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令人惊讶而遗憾的是，《非命》出版之后，我拿到样书一看，傻了：书中最重要的一章——第四章：“大批判”洗礼全部被删去！
要知道，在给我看清样的时候，这一章一个字也没有动过。
《非命》总共五章。第四章：“大批判”洗礼被删之后，原先的第五章《我手写我心》，被改成第四章！
这么一来，不知内情的读者，根本不知道第四章：“大批判”洗礼被删！
在《非命》一书中，四万多字的第四章：“大批判”洗礼是核心。这一章，详细记述了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遭到了密集性的“大批判”。“大批判”先生们原本想把她一棍子打死，但是，事与愿违，戴厚英反而在“大批判”的烈火中成名。她，一个弱女子，不倒，不垮，不降，不死！《人啊，人！》被译成各种文字。她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
没有《人啊，人！》，没有《人啊，人！》遭到的“大批判”，就不成其为戴厚英了。
然而，没有打任何招呼，根本不征求作者的意见，擅自删去了全书的“灵魂”！
我极为生气。但是，书已经印出，已经发行，木已成舟，奈何奈何！
后来听说，是这家出版社在终审《非命》的时候，担心这一章会“出问题”，粗暴地决定在付印前删去——连作者意见都不征求。
倘若当时我知道第四章被删，我绝对不会同意出版“残本” 《非命》的。
正因为《非命》被删得残缺不全，变成一本没有“灵魂”的书，我没有把《非命》送给任何一位朋友。就连老作家峻青打电话向我要《非命》一书，我都说，这本书没办法送！
后来，当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我的《名流侧影》一书的时候，我把《非命》中被删去的第四章改名为《戴厚英和〈人啊，人！〉》收入书中。出版之后，至今没有听任何人说起“有问题”——当然也就没有“出问题”。第章追踪一九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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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傅鹰注意起反右派（1）
我应严慰冰之妹严昭之约，为我的老师、北京大学副校长傅鹰教授写了报告文学《敢说真话的傅鹰》。
傅鹰先生是北京大学原副校长、著名化学教授。
记得在1957年，我刚入北京大学化学系，一年级的普通化学课程便是傅鹰先生亲自讲授。上第一堂课时，铃声响了，教室里鸦雀无声。这时一个中等身材、微胖、戴着眼镜的老人，踱着八字方步走上讲台。他一声不响，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这么几个字：“绪论——化学的重要性”。写好他回过头来，这才用北京口音说道：“关于化学的重要性，就不讲了。因为在座的诸位，都是以第一志愿报考北京大学化学系的，都是深知化学的重要性才来到这儿的，所以用不着我多讲。下面，我就开始讲第一章……”傅鹰先生就是这样，在教学上很注意抓重点，抓难点，详略分明。凡是学生容易懂的或已经懂的，一笔带过，叫学生自己去看看讲义就行了；凡是学生不容易懂的概念、公式、定律，他就反复讲、详细讲。他老是爱讲这句话：“学化学，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要记住牵牛要牵牛鼻子，抓住关键。”
傅鹰先生讲话饶有趣味，学生爱听，课堂上常常爆发出一阵阵笑声。记得有一次上课之前，傅鹰先生在黑板上写了“爱死鸡，不义儿”六个大字。同学们见了，议论纷纷，不知道傅鹰先生今天要讲什么。后来，经傅鹰先生一讲，这才明白过来：在最近的考试中，他发现好多同学写外国科学家的名字时很随便，爱怎么译就怎么译，以为只要音近就可以了。傅鹰先生说到这里，指着黑板上的六个字，问大家知道不知道？原来，他仿照同学们乱译人名，把我国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译为“爱死鸡”，把英国著名化学家波义耳译为“不义儿”。直到这时，同学们才恍然大悟，笑个不停。从此，我们都深刻地懂得了乱译人名的坏处，记住人名的标准译法，并且遵照傅鹰先生的意见，一定要同时记住外国科学家名字的原文。
傅鹰先生讲课时，概念讲得非常清楚，善于用非常形象、浅显、明了的语言，讲明抽象的科学概念。比如，他讲什么是物质时，是这么说的：“化学既然是物质的科学，第一个问题当然是：什么是物质？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却非常复杂。物质的定义几乎和女子的服装一样，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我们没有工夫去叙述这个概念的历史。化学是一种实验的科学，因此我们从实验的观点给物质下一个定义：凡是有重量的东西就是物质。根据这个定义，思想、道德、感情等等全不是物质，而钢铁、石油、馒头、肥料等才是物质。”正因为傅鹰先生讲课条理清晰，深入浅出，所以使我们得益不少。普通化学是一门基础课。傅鹰先生讲课时，除了讲述基础知识之外，还常常讲在这门科学中，哪些问题现在还没搞清楚，需要进一步研究。当他讲完了这些科学的“X”之后，就用目光扫了一下课堂，然后语重心长地说：“解决这些难题的重担，落在你们这一代的肩上了。”他在讲义中，也多处写道：“这些难题，有待于新中国的青年化学家们努力啊！”后来，傅鹰先生对青年一代的这些热切期望，竟被说成是“腐蚀青年”、“鼓动青年成名成家”。其实，像他这样国内知名的教授，愿亲自给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上基础课，正是体现他对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
傅鹰先生除了上大课之外，有时还亲自上习题课，或到实验室里观看同学们做实验。有一次，我在做实验时，把坩埚钳头朝下放在桌上，傅鹰先生走过来，一句话也不讲，把钳子啪的一声翻过来，钳头朝上。然后只问我三个字：“为什么？”我想了一下，说道：“钳头朝下，放在桌面上，容易沾上脏东西。再且坩埚钳夹坩埚时，脏东西就容易落进坩埚，影响实验。”他点点头，笑了，走开了。虽然这次他只问我三个字，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此，我不论做什么实验，总是养成把坩埚、坩埚盖之类朝上放在桌上的习惯。
采写傅鹰注意起反右派（2）
还有一次，我闹了个笑话：那时我刚进校不久，听别人喊傅鹰为“傅教授”，误以为他是“副教授”。这个笑话传到傅鹰先生耳中，他毫不介意，笑着说：“我姓傅，永远是副教授、副校长、转不了正！”
傅鹰先生直爽、敢言、刚正、乐观、谦逊，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到母校采访傅鹰事迹，连介绍信都用不着，因为我所访问的傅鹰生前好友也几乎都是我的老师。
在采写关于傅鹰报告文学的时候，我开始接触敏感的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这是我跨进北京大学之后的“阶级斗争”第一课。
傅鹰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毛泽东定为“中间偏右”的典型。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多次提到傅鹰。
在1980年第二期《福建文学》发表了我关于傅鹰的报告文学《敢说真话的傅鹰》，《新华月报》全文加以转载，引起各方面的注意。
龚育之先生看到了，给笔者的文友王通讯先生去函，请王通讯转交笔者。龚育之的信，以他亲身经历，说明毛泽东对于傅鹰评价的来历，更正了笔者报告文学中的几处讹误。
龚育之先生是湖南湘潭人，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长期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并从事哲学和自然辩证法研究。1977年后，曾任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理论组组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1988年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龚育之在1980年11月17日致王通讯的信中写道：
上次和你谈到叶永烈同志记傅鹰的文章，我很赞成多写一些向人民介绍我国科学家的文章，尤其是像傅鹰这样的科学家，他在科学上是辛勤严谨的，在政治和道德上是正直的，敢讲真话，是党的诤友。叶文中有几处事实，因为我恰是当事人，了解详细的情况，愿意向叶同志说明，以便纠正以讹传讹之处。讹传不自叶文始，周培源同志过去的文章中就有，因为他也不了解情况。我已向周说明过。
主要两点：
一、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不是指的傅鹰在《化学通报》上发表的《一个三部曲》那篇文章。
傅的《三部曲》确曾引起领导注意和争论。发表之前，《化学通报》编辑部曾将原稿给我看过（我那时在###科学处工作）。我们那时很赞赏这篇敢讲话的文章，不但主张发表，而且建议登在第一篇。发表后，因为其中有一些尖锐的批评党的干部与工作的语言（有的是临发表前傅新加上去的），引起了注意和争论。三种意见：一种认为傅文有“反对党的领导”的性质；一种认为从通篇可以看出傅文是爱国的，拥护党对整个国家的领导的，想改进工作的，但对党领导的科学和教学则有不满；一种认为，对这样的批评意见，我们党应该能听得进去。认为傅文错误的领导同志，曾在内部场合和口头报告中对傅有所批评（温和的）。
据我所知，乔木同志是持第三种意见的。当时未曾听到毛泽东同志对傅鹰此文有何评论。这是1955年的事，议论延续到1956年初。
1957年4月整风，###科学处一些同志去北大，参加各种会议听取意见。我去参加过一次化学教师的小会，会上傅鹰发言，对党的干部与工作又有很尖锐的批评，甚至用了“特务”（指党员汇报他人思想情况），“木头牌位”（指党员在位无能）之类的语言，同时又很诚恳很感人地说明了自己爱国之忱，从小时候父亲的教育（小外交官，痛感中国孱弱，每次办外交，总是丧权辱国），讲到紫石英号的炮声。由于傅已是引起注意与争论的代表性人物，由于我们感到对傅必须有全面的评价，所以在向上反映情况的时候，我们没有采取通常的摘取几段最引人注意的语言的办法，而采取了不多用的纪录全文的办法。傅的这个讲话全文，登在###向中央领导人反映情况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上。傅发表意见的那次会是个小会，那次会及会上发言均未登报。
采写傅鹰注意起反右派（3）
毛泽东同志提到的“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就是指的《宣教动态》上的这篇东西，从它的全文，当然可以“看得出来”傅是善意的。
叶文讲到市委领导人当时找到傅谈话，讲到《三部曲》，这个情况我不知道。由于毛泽东同志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对傅作了判断，傅成了政治标兵人物。这时，又将他的《三部曲》重印若干给领导人看，是可能的。这篇《三部曲》也的确可以印证毛的判断。但说毛的判断是从《三部曲》而来，不合事实。只需看毛说的是“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便可明白，因为《三部曲》是发表过的，虽然不在报纸而在刊物，那性质是一样的，《宣教动态》上的内部反映，才属于“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
由于《宣教动态》分送数量很少，一般人包括许多党政领导人都看不到，所以这个情况不为人所知。而《三部曲》事件，以前在口头在较大范围内讲过，知道的人较多。所以有些人便将《三部曲》与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所讲的傅的批评，混为一谈了。
二、说毛泽东同志看过傅的化学讲义，是猜测之词，没有根据……
啰唆写来，不过是订正两件事实。叶的文章是很好的。如来得及，将两点事实改正，则更圆满。顺便向叶致意。
敬礼！
龚育之
1980年11月17日
采写傅鹰生平，使我开始注意起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后来我写了《沉重的一九五七》和《反右派始末》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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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与傅聪》（1）
我的报告文学创作的转折点是从写《傅雷与傅聪》开始的。
喜欢音乐的我，很早就注意到傅聪其人。但是，他曾有过“叛国分子”的可怕名声。
1979年4月，傅聪从英国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上海，出席父亲傅雷的追悼会。这时，傅雷的冤案已经平反，可是笼罩在傅聪头上的“叛国者”阴影并未散去。关于傅聪的报道，在当时是严加控制的。就连傅聪的报道不能超过多少字，必须安排在第几版，都有严格的规定。我当时从《中国青年报》的一份内参上，看到详细的傅聪的动向报道，傅聪又爱国、又“叛国”的曲折经历，引起我的注意。
我对傅聪有了些了解之后，我发觉他和他父亲傅雷都有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尽管当时无法发表关于傅聪的报告文学，我还是以他为模特儿写成一万五千字的小说《爱国的“叛国者”》，发表在《福建文学》杂志上。
《傅雷家书》由傅雷次子傅敏整理。最初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因为傅雷是在上海出生并在上海工作的，而且傅敏有一位老同学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愿意为此书的出版牵线搭桥。意想不到，这么一本好书，竟遭上海人民出版社退稿！那是因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当时的领导人“左”的思想相当严重，总以为傅雷曾是右派分子，傅聪是“叛国分子”，出版这么一本由右派分子写给“叛国分子”的家书集，不妥……
北京三联书店总编辑范用得知，马上“抢”走了书稿。《傅雷家书》由三联书店出版之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印了一版又一版。这时，上海人民出版社才后悔莫及！
由于《傅雷家书》的大量印行，1983年8月，当时任上海《萌芽》杂志编辑的作家赵丽宏，约我写关于傅聪的报告文学。我一口答应下来。
然而，当时傅聪远在英国伦敦，无法直接采访。我只得在上海着手采访。我访问了傅雷诸多亲友。内中特别采访了傅雷家的老保姆周菊娣，因为傅雷夫妇晚年和周菊娣生活在一起。
我到上海江苏路傅雷故居采访的时候，意外地遭到“白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