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羽指着坐在一侧的女儿木英说道：“木英是1941年1月23日出生的。我记得，在生下木英后半个多月，也就是2月上旬吧。那时，我们住在延安大砭沟的窑洞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就在大砭沟，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也在那里。乔木当时已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忽然，王若飞来窑洞看乔木，我也在场，所以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
王若飞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对胡乔木郑重其事地说道：“毛主席那里需要人，决定调你到他那里做秘书工作。”
王若飞的话，完全出乎胡乔木的意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毛泽东会调他当秘书。
胡乔木思索了一下，说出了心中的顾虑：“给毛主席当秘书，我怕当不好。我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工作。”
王若飞为了打消胡乔木的顾虑，说出了毛泽东“点将”的来历：
“你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陈伯达看了，很欣赏。他推荐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说，‘乔木是个人才’。所以，毛主席很早就注意你。最近，毛主席那里人手不够，他点名调你去当秘书，你同时也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
那时，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他跟胡乔木并不认识。既然是毛泽东点名要调胡乔木去当秘书，胡乔木只得从命了。
胡乔木从大砭沟前往延安的“中南海”——杨家岭，当年中共中央首脑人物聚居的地方。杨家岭位于延安城西北约三公里，是个小山村。毛泽东住在小山坡的三眼窑洞里，左侧是刘少奇的窑洞，右侧是朱德、周恩来的窑洞。
谷羽说，胡乔木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工作。新来乍到，被任命为文化秘书（后来成为政治秘书）的他，一时竟不知做些什么。毛泽东跟他谈过一次话——那是他平生头一回跟毛泽东谈话。四十八岁的毛泽东，只是问了问这位二十九岁的年轻人的大致经历，便忙于工作了。胡乔木无从插手，只得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坐着。他不敢直接去问毛泽东该做些什么。如此这般，胡乔木心中十分不安。他终于鼓足勇气，走向毛泽东的窑洞。本来，他想去问毛泽东该做什么工作，一进去见毛泽东正埋头校对文件清样，就说道：“让我来校对吧！”毛泽东笑道：“好呀！”于是，胡乔木从毛泽东手中接过清样，拿到自己办公室校对。这是他头一回学会做秘书工作。胡乔木所校对的，是《六大以来》清样。《六大以来》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一本“大部头”文献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选工作。此书于1941年12月在延安正式出版。胡乔木当时所校对的，是这本书的文件活页文选的清样……
采写《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3）
从此，胡乔木便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他常为毛泽东整理讲话稿，例如毛泽东的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胡乔木整理的。他也常常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为中共中央起草文件。他还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写了五十多篇社论。
谷羽当时也在毛泽东身边，帮助做些秘书工作。她记得，毛泽东也亲自动手写新闻，写评论，写社论。她舍不得把毛泽东的手稿交出去油印，总是抄写了一遍，把手稿留下。这样，她手头保存了一大批毛泽东手稿，毛泽东当时喜欢用毛笔或铅笔写作，写在宣纸上。解放后，谷羽把自己精心保存的毛泽东手稿上交，现存于中央档案馆。由于谷羽保存了这些毛泽东手稿，倒是为确定哪些新闻、评论、社论是毛泽东所写提供了最权威的依据……
谷羽是重要的当事人。她的回忆，把胡乔木成为毛泽东秘书的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正因为这样，我以为，及时地采访谷羽，使我得到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当我得知胡乔木的文集正在编辑之中，希望得到编辑组的支持。很遗憾，他们说，有关文献在出版之前，是不能提供参考的。
我注重于采访。我相信，从胡乔木的亲属，从胡乔木的身边工作人员，是能够获得大量口碑资料。这些鲜活的资料，很多是档案上所没有的。
胡乔木的妹妹方铭在早年和胡乔木一起从事革命活动。尽管她身体欠佳，但是她慢慢地谈着，谈着，终于分几次谈完她所了解的胡乔木早年革命活动情况，以及胡家的身世。她的谈话，非常重要。
我去看望胡乔木的老战友、前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林默涵。他的第一句话，使我非常吃惊。他说：“叶永烈，你害得我好苦！”
我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笑道：“前几天晚上，我看你那本《张春桥传》。本想随便翻翻，谁知道一拿起来，就放不下去，看了一夜。第二天，我整天昏头昏脑，叫你害苦了！”
说罢笑话，林默涵言归正传，详细地回忆了他和胡乔木的多年交往。
胡乔木的老秘书商恺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在采访中，我发现胡乔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遭遇，知道的人很少。即便是谷羽，她也只能说个大概，记不清具体日期，何况她后来也被隔离审查，不在家中，也不知其详。
我偶然得知，有一个胡乔木的老警卫员，当时每天陪着胡乔木。每一次胡乔木被红卫兵、造反派揪斗，他总是陪同前往。只是此人早已调往其他单位工作。
我紧追这一线索。经过多方打听，知道了这个老警卫员的住址。
在一个晚上，在曲里拐弯的胡同里，我终于找到这个老警卫员的家。
老警卫员跟我说起他在胡乔木身边工作的情况。他的一句话，引起我的注意。他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总理非常关心胡乔木的处境。总理办公室经常打电话来问胡乔木的情况，他必须随时回答。为了便于答复，他找了个本子做记录，记下胡乔木每天被揪斗的情况，包括日期、揪斗地点、揪斗单位名称、揪斗单位负责人名字及电话。
我一听，马上追问这本子在哪里？他翻箱倒柜，找到了那个本子。我一看，如获至宝！
这个本子，是珍贵的藏于民间的历史记录。借助这个本子，我才在书中写下胡乔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挨斗的真实情况：
1967年1月5日下午，胡乔木被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造反派揪去，作了检查。
1月9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革命造反司令部”把胡乔木揪去，召开“斗争胡乔木大会”。
1月10日，夫人谷羽也遭打击，要“留住办公室两天，写检查”，要家中送去被子、洗漱用具。
1月11日下午，《人民日报》社造反派把胡乔木揪去，要他“低头认罪”。当夜，胡乔木吃了三回安眠药，也只睡着两小时。
采写《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4）
1月12日下午，被揪到北京邮电学院批斗，至六时半才回家。夜，胡乔木又失眠，精神变得很差。
花样不断翻新，批斗不断升级。1月17日上午十时多，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们又来到胡宅，把胡乔木押上一辆敞篷大卡车，在凛冽的寒风中，在高音喇叭不断呼喊“打倒胡乔木”口号声中，来了一次街批。卡车过西单，过新街口，驶到北京矿业学院门口，再去北京钢铁学校、北京邮电学院。然后，整整一下午，在北京邮电学院批胡乔木。接着，又是游街——这一天，胡乔木算是领教了“一月革命”的滋味儿。
回到家中，胡乔木的鼻孔便不通气了，感冒颇重。可是，他还得写交代——按编号，他已给北京邮电学院写第六份交代了。
翌日，中国科学院“红旗总部”派人前往北京八宝山，砸了胡乔木父母的坟，甚至把他父母的头颅从墓中取走！
紧接着，1月19日上午，“全国中等学校首都战斗团西城区分团”又来揪胡乔木。在批斗会上，红卫兵嫌胡乔木弯腰的“度数”不够，打了他一拳！批斗会结束时，他因弯腰过久，“度数”太大，而双腿麻木，无法走路，只得由两个人挽着，才勉强走出会场上了车……
胡乔木哭了！
关于胡乔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弄清：那就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去看望胡乔木，由于事先没有打招呼，结果没有见到胡乔木。不过，这消息一传开来，红卫兵和造反派就再也不敢去揪斗胡乔木了。
在采访中，很多人跟我谈起此事，都是“听说”如何如何，没有谁能够说清楚毛泽东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决定去看胡乔木的？为什么毛泽东没有见到胡乔木？
后来，我经过多方调查、核实，特别是采访了当事人、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张耀祠，并把张耀祠的回忆跟谷羽的回忆加以对照，这才弄清这一重要史实。
那是1967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毛泽东要上天安门城楼。本来，毛泽东并没有打算去看胡乔木。当他的轿车从中南海出来，驶向天安门城楼，途中经过胡宅。虽说毛泽东从未到过胡宅，他却知道胡乔木住在这里。据说，是毛泽东见到胡宅墙上贴着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5月1日凌晨所贴“打倒胡乔木”大字标语，知道胡乔木住此。而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冲击胡宅，则由于胡乔木的儿子胡石英当时在这个学院学习。
“停车！”毛泽东见到“打倒胡乔木”大字标语，突然发出了这一命令，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感到意外——因为在出发前，毛泽东并未说过要在中途停车。
“去看看胡乔木！”毛泽东说了这话，张耀祠才明白过来。
张耀祠当即下车，去敲胡宅的门。
张耀祠从未去过胡宅。下车后，径直向临街的东大门走去。
胡宅有两扇大门：朝东的大门，是原先大使馆用的。自从胡乔木搬进去之后，东大门一直紧闭着，从未启用。胡家平时进出，走胡同朝北的大门。
张耀祠咚咚敲东大门，胡宅里谁都没注意。张耀祠敲了一阵子，四周许多人跑过来，围观毛泽东。张耀祠见无人开门，以为胡乔木不在家。加上围观者迅速增加，毛泽东只得吩咐开车。
在围观者之中，有不少是胡乔木的邻居。他们迅速把这一消息告诉胡家工作人员。胡乔木知道了，又激动，又深感遗憾！
胡乔木不敢奢望毛泽东来看他，但多么期望毛泽东能够接见他一次，哪怕是对他作一次批示，或者关于他说几句话也成。在那“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毛泽东的一句话，就能把他从逆境中救出。然而，毛泽东居然来看望他，这无疑是天大的喜讯。
可是，张耀祠敲错了门，使胡乔木遗憾万分。
翌日，胡乔木正在草拟致毛泽东的感谢信时，忽地几位中南海的警卫人员来到他家，察看四周的地形。胡乔木接到通知，毛泽东说昨日走错门，今日再来！
采写《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5）
毛泽东到底没有忘记他这位做了二十五年的政治秘书，使胡乔木心中非常宽慰。
他忙着整理客厅。自从抄家之后，家中乱糟糟的。他把一张大沙发整理好，安放在客厅中，以便让身材高大的毛泽东坐。
胡宅上上下下，像迎接盛大节日一般，等待着毛泽东的光临。
晚饭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来了，跟胡乔木一起，在客厅里等待着毛泽东的光临。
等着，等着，不见动静。直到夜里十二时，从中南海来电话，毛泽东不来了！
后来才知道，据说那天毛泽东要来看胡乔木，跟江青大吵了一通。
毛泽东虽然没有来，但是说了一句话：“我心到了！”此言后来传进胡乔木的耳朵，他也说了一句话：“我心领了！”
胡乔木发出了致毛泽东的感谢信。他在信中说，如果主席无时间，他可以去看主席。然而，他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毛泽东。
不过，消息迅速在北京城里传开。即使是红卫兵、造反派，也不敢再去揪斗胡乔木。从此，胡乔木有了真正的“免斗牌”。
就连陈伯达，也知道毛泽东仍尊重胡乔木。当中共中央办公厅向“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请示今后如何处理胡乔木问题时，陈伯达说：“‘文革小组’的意见是背靠背地斗，不要揪他。如有人问是谁说的，可告是陈伯达同志。如不问，就算了。”照“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胡乔木仍要“斗”，只是“背靠背地斗，不要揪”罢了。
关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看望胡乔木一事，经过采访几位当事人，经过比较、核对他们的回忆，终于弄清了。
《毛泽东与胡乔木》一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时，书名改为《胡乔木》。改名的内情，说来颇为奇特：倘若用《毛泽东与胡乔木》作为书名，因为有“毛泽东”三字，必须报审，而改为《胡乔木》，由于胡乔木的最高职务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可以不必报审——按照规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传记要报审。这本书的香港版则仍用原书名《毛泽东与胡乔木》。
胡乔木亲属为《胡乔木》一书提供了大批照片。谷羽对《胡乔木》一书十分满意，自费买了三百册《胡乔木》，给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们每人送了一册。
1999年，这本书收入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叶永烈文集》，书名改为《“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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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任弼时夫人陈琮英（1）
照相机里的胶卷才拍了一半，我就去美国了。在美国，又继续拍下去，直至把这一卷拍完。
一冲出来，那几张在上海东湖宾馆拍摄的照片，引起美国朋友莫大的兴趣。
“她是谁？你们中国现在还有人戴红星帽？”美国朋友们几乎都这样问。
照片上的她，确实太与众不同：瘦瘦小小的个子，身高不到一米五，不及我的肩膀，却头戴一顶灰色的八角帽，帽子正中，是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帽子下方，露出两绺灰白色的头发。她戴的那顶红星帽，亦即红军帽。在那些描述井冈山斗争的影片中，在那些关于长征的影片中，常可以见到红军将士戴着这样的红星帽。美国记者斯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