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华南工大的学生提出：北京的同学来信说，除了毛主席外，谁都可以怀疑。
周恩来说：这是怀疑一切。这样就把毛主席孤立起来了。你想一想，对所有干部都怀疑，毛主席的领导不就悬空了吗？
来自北京工业大学的一个学生提出：广州军区一小撮利用一些组织与“省革联”
的矛盾，挑动群众斗群众，以后又实行军管……
周恩来对这个学生公然提“广州军区一小撮”和反对军管非常恼火，没等他说完就愤怒地打断了他：“什么？‘广州军区一小撮’是谁？拿出证据来！‘省革联’的错误和军管有什么关系呢？军管是毛主席根据各方面的情况亲自制定的，是我亲手办的这件事。你这样说，就是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央，我不能不激动，不能不站出来说话，维护毛主席和中央的决定。你要承认这句话是讲错了，是说脱口了，军管是正确的。”
这名学生被迫承认了错误。
又有一名学生问：“有人说，军队有些人要实行资产阶级复辟。总理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恩来回答说：“谁要实行资产阶级复辟？我看不能够那样说法。好像解放军要那样做，或者解放军的某几个人要那样做，我现在不这么看。有些地方还喊：革命的打、砸、抢万岁，打、砸、抢有什么革命的？不许可的嘛！这是错误的口号。”
周恩来还告诫在场的北京一些学校的学生：“你们到广东说话、提口号一定要慎重，你们今年来串联，不同于去年，不能再像去年那样，冲一阵就行了。串联的问题是你们提出的，中央文革同意的，但是有条件的。想同去年一样，再造成一个大串联的形势，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4月21日，周恩来接见《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驻外地记者。他说：你们反映的面要广一些。解放军支左是中心，但还要报道一些解放军支工、支农的成绩，也要听一听群众性很大的保守派方面的意见。这样，我们看问题广阔一些，考虑问题更全面一些。
显然，周恩来这样说，目的是为了减轻军队的压力。因为毛泽东说军队支左工作有错误，但支工、支农还是有成绩的。正面报道军队支工、支农的成绩，报道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拥护解放军的事，有利于军队威信的树立，有利于军队的稳定。
6月29日上午，江西的造反派冲入省军区，并抢夺军区枪支弹药。周恩来得知后，丢开其他工作，立即召集江西在京的两派的代表开会，严厉批评了冲入军区、抢夺解放军武器的行为。他说：“你们筹委会冲入军事机关，夺取武器，这是违反军委八条命令的，是违反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文件精神的。应当立即打电话回去，要他们停止夺枪，退出军区，将已抢的枪支弹药退还军区，听候中央派人去处理。如果你们不停止夺枪，不退出军区，不退还已抢的武器，你们就要犯错误。”
《紧急指示》（6）
两派代表当即打电话回去传达周恩来的命令。
周恩来又说：“现在有些地方提出什么‘摆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面前最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解决枪杆子的问题’”，“要夺权、夺枪，这是错误的。把军区拉下来，全省大乱的问题你们想过没有？把全国军队拉下来，全国大乱的问题你们想过没有？你们冷静地想一想，我不愿意看到你们走向反面。”
周恩来越说越激动：“你们随便把一个军区司令和一个大军区政委抓来，你们想一想，他们如果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能乖乖地听你们的话吗？我认为，吴瑞山、刘培善同志这一点值得你们学习。一个是军区司令，一个是大军区政委，你们青年学生说把他们抓来就把他们抓来，旧社会有没有？文化大革命前有没有？你们自己说。”
在周恩来的严厉批评下，江西两派达成了互不冲击，不夺权，不抓人、扣人等6条协议。周恩来要求双方签字履行。
就在周恩来为军队稳定到处“救火”的同时，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却合谋在军内到处“放火”，制造了一系列乱军事件：先是把徐向前排除出了全军文革小组。
而后，又炮制五一三军内两派武斗流血事件，打倒萧华，砸烂“总政阎王殿”。
随后又在武汉制造“七二○事件”，公开提出了“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带枪的刘、邓路线不打倒，不带枪的就打不倒”等反军乱军的口号。
武汉“七二○事件”后，军队稳定面临更为严酷的岁月。
中央文革碰头会对于林彪、江青一伙来说，武汉七二○事件是他们难得的一个机会。
诬陷、打倒了一个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抢夺了一个大军区的领导权（七二○事件后，林彪的亲信刘丰被委任为武汉军区第一政委）还不满足，他们还要借此机会打倒一批不满于他们的倒行逆施的军内高级干部，为他们篡党夺权扫清障碍。
在一场“揪军内一小撮”的丑剧中，刮起了乱军的“十二级台风”。
7月22日，“七二○事件”后的第二天，江青在接见河南群众代表时，就公开肯定“文攻武卫”的口号，说：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你们放下武器是要吃亏的，武汉就有这个情况。
江青的话实际上是在鼓励造反派向军队夺枪、开枪。此后，全国乱发枪、乱抢枪成风，武斗急剧升级。
两天之后，在天安门广场为欢迎“载誉归来”的“英雄”王力而举行的百万人大会上，一向深藏在毛家湾大院不轻易露面的林彪也上了天安门城楼。
林彪先是对江青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
而后，又对蒯大富、韩爱晶等人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
林彪还说：“要战斗！要突击！要砸烂总政阎王殿。”
蒯大富问王力：“全国老保如此行动一致，中央有没有黑手？现在，是不是到了要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
王力说：“正是时候。”
蒯大富和韩爱晶回去后立即召集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联合会议，传达了林彪、王力的指示。并成立了“揪军内一小撮”“对外作战部”、“军事动态组”。
就在同一天晚上，康生等在新华社的电讯稿中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8月1目，中央文革把持的《红旗》杂志发表了由关锋起草、陈伯达签发的社论，向全国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乱军口号。
周恩来稳定军队的努力面临着更为严酷的形势。
周恩来太累了。但周恩来没有放弃，而是以他特有的、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韧性与林彪、江青一伙周旋着、斗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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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指示》（7）
一方面，他力争取得了毛泽东的支持，极力保护着林彪、江青一伙想要打倒的军队高级干部；另一方面，他继续没日没夜地接见全国各地群众组织代表，对那种冲击军队、乱抢枪、乱发枪的行为进行尖锐批评和制止。
七二○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一伙把徐向前、徐海东、彭绍辉（时任副总参谋长）诬为七二○事件的“黑后台”。在批判陈再道、钟汉华的会上，叶群授意吴法宪要把矛头指向徐向前。
叶群还公然对三军造反派的头头讲：徐向前还有什么值得保的吗？
于是，造反派公开打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和标语。
7月29日夜，清华大学蒯大富手下的一批造反派冲入徐向前元帅的住处抄家，抢走了5铁柜机密文件。
周恩来得知后，批评了造反派的行径，当即命令：（一）所有进入到徐向前同志家的人员要全部撤走。（二）要保证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属的安全。（三）徐向前同志家的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文件柜和材料由北京卫戍区到清华大学全部追回。
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周恩来苦苦用心，坚持让几个老帅和尽可能多的军队高级将领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在当时，只要能出席建军节招待会，名字见了报，就说明这个人没有什么问题。
然而，林彪、江青一伙极力反对朱德、徐向前、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出席招待会。
为此，周恩来召集了几次会议，但都没有结果。
7月31日下午4时半，八一招待会举行在即。周恩来又一次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几个老帅出席招待会的问题。
周恩来再次做工作，认为几个老帅如果不出席建军节招待会，在国内外都会引起很多议论和猜测，于我党我军不利。
但江青一伙就是吵吵闹闹不同意。
没办法，周恩来起身去打电话直接请示在外地的毛泽东。
毛泽东表示：八一招待会，朱德、徐向前及其他受冲击的老帅都要出席，韩先楚（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也要出席。
周恩来如释重负。他返回会场宣布了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文革一伙全没话说了。
下午5时半，周恩来召集刘宁一、杨成武、王新亭等最后确定了出席八一招待会的名单。旋即，周恩来亲自把电话挂到了西山的叶剑英处。叶剑英不在，秘书说到徐向前元帅处去了。
原来，在此之前，周恩来曾打电话给叶剑英，要他转告徐向前：出席八一招待会的名单，争论不休。准备请示毛主席作最后的决定。要徐帅作好出席招待会的准备。
周恩来又把电话打到了徐向前元帅处，徐帅正在理发，电话是叶剑英接的。
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后，又特意交代说：我已经布置了徐帅的行车路线和警卫问题，徐帅在路上注意安全。
周恩来之所以如此关注徐向前的安全问题，是因为林彪、江青一伙对造反派煽动说：徐向前是武汉七二○事件的“黑后台”，是陈再道的“黑后台”。造反派正满街喊着“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到处寻找要揪徐向前。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路程不近，周恩来担心徐向前在路上被造反派揪走。
为此，周恩来还亲自找到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说：徐向前同志必须参加八一招待会，你们一定要保证他在路上不出事。
周恩来还就徐向前参加招待会的沿线警卫和行车路线向傅崇碧作了布置。
徐向前刚乘车离开住处，周恩来的电话又打过来了。电话是徐帅夫人黄杰接的。
“徐帅走了没有？”
“总理，徐帅已经走了……。”想到周恩来如此细致周到地关心徐帅，黄杰激动得有点哽咽，说不下去了。
“你和徐帅要保重啊！”周恩来安慰说。
估计徐向前差不多应该到了，周恩来又特意到大会堂门口，亲自迎接徐向前。
招待会结束后，细心的周恩来又找到傅崇碧，交代说：你们安全地把徐帅送来了，一定要安全地把徐帅送回家去。不要因为来的路上没出事就大意。回去的路上更要注意。
《紧急指示》（8）
傅崇碧不敢大意。他调派了3辆警卫车护送徐向前，并在城里兜了个大圈子，甩掉了跟踪的造反派，把徐帅安全地送回了家。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把人保住了，事情就好办。
周恩来千方百计保护受冲击的老帅，也是为了稳定军队。
应当说，这些指挥过千军万马、在枪林弹雨中虎虎生威的共和国元帅，也是顾全大局的。否则，他们又何至于被中央文革那班手举语录、嘴喊口号的“秀才”整得如此忍气吞声、东躲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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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向造反派密授机宜（1）
1967年1月前后，在中央文革一伙的煽动下，一股揪斗刘少奇、邓小平的恶浪汹涌而来。
元旦刚过，一份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编印的《快报》摆在了周恩来的案头。
《快报》反映的是，1966年12月25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率5000多人，浩浩荡荡开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发动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会后，这5000多人兵分5路，开向西单、王府井、北京站等繁华地段，沿途呼口号、搞演讲、贴标语、撒传单。主要口号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打垮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等，这些口号还用大标语醒目地贴上了天安门城墙。
看罢《快报》，愤怒、不安一起交织在周恩来的心头。他知道，这次行动，完全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纵容和支持下搞起来的，这等于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行动推向了全社会。而这正是周恩来自刘少奇、邓小平“落马”以来一直所反对的。
刘少奇、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因为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搞法上出现分歧而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而遭批判，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的不满，极力煽动造反派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周恩来反对林彪、江青等人的做法，他在艰难的处境中，费了很大的精力，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了力所能及的保护。
1966年10月12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发来“请帖”，要王光美去清华参加批判会，目的是想从王光美身上打开打倒刘少奇的突破口。周恩来为此批告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转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
10月18日，在中央文革一伙的蛊惑下，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造反派在天安门贴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同日下午，清华大学也出现了“打倒修正主义头子刘少奇”的大标语。周恩来得知后，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童小鹏去劝阻。
而且，事隔一天之后，周恩来为此还在国务院会议室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造反派代表。
周恩来再三强调不要去天安门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