝鲜战场上吸收了一批参军的知识青年入党。但是对于和平环境下要求入党的知识份子，则取决于他们在各项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以及他们的家庭背景是否清白。如果阶级出身有问题，亲属中有被杀、关、管或有海外关系者即使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十分积极，也不会被吸收入党。
1951年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和部署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清理内层（党机关）、中层（政府机关）的运动。被清洗的对象大多是“阶级异己份子”，即出身于地富家庭、对地富家庭表示同情的共产党员。1952年4月，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又向全党发出指示，命令干部中“凡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地主阶级有关系者”，必须作出交代＇ ＇。紧接着，全国各级党政干部向党组织普遍交代了各自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 ＇。在这类运动中，交代阶级成份、本人历史和社会关系都是中心内容。
中共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下，从来就把清理内部，纯洁组织看成是一项事关革命成败、胜利果实能否保持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建国后，这又作为一项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