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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时候，我讨厌这所“船校”。我猜想要不是被剃了个极其难看的头，没脸回家见朋友的话，一星期后我就会逃离这所学校的。但过了几个月后，我开始喜欢安那波利斯了，尤其当我发现该校学术水平是一流的时候。现在我毫不隐讳地承认自己喜欢那些课程，但在当时，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肯这样说的。
除了工程学、数学、自然科学课程外，我对学习新技能也很感兴趣，如驾船、射击瞄准、星上着陆、航海等。尽管我算不上特别聪明，但我有超乎寻常的求知欲，求知欲是最伟大的驱动力。通过严于律己，我在一流教官的指导下学会了一技之长，并且学术上也搞得不错。一年以后，我凭借基本无过失的记录和全优的成绩，和其他19名海军学校见习生一起被选拔去学习一门新开发的专业——生物科学。
这样，我们除了学习安那波利斯规定的普通工程学课程外，又要学习医学预科的课程。如果学习这一专业的学生能被医学学校录取，毕业后海军总部就直接派遣他到该校就读。
三年以后，即1977年6月，我在一千多名学生中脱颖而出，以全班第三名的成绩毕业。我兴奋地将帽子抛向天空中，然后佩上海军少尉的肩章，昂首阔步前往底特律的韦恩州立大学医学分校。
现在，我的名字正常写为：杰瑞·迈克·利宁杰，医学博士，系统管理科学硕士，公共卫生硕士，哲学博士。修完医学学位以后，我继续攻读两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而自我的“和平”号飞行生涯开始以后，我被三所不同的大学分别授予三个自然科学方面的荣誉博士学位。现在我总被称作“博士，博士，博士。”但我本人更喜欢被称作“杰瑞”。
每当有人拿我取得的学位数目开玩笑时，我就会这么回答：我学得太慢了，所以不得不一直不停地学，直到学会为止。随后，他们的评论总是千篇一律：“你脑子里的每个角落，每条缝隙都肯定已经被塞满了。”我反驳道：“任何人都不应低估大脑的实力，退一步说，就算整个脑子都被占满了，人们总还可以采取‘覆盖’的办法。”
求知欲总是占上风，我对此总是束手无策，这似乎是个难以驾驭的特性。我绝不是一个杂耍演员，我承认我总是拎着一个公文包，但我从不在皮带上别着一个计算尺或计算器，我实际上更像一名纯真的少年。美国国家宇航局在我的档案中这样写道：我喜欢参加马拉松、
铁人三项赛、海洋游泳赛、下坡滑雪和越野滑雪赛、潜水和徒步负重旅行。我和一位漂亮的女子结婚并养育了三个可爱的小男孩，我觉得自己生就这个怪癖：我更喜欢看科技杂志，而讨厌看电视和无所事事。我无法抗拒体会新事物的诱惑，并且由衷地希望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尽管我在安那波利斯的第一年曾有挫折，但海军生活确实挺适合我。我周游世界，在各种领域从事各种工作。随着地区与工种的更换，我的军衔不断提高。
我在圣地亚哥完成了外科实习，并在佛罗里达的彭萨科拉接受了空间医学训练。我在菲律宾共和国的库维波因特当了两年的飞行外科医生。之后，我又成了圣地亚哥一位三星级海军上将的医学顾问。
上将吉姆·瑟维斯控制着美国海军航空局一半的资产，他的权限涉及整个太平洋与印度洋地区的海军事务。他的职责是保证美国海军的航空站和航空母舰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作为他的医学顾问，我对任何有可能影响军队战备状态的医学事宜都提出了建议。另外，我还参与对上将的航空军事行动医疗队的直接援助。这支部队汇集了航空母舰上的飞行外科医生，管理减压舱的生理学家以及驻扎在世界各地的海军航空站基地的临床医生。
瑟维斯将军是一位真正体恤下属的领导。他深切关怀手下每位海军成员的福利，包括他们的长远健康。因此将军命令我为其手下的所有舰队与航空站设计并推行一个健康改良计划。
最后，上将与我决定实施一个全方位的保健计划，它大至针对东非军港的爱滋病威胁所作的海军教育，小到减少军队饮食中的脂肪含量。整个方案建立在这一前提之上，即如果能有效地减少健康生活方式的障碍，那么绝大多数的人会选择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比如，一个海员可能倾向于骑车去上班，但当他的车道几乎全被一辆辆路过的汽车侵占时，他就会选择开车去上班。方案的组成部分之一是，在所有海军航空站正在整修或新修的道路上都加入了自行车道。船上也增加了健身房。啤酒自动售卖机被从生活区挪了出去，在军官休息室和食堂内新增设了色拉柜台。
实际上，我们不只是在食堂的前堂与中央增设了色拉柜台，我们还将冰淇淋与甜品供应点挪到了不起眼的地方。这样，就可以减少其吸引力。根据一名善于观察的机灵的海员的建议，我们将原本卖冰淇淋的一名年轻妇女调到色拉柜台。这个海员告诉我，那地方的冰淇淋店之所以这么受欢迎，其实与冰淇淋或什么果仁、调味酱无关，海员们之所以频频光顾这家店，无非是为了有机会与这位极富魅力的女售货员搭讪。在调整了色拉店与年轻女服务员的位置之后，冰淇淋的销量大幅度下降，而生菜几乎变得供不应求。
通过这个健康改良计划，我认识到预防措施能对人们的健康状况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我申请在教堂山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接受预防医学方面的脱产训练。
海军总部让我用两年的时间取得预防医学的实习医生资格证书。这需要获得一个公共健康方面的硕士学位及临床训练。为了不浪费时间，我偷偷地着手博士学位的研究项目——研究传染病学。后来当我正式登记入学时，因为我能跟上预防医学的必修课，因此海军总部没有反对。
我在两年内完成了三大任务——一个硕士学位，一个预防医学的实习医师资格以及一个传染病学博士学位。后来，我从大学管理部门得知，单就一个传染病学博士学位而言，我也是该校有史以来花费时间最少的一个学生。
就像你们所能知道的，我不喜欢无所事事地呆着。一旦我发现有什么事情值得去做，我就会全部投入；而一旦我着手做某事，我就会一干到底。
1989年夏，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看完了两个精彩的焦油脚人篮球赛季后，我回到了圣地亚哥并开始在海军健康研究中心工作。当时，我34岁。我主持研究一项检查软组织损伤的计划。这种损伤在海军新兵与特种武装部队成员中都有发生。
从圣地亚哥市中心穿过海湾有一个岛叫科罗那多，我就生活在岛上。和我一贯倡导的一致，我决定过一种比以前更为健康的生活。
黎明，我把独木舟沿街拖到岸边，穿上防水衣，花45分钟划船穿过圣地亚哥海湾到位于波因特洛马半岛脚下的海军新兵训练中心码头。然后，我组装好十速自行车并骑车半个小时上山坡。冲澡以后，我换上了黄褐色的确良制服，用微波炉热了一份燕麦粥，随即开始一天的工作。万一我上班迟到，我会道歉并坦率地承认：“今天早上交通堵塞，有两艘驱逐舰和一艘航空母舰堵塞交通。”
中午，我会跑到几英里远的山下海军潜艇基地，在那里的游泳池里来回游上45分钟。午饭是小米饭拌金枪鱼罐头，这种营养食品的强烈气味几乎让餐厅里的所有人都难以忍受。所以我回到办公室，在电脑前边工作边吃饭。下班后，又是骑车、划船、走一小段路，草草地吃顿晚饭。饭后我得上夜校。我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申请了一个系统管理专业的硕士学位。
相比之下，周末会清闲一些。除了做作业，坐在喷气式飞机的后座上飞行一段，以达到作为一名现任飞行军医所要求的飞行时数，我还常常与一些特种部队的朋友进行一项比赛——铁人三项或者下海游泳。
特种部队是一个精英荟萃的组织，其成员个个身强力壮，他们专门接受常人难以完成的任务。当美国政府需要人手营救身陷囹圄的在敌占区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或深入恐怖组织内部时，特种部队总是当仁不让。我从前在安那波利斯的一位室友如今当上了特种部队的军官。也不问我是否愿意，每次他的队员一有比赛，他就会算我一个。
为了和特种部队的队员竞争，我必须放下架子。在和他们进行的比赛中，我期望有很多机会能让我培养谦逊的品格，于是不论何时当我在一场比赛中战胜特种部队的成员时，我总是很激动，感到一种放纵的兴奋的感觉。“一个海军医生超过了你，特种部队的精英！”队员们会善意地嘲弄那些略微落后于我的人。以前作为比赛选手我从没在上千人的铁人三项比赛中赢得过比赛，但让我吃惊并欣慰的是，自己的表现也相当不错。我常常在30到40岁年龄组的比赛中挤入前三名，并因此获得奖牌或奖品。
这些比赛使我受益匪浅。我意识到，人类为了达到某一目的，可以将潜力发挥到极点并且可以承受极大的考验。对我而言，一件印花的比赛T恤就是下一周艰苦训练的动力。而无意中听到特种部队成员的谈话，得知他们对一个海军医生有如此的身体素质而颇为诧异，则是更大的推动力。也就是出于这些并不起眼的鼓励，在接下来的第二天早上，我会竭尽全力地划船，并且又多跑一英里或在冰冷的太平洋中游泳。
2。成为一名宇航员（下）
在海军健康研究中心工作一个月后，长官命令全体人员在星期五下午到海滩参加海军传统的“欢迎告别”聚会。包括我在内新到中心的人，被互相引见并受到欢迎，而我们则向退役的老兵告别。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公共健康专业的毕业生们也同时受到表扬。在过去的学期中，他们在研究中心完成了实习期。
我参加了沙滩排球赛，在比赛期间，一个穿着休闲汗衫，戴着大草帽的年轻女孩不停地为我们拍照。随着比赛的进行，我更加注意她了，因为她似乎不是在为所有的排球选手拍照，而是对我特别注意。
她有一双蓝色的眼睛，黑色的头发，当我回球时，她会随着我而移动。我开始期望引起她的注意，对我来说这可能是自作多情——直到我冲向底线附近救球。吐出口中的泥沙，我感到有些乱了阵脚——失球了——这时我抬头发现有人在给我拍照。当我站起来，从满是汗水的身上拍去沙子时，我听到了照相机的两次咔嗒声。当我看着她，她对我露出了极美的笑容。
后来，她斜戴着帽子，回到毯子上，这里穿着比基尼的毕业生正在进行日光浴。令我感到失望的是，她一直穿着松垂的汗衫。
她离开了沙滩，这样我便没有找到机会同她攀谈。排球赛结束了。当我在海里洗澡时，同她一起工作的一个人告诉我说，她的名字叫凯瑟琳·巴特曼，是一个学生。她穿休闲装时，总是显得很漂亮。据他所知，她年仅24岁，聪明，对人友善，还没有结婚。他总的评价是“这个好女孩绝对值得追”。
我很自负，在约会中常显得有些害羞。我打电话约她出来。她有些犹豫并说她给我打电话。
我有些不知所措。在沙滩上，她难道不是至少为我拍了一卷胶卷吗？我又约了她，最终她同意两人友好地在白天散步并在科罗那多登船。
后来我知道，当时她已把我单选出来了，但照相机并不是她本人的。另一个毕业学生发疯似地关注我，并且请求凯瑟琳拍一些不引人注意的照片。她告诉凯瑟琳我是一个好的猎手，把我描述成一个“惟一的同一些特种部队成员一起居住在科罗那多上的海军飞行外科医生。他参加铁人三项赛并且取得好成绩，你能从制服上认出他！”凯瑟琳评价说，我对她似乎不太友好，而且看起有些严肃。
她最终发现了我温柔的一面，我们相爱了。两年后，我把她带到了我父母当年相遇的地方，密歇根湖滨一个被称作Saugatuck的度假城市。我们住在一个别墅里，同我以前安那波利斯的室友马克·克拉克的父母亲在一起。他的父母亲也是在Saugatuck度假时相遇的。我认为这个地方很迷人。
在我同克拉克先生，这个子孙满堂的老人讨论了我的秘密计划之后，我一大早离开了别墅进城。接着我给凯瑟琳打电话并请求她到城里文肯的五金店找我，我解释说克拉克先生让我到这里来拿热水器零件，我需要她的帮助。
五分钟后，凯瑟琳和克拉克先生到达到了文肯的五金店。我不在店里，店员告诉她有她的一张便条和一束鲜花。便条上写着到比利的船店找我。
在比利的船店又有一张便条和一束花，我也不在。便条上写着“凯瑟琳，你知道……到拐角处的冰淇淋店找我”。又有新的鲜花和便条，直到在巴特勒的小餐馆里，有一杯香槟酒和一张新的便条，当把所有便条排成一行时上面写道“凯瑟琳，你知道不知道我爱你，并且愿意下半辈子和你在一起？你能……到西洋棋店里找我。”
克拉克先生后来告诉我，凯瑟琳没有花时间喝香槟酒，而是径直向西洋棋店里跑去。那里，在餐馆的休息室里放着最后一束花和写有最后几个字的便条，“……嫁给我吗？”她冲进餐馆，我们拥抱在一起，她哭了起来。透过她的泪水，我听到她说，好的。我们坐下吃烛光晚餐。几分钟后，我看到克拉克先生气喘吁吁地跑来想看个究竟。他看到了我们俩拥抱接吻，便笑着离开了。
三月阳光明媚的一天；在芝加哥凯瑟琳的家乡，我们结婚了。神坛下的女孩们认为婚礼很酷——我当时穿着白色的海军高领制服，一些带剑的朋友陪着我。凯瑟琳穿着纯白拖地束腰的婚纱，底部散开成两英尺钟状的裙摆。她带着面纱显得很漂亮。我费了好大力气才靠近她的大裙子，绕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