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新权威。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是中共武装革命的草创年代，一时豪雄四起，在反抗国民党的大目标下，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被暂时掩盖。但根据地内，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矛盾、留苏干部与国内干部的矛盾、知识份子干部与农民出身的干部的矛盾仍然存在，使之可以凝聚的唯一力量来自於中共中央的权威，包括中央提供的意识形态义理系统的理论权威。只是此时的中共中央远离乡村，城市中央对根据地的领导必须通过毛泽东来体现，因此，毛个人的识见、智慧、人格因素和作风态度就显得特别重要了。毛是江西苏区所有武装同志中最具政治眼光、意志最为刚强的，且最善用兵打仗，但其人作风专断，使许多军中同志对其“敬而畏之”。在1929年的朱、毛纷争中，朱德因其为人宽厚、作风民主，得到红四军（红一方面军前身）多数干部的同情和支持。1929年7月陈毅赴上海汇报请示中央对朱、毛纷争的意见，中共中央明确表态支持毛。陈毅返赣后，亲自请毛出山，朱德、陈毅为忠诚的共产党员，一切服从中央，重新理顺了与毛的关系，使红四军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得以化解。但是，毛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分歧却因各种原因而尖锐化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生了毛泽东“打AB团”的大清洗。这场事变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己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而不管这种反对力量是来自红军内部或是地方党组织。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的权威，毛一举挣脱党道德和党伦理的约束，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己力量的党内同志。
毛泽东用流血的超常规手段解决党内纷争，究竟要达到甚么目标？一言以蔽之，毛要做江西苏区的列宁，由於此时毛尚未成为中国党的列宁，不具号令全党的法理权威，他才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党内的反侧。
镇压“反革命”，何愧之有
将大规模的恐怖施之於党内和军内，与党道德和党伦理存在巨大冲突，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毛泽东自有办法。他声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党和红军已被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所控制，为了挽救革命，必须对之进行彻底改造，这样，毛的镇压就有了思想的旗帜。李文林是知识份子出身的赣西南党与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与毛泽东及红四军的关系一度十分密切。但是到了1930年初，经历多次组合的江西地方红军和赣西南党团机构在若干问题上与毛泽东产生了意见分歧，和毛泽东的关系也日趋紧张。赣西南方面与毛泽东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1）土改政策问题。赣西南方面主张执行中共六大关於“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决定，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2）军队及地方党机构的归属及人员配置问题。1929年11月底，毛泽东提出合如赣西、湘赣边界两特委，成立新的赣西特委，毛并决定将李文林领导的红二、四团合如到彭德怀部另成立红六军。赣西南方面则认为此决定须经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才能生效。1930年1月，毛泽东任命红四军干部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作为领导赣西南等地的最高机构，但是却受到赣西南方面的抵制。
为了解决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党团机构的矛盾，毛泽东於1930年2月6…9日，在赣西特委所在地吉安县陂头村召开了由红四军前委和赣西南方面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江汉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身份参加会议，刘士奇等作为助手配合毛泽东组织了这次会议。
在“二？七”会议上，两个月前经中共中央批准恢复了对红四军领导权的毛泽东，在刘士奇、曾山的帮助下，发动了一场对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为日后掀起“肃AB团”运动埋下了火种。
毛泽东等列举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严重政治错误”主要有两项：（1）毛等批评赣西南负责人江汉波、李文林提出的仅“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主张，是“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指出“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2）毛等指责江汉波等用“非政治的琐碎话，煽动同志反对正确路线的党的领袖”……这里所提到的“党的领袖”，是指毛泽东派任赣西特委书记的刘士奇。
由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将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扣上“富农份子”的帽子，宣布开除江汉波的党籍，李文林被调离出主力部队，转任地方工作。2月16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通告指出：
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
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塞维克化。
“打倒机会主义领导”在此前还是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这个1927年“八？七会议”前后始出现的概念，也只是宣布改变陈独秀的路线并中止其在中央的领导职务。在这之后，中共虽已愈益强调思想统一，但党内还保留了若干大革命时期民主传统的痕迹。依那时的党道德和党伦理，不同意见仍可在党内争论，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则拥有最终裁判权，未闻有将持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予以肉体消灭的事例，但是到了1930年，毛却将“打倒机会主义领导”与肉体消灭结合起来。
将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转变成一个对敌斗争的概念，这中间需要过渡和转换，毛泽东轻而易举就找到了这个中介环节。他宣布，党内机会主义领导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份子，从而将对敌斗争的口号……打倒国民党、消灭地富反革命，与党内斗争的概念“打倒机会主义领导”顺利地衔接起来，一举获得了镇压的正当性，所谓镇压有据，消灭有理。1930年春，在苏区内已流传国民党“AB团”进行渗透破坏，其组织已被陆续破获的消息，根据地的对敌警惕气氛空前高涨，在这样的形势下，毛完全可以用“镇压反革命”来要求红军和根据地的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全力支持和服从镇压“AB团”的政策。1930年“二？七”会议后，革命恐怖的气氛在江西苏区已逐渐形成。赣西南特委在书记刘士奇的领导下，遵照红四军前委《第一号通告》的精神，率先发动“肃AB团”的宣传攻势。
6月25日，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命令各级组织：如发现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的份子，应捉拿交苏（维埃）政府究办，凡出来生疏的经过赤色区域必须严格检查，如有嫌疑应即拘捕交苏维埃政府，赤色区域内的民众流通应持所属苏维埃通行条子。
工农竤众只有阶级之分，不要顾至亲戚朋友关系，凡是来到自己家里或发现其他地方有行动不对的人不论亲戚朋友，应报告苏维埃拿办。
《大纲》同时号召“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现在各级苏维埃应加紧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杀豪绅地主反动富农份子以示警戒，但是杀人要有反动事实可证，严禁误杀。”这份《大纲》虽然提到杀人要有证据，严禁误杀，但是恐怖大门一经打开，事态很快就失去控制。
1930年7、8月间，“肃AB团”迅速从基层清洗转移到上级机关。8月，李文林出任根据李立三攻打大城市命令而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在“打AB团”的积极性方面，李文林并不输於前任特委书记刘士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赣西南特委在1930年9月24日印发的《紧急通告第20号……动员党员竤众彻底肃清AB团》文件中宣布：“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AB团的小组……所有混入在党团特委的赣西南政府的AB团份子全部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通通供报出来了。”
这份《紧急通告》还详细规定了“肃AB团”的审讯方法和处决人犯的基本原则：“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
一经发现“AB团”份子，下一步就是枪毙。《紧急通告》要求：对於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竤众大会中由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份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
赣西南特委厉行“肃AB团”，到了10月，在赣西南三万多共产党员中已“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二？七”会议要求把“党内代表富农份子不论其阶级如何及过去工作如何，无情的坚决的开除出党”），消灭了一千多“AB团”。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1/4被打成“AB团”，也大多被杀。
在赣西南特委大张旗鼓“肃AB团”时，毛因忙於主持军中事务，并没有直接插手地方的“打AB团”，进入10月后，毛的态度发生转变。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江西吉安县城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通报他对赣西南党的状况的看法及准备采取的措施。毛在这封信中继续发展了他在“二？七”会议期间对赣西南党团机构的基本观点，指出：近来赣西南党“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份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毛申明，为“挽救这一危机”，决定进行一场以“打AB团”为号召的肃反运动，以对赣西南的党团机构“来一番根本改造”。
毛泽东真的相信有如此多的“AB团”吗？答案是似信非信。1927年后，为生存而奋斗的中共，长期处在被封锁和断杀的极端残酷的环境下，作为一种自卫反应，毛习惯对国民党的反共行为给予严重的估计，在诸如国民党向共产党区域派遣破坏特务，国民党利用“自首政策”胁迫中共人员充当特务等问题上，毛看得尤其严重。在激烈的国共斗争中，毛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即对於国民党在共产党区域的活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从“警惕性”方面而言，中共高级领导人当中未有超过毛泽东者。在另一方面，连李文林等人也大打“AB团”，毛就更没有理由不相信有大批“AB团”。
然而毛泽东又绝对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十分清楚，苏区不可能有如此多的“AB团”，既然恐怖闸门已开，正可顺势引导，将所有公开和潜在的反侧一如镇压下去，毛作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在镇压李文林等赣西南领导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挥的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进行大清洗，开展“打AB团”运动。
1930年10月，毛率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并动员彭德怀在打下长沙后退出。毛的这些举措引起部分红军指战员不满，军中一时思想混乱。为了消除军中的不稳定情绪，毛在率军退出吉安后，於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份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4，400余名“AB团”份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
红一方面军内部的“打AB团”极为惨烈，地富或知识份子出身的党员、过去曾与毛意见相左的同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黄克诚当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该师组织科长、政务科长都被当作“AB团”被肃掉。宣传科长何笃才在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南昌暴动，后随朱德上井冈山。只因何笃才在古田会议前的朱、毛争论中站在朱德一边，从此便不被毛重用，不久即被调出红一军团，在黄克诚手下当个宣传科长。何笃才与黄克诚交谊，“两人在一起无所不谈”。何笃才认为，毛泽东这个人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他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但毛的组织路线不对头，“毛泽东过於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笃才并举例说，一些品质很坏的人就是因为会顺从，受到毛的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果其不然，这位聪縪过人、毫无过错的何笃才不久就被扣之以“AB团”的恶名遭到杀害。
毛泽东既然对自己直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也大开杀戒，那么对一贯与自己唱反调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就更不会有丝毫顾惜了。如前所述，李文林在“肃AB团”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但是到了1930年10月，随著“肃AB团”中暴露出的乱打乱杀现象的日益严重，李文林的态度开始转趋冷静，10月底，省行委发出通告，批评“肃AB团”斗争中存在的简单化错误，强调对工农竤众扩大自首范围，对捉拿老同志更要小心谨慎，如案情重大，则必须将人犯押往省行委肃反委员会审理，解除了县以下基层组织的处决权。令人奇怪的是，当李文林的肃反狂热降温时，毛泽东却开始升温了。
1930年11月，毛泽东的“根本改造”的利刃终於刺向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及其所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此次行动更因李文林等坚持执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线，反对弃攻南昌的主张而更加惨烈。
1930年5月，赣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参加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此次会议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李文林返回后，於8月上旬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部署贯彻李立三的精神。“二全会”不指名地指责了毛的一系列的观点和做法，撤销了拥护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