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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女士们风行戴假发或者巴黎草帽，没有谁去戴红星帽。
大约也正因为这样，那位戴红星帽的老太太，引起了一片诧异声。
其实，当我和她在上海东湖宾馆合影时，我也颇为惊讶。记得，就在我拿出照相机的时候，她忽然说：“等一下！”然后，她从客厅进卧室去了。我想，如今，即便是老太太，大约也要略施粉黛吧！
一会儿，她居然戴着一顶红星帽出来了。她指着帽子道：“现在可以拍照了！”
看得出，她对那顶红星帽充满深情。即便在羁旅之中，仍带着这顶心爱的帽子。
1993年11月，她从北京来到上海。那时，我正忙于准备远行，过一个星期便要飞往美国洛杉矶。
就在这时，我接到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的电话，说是她来上海了，有些事要跟我谈。
她叫陈琮英，这名字并不是人们很熟悉的。然而，她的已故的丈夫任弼时，却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共“七大”所确定的“五大书记”，便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只是他由于过分操劳，1950年10月病逝于北京，终年仅四十六岁！
我问起她的年龄，她说比任弼时还大两岁。年已九旬的她，行动十分灵活，视力、听力也都不错。
我问起她跟任弼时的结合。她说，那是“娃娃亲”哪。原来，任弼时的父亲和原配夫人陈氏感情甚笃，只是陈氏在婚后一年便去世了。父亲怀念陈氏，后来，给儿子任弼时订了“娃娃亲”，那对象便是陈氏的亲戚陈琮英。陈琮英十二岁时作为童养媳来到任家，那时任弼时不过十岁而已！
此后，随着任弼时走上了红色之路，这位来自农村的姑娘也随他奔波，经历了风风雨雨。他们的爱情之路是那么的不平常。
当十七岁的任弼时去苏联莫斯科接受红色教育，陈琮英则在长沙老家半工半读了四年，终于摘掉了文盲帽子。
任弼时回国后，在上海已经买好船票准备去接陈琮英来上海，突然接到党组织通知要他去北京，他立即遵命。这样，陈琮英又等了两年，才算和阔别六年的任弼时结了婚。
两年后，任弼时在安徽被捕，陈琮英赶去营救。好不容易，任弼时总算出狱。可是，他们的长女却在风寒中死去；
她跟随任弼时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1931年3月，陈琮英即将分娩，任弼时却奉命前往江西红区。任弼时走后才七天，陈琮英生下一个女儿，没多久就被捕入狱，关押在龙华。
陈琮英这次被捕，是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引起的……
那是1931年6月23日凌晨一时，上海恒吉里一幢石库门房子突然响起急骤的敲门声。显然，来者不善。
开门之后，大批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涌入。中共中央机要主任张纪恩和妻子张越霞当场被捕，被巡警用手铐铐在一起。
巡警在半夜突然逮捕了张纪恩夫妇，是因为在6月22日发生了中###史上一桩大事——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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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任弼时夫人陈琮英（2）
那是在22日上午九时，当向忠发在上海市中心静安寺英商所办的探勒汽车行叫出租车时，被密探扭捕，关入善钟路（今常熟路）巡捕房。尽管向忠发自称名叫“余达强”，但是巡捕却笑道：“你明明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何必装蒜！”
巡捕指着向忠发右手断了一截的食指说：“你不是向忠发，谁是向忠发？”
向忠发被捕，则是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于这年4月25日在武汉被捕。顾顺章叛变了。由于顾顺章是中共特科负责人之一，知道中共中央各秘密机关的所在以及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秘密住所，所以顾顺章的背叛，对中共中央造成极大的威胁。幸亏潜伏在国民党中统机关内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了顾顺章叛变的紧急情报，迅速报告在上海的周恩来，中共中央急忙转移，这才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但是，顾顺章从武汉来到了上海，为了向国民党邀功，还是尽力在暗中对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跟踪。他终于从一个女佣那里得知与向忠发生活在一起的杨秀贞的线索，从而查到向忠发的行踪。这样，向忠发落入了巡捕之手。
陈琮英这样回忆：
“记得在旅馆只住了几天。向忠发在一个晚上来到旅馆，来时说：只待一会儿。但至夜里十二点，我去敲门催他走时，他说：明早走。向忠发在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离开旅馆后即被捕。”
向忠发在上午九时被捕，下午就跪在国民党代表前求饶，供出了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和许多领导人的秘密住所。
当天下午，陈琮英和杨秀贞在旅馆被捕。
周恩来的警惕性甚高。他迅速获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立即通知与向忠发有联系的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和机关转移。
邓颖超曾这样回忆道：
“我就迅速地通知他所知道的几个地方的同志马上转移。下午又得到他叛变的消息。当时，我还有些怀疑，紧接着又得到内部消息：他已带领叛徒、军警到他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看文件的地方）……”邓颖超所说的向忠发“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就是张纪恩夫妇所在的恒吉里那幢石库门房子。
于是，半夜，响起了急骤的敲门声……
据陈琮英回忆：“周恩来同志得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后，立即组织人营救。执行任务的同志刚刚出发，得知向忠发已叛变，就回来了。为了证实这个消息是否准确，周恩来同志亲自到小沙渡后头的高堤上，这个地方能看到他住房的窗户，只见窗帘拉开（这是暗号），晓得出事了。向忠发确实叛变了。”
向忠发在被捕的翌日——6月23日，被引渡到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又过了一天——6月24日，向忠发就被处决。尽管向忠发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就这样，向忠发从被捕、叛变到处决，前后不到三天。
向忠发一案，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案卷上写着“赤匪向忠发”。此案的“同案犯”共四名，即黄寄慈（张纪恩当时的化名）、黄张氏（即张越霞）、陈琮英和杨秀贞。
陈琮英回忆道：“向忠发被捕当天，我和杨秀贞也同时被捕，被押到巡捕房。我被捕当天见到向忠发，见面时，当着敌人他对我说：‘你什么都可以讲，他们（指敌人）早知道了，你不要瞒。’我当时抱着刚出生三个月的小女儿，装糊涂说：‘讲什么呀？我是农村来的，我什么也不知道。’”
也许由于匆忙，向忠发并未说及张纪恩、张越霞的中###员身份。这样，张纪恩、张越霞虽被列为“赤匪向忠发”的同案犯，但是张纪恩、张越霞在狱中仍以事先编好的口供应付，并未暴露政治身份，未被识破。
张纪恩和张越霞，被捕之后被送往上海戈登路巡捕房。未经审问，便于翌日转往上海浙江路的“特区法院”。然后又转往位于上海南市白云观的国民党侦缉队的拘留所。
到了白云观的第二天，张越霞在上厕所时，遇见陈琮英。陈琮英悄悄告诉她，是向忠发被捕、叛变，使她和张纪恩被捕。她这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在拘留所，陈琮英还带着李立三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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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任弼时夫人陈琮英（3）
于是，张越霞获释，而张纪恩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指把楼上厢房转租给“赤匪”）判处五年徒刑。
杨秀贞虽不是中###员，却因与向忠发同居关系，判两年半徒刑。
宣判后，张纪恩与杨秀贞被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押往漕河泾江苏第二监狱。杨秀贞当时穿一件黑色香云纱衣服。后来逢“大赦”，张纪恩被提前保释。
坐了三个多月的牢，经周恩来派人营救，陈琮英这才出狱，秘密前往江西红区，终于第一次戴上了红星帽。
个子娇小的她，戴着红星帽，艰难地走完长征之路。
在红都延安，她戴着红星帽，双手不停地摇着纺线车，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能手。
她随着任弼时转战陕北，经过千难万险，终于以胜利的步伐迈入北京城。
她正要过几天安定的日子，任弼时却因脑溢血离开了人世。
她抹干了泪水，带着女儿远志、远征，儿子远远，继续在红色的道路上前进……
每一个时代，都给每一个女性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陈琮英漫长而曲折的一生，是在红星照耀下度过的。正因为这样，她深情地爱着那颗红星，爱着那顶红星帽。也正因为这样，当我拿出照相机时，她拿出了红星帽。
在旧金山，《星岛日报》的记者来采访我的时候，见到了那几张戴红星帽的照片，露出惊奇的目光。当他得知她是任弼时夫人时，立即问我能否送他一张。没多久，这张照片就出现在旧金山的《星岛日报》上……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1）
1998年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为了纪念这次历史性的会议，我创作了纪实长篇《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你又去北京！”记得，在1996年5月，当我从上海前往北京采访时，朋友们差不多都这么说。
这一回，我去北京，依然是频频出入于那几处“部长楼”，也去了中南海，还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大院以及《求是》杂志大院，甚至还到远郊的中共中央党校采访。我忙于长篇新著《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的创作。这本书当时已经写了近四十万字。由于需要作补充采访，所以我又去北京。预计全书为五十多万字。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写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本书香港版的书名一目了然，叫《从华国锋到邓小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也就是中共最高领导“从华国锋到邓小平”的过程（当然这一取代过程还延续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我注意到，中国人有句挂在嘴边的话：“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句话，在各种各样的文件上常常见到，在大大小小的报告会上常常听到，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里属于“高频词”……这一“高频词”现象，真实地反映了这一会议的重要性。
纵观中国共产党走过的道路，有两次会议是至关重要的，是历史的转折点：一次是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从此，中共中央逐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另一次则是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从此，中共中央逐步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人们已经习惯地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称之为“新时期”。人们已经习惯地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进行的艰难的工作，称之为“新长征”。
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是“毛泽东时代”；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是“邓小平时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时期的遵义会议”。
我曾在1992年出版了关于遵义会议的纪实长篇《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我决心写一部姊妹篇——关于“新时期的遵义会议”的纪实长篇。
另外，对于我来说，《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一书，从时间上正好与《“四人帮”全传》相衔接：《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一开头，正是从1976年10月6日拘捕“四人帮”写起。
比起遵义会议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难写得多。正因为这样，对于这部长篇的写作，我已是“几起几落”：早在十年前，我便注意到这一重大题材，但是初步摸索了一下之后，马上发觉写作难度很高，未敢着手，撂在了一边。在三年前，又开始着手采写，写了一部分之后仍放下来，中途辍笔。
1995年冬，上海作家协会忽然紧急召集专业作家会议。我来到会场，才知道中国作家协会通知，上报1996年度作家创作计划，以便从中确定若干长篇作为重点选题。当时，给每一位专业作家发了一张表格，要求当场填好。我就填上《转折》，内容是“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纪实长篇”，计划在1996年度完成。
此后不久，我接到上海作家协会的通知，说是中国作家协会从全国各地作家协会上报的一千二百多部长篇选题中，选定了二十二部长篇作为重点，《转折》被定为“主旋律作品”，选中了。接着，《人民日报》、《文艺报》、《文汇报》等许多报纸报道了中国作家协会1996年度二十二部的重点长篇。
列为“重点”之后，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不时来电，询问创作进度。这促使我抓紧这一长篇的写作。我不能不放下手头的其他创作，全力以赴写《转折》，终于写出了初稿。写毕，看了一遍，觉得要作大修改、大补充才行，所以不得不又去北京“百老汇”。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2）
篇名最初叫《转折》，有的朋友建议应该加上一个“大”字，于是改为《大转折》。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大转折》上映了，为了加以区别，改名为《１９７８大转折》。最后，又加上“中国命运”四字，定名为《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这回去北京，“马不停蹄”，全天候采访。通常一早就出发，上、下午都安排采访。
有一回甚至采访到夜里十一时。在离开北京时，数了一下，八天里采访了二十多人，录了近四十盒磁带，拍了三卷多胶片。我还特地去当年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场进行拍摄，以求写作时多一点“现场感”。
在北京诸多的采访中，对于胡耀邦长子胡德平的采访，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96年5月29日，我访问了胡德平。他说 ，在“文化大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