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计不要孩子。田家英虽然心中很想要个孩子，但还是服从“约法三章”。
1944年6月，临产的董边住进中央医院。跟她住在一起的一个产妇，是枣园乡西沟村村长的媳妇，叫吴桂花。吴桂花已经生了四个孩子，都没有成活。这一回生第五胎，生下来又死了，吴桂花正哭哭啼啼。
董边决定把小孩送给吴桂花，对她说：“不管我生下的是男孩还是女孩，都给你！”
“给我了？！”吴桂花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一言为定！”董边用很坚决的口气说道。
没一会儿，吴桂花的丈夫来了。她的丈夫一听，自然喜出望外。不过，他还是有点顾虑，问董边道：“你真的不要孩子？孩子长大了，你也不要？”
“口说无凭，立字为据！”董边说道，“我可以写一张永远不要这个孩子的字据给你们。”
这下子，吴桂花和她的丈夫相信了这位女干部说的是真话。
董边分娩了，生下一个胖小子——她的母亲因为只生女孩、没生男孩，一辈子受气；她自己也因为是个女孩，一生下来差点被剥夺生的权利。然而，如今她生下了男孩，只看了一眼，连奶都未喂一口，就送人了！田家英来了，也只看了一眼孩子。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他们哪有一个安定的小窝？哪有精力照料孩子？
董边是个说话算数的人。她完全遵从她的诺言，没有再向那个老乡要回自己的孩子。不过，作为母亲，她总牵挂着儿子的命运。她自己去看儿子不方便。她曾托中央政治研究室同事褚太乙同志在下乡时去乡长家看望过，听说孩子长得很好，她也就放心了。
解放后，她从未去查找过那个孩子的下落。尽管要找的话，是不难找到的，因为孩子所在的那家有名有姓，地点也清清楚楚。但是她立过“永远不要”的字据，她说应当“取信于民”，永不反悔。
那些日子里，田家英从中央政治研究室调往中共中央宣传部，在胡乔木的领导下，他和曾彦修（笔名严秀）一起编写小学课本。
田家英成了延安的“秀才”。他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许多杂文。他的杂文确实“杂”，古今中外，广征博引，反映出作者是一位道地的“杂家”，有着政治、历史、文学、哲学的广博知识。
他和董边在努力地工作着，“一切为了进步”！
自从和董边结婚之后，田家英便戒烟了。因为董边闻不得烟味儿，怕抽烟引发她的哮喘病，田家英“告别”了香烟。只是喝酒无碍于妻子的哮喘病，他仍喜欢喝两盅。
不过，在生了孩子之后，身体虚弱，董边的哮喘病还是发作了。延安缺医少药，董边一病就病了半年多。
董边病好以后，也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结束。延安处于兴奋之中，大批干部离开延安，去开辟新的红色区。
董边跟田家英商量，报名到前线去。董边给蔡畅大姐写了一封信，表示了自己的决心。第二天，蔡大姐就复信同意。于是，董边告别了田家英，融入了那支浩浩荡荡开赴前线的队伍。
不料，这一别，竟三年未见面。
董边来到冀东，活跃于京、津、唐三角地区。她在那里参加“清匪反霸”、“复查土改”工作，担任党的区委书记。
田家英夫人董边忆田家英（5）
田家英仍留在延安工作。夫妻间，远山阻隔，消息杳无。冀东和延安之间，隔着一大片国民党统治区，邮路阻断。偶尔，有人前往延安开会，才能捎上一封信。三年之中，只通过两三回信。
一天，田家英正在给理发员们上课，忽听得窗外喊：“田老师，信！”
田家英一看信封上是董边的笔迹，真是“家书抵万金”，顿时泪水模糊了眼眶。他是一个感情容易冲动的人，喜怒哀乐马上“显影”。可是，学生们傻眼啦，怎么老师连信都没拆，光看到个信封，就如此激动？
“今天不上课了！我没办法上课啦！”田家英对学生们说道：“明天，我一定给大家补上。好，下课！”
这件事在延安传为笑谈。就连董边对我重忆此事，也笑得前仰后合。
三年别离，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不论田家英还是董边，都恪守“约法三章”中的第三章：“不能因日后分开工作而感情破裂。”
在那些日子里，田家英曾到晋绥解放区静乐县参加土改工作团。他在汾河流域一个很偏僻的村子里，住了半年。后来，他又到了晋察冀解放区。每到夜晚，土改中那些火热的场面在他的脑海中不断翻腾着。他居然诗兴大发，创作了一首反映土改运动的长诗《不吞儿》。如他在《〈不吞儿〉校后记》中所言：
“每天夜里在煤油灯下，写四五十行，二十来天的时间，居然写成了这‘上部’和‘下部’的三节……”
他的这首长诗，带有浓烈的陕北民歌信天游色彩和乡土气息，受到了诗人萧三的赞许。他爱诗——这后来又成了他和毛泽东的共同点。
1948年，已处于全国胜利的前夜。5月，中共中央移至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田家英也随中央到了那里。
1948年12月，有一批在东北工作的干部要前往西柏坡，路过冀东。组织上考虑到董边和田家英已三年未见，让她搭上大卡车，和那批干部一起前往西柏坡。
她兴冲冲来到了平山县西柏坡，以为能够见到久别的丈夫。可是，田家英竟不在那里——他到东北去了！
董边被安排在东柏坡住下来。她的住处离陈伯达住处很近。她听说，陈伯达已“换”了“两任”夫人，正在物色“第三任”夫人：他和诸有仁离异之后，与余文菲结合。此时，又与余文菲离异了……董边和诸有仁、余文菲都认识，对于陈伯达喜新厌旧的生活作风很看不惯。
到了东柏坡之后，邓颖超大姐把董边安排到中央妇委工作。当时，正忙于筹备召开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董边参加了编书小组编了十二本书。从此，董边一直做妇女工作。
大约过了半个月的样子，一天，两个二十几岁的男青年一起走入董边所住的院子里。前边的一个见到董边，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喊了一声：“师娘好！”
董边从未有过“师娘”的称呼，顿时涨红了脸，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见到后面那位在哈哈大笑，才明白了几分——后面那位正是田家英！
经田家英解释原委，董边才清楚是怎么回事：原来，田家英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先是担任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教师，后来成为毛泽东的秘书。刚才向董边鞠躬的，便是毛岸英。
毛岸英是在1936年经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安排，送到苏联学习的，直到1946年才回国。由于在苏联多年，他连汉语都讲不好。毛泽东请一位教师来教毛岸英，教语文、教历史。他选中了田家英。从此，田家英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田家英最初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是在1942年1月8日。那天，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读后，颇为赞赏。虽说那只是一篇千余字的杂文，但是可看出作者的文史功底和敏锐的思想。
侯方域是明末的“四公子”之一，入清后参加河南乡试，中副榜，曾向清总督出谋献策。田家英对于这个“生长在离乱年间的书生”，作了精辟的剖析。他写道：
田家英夫人董边忆田家英（6）
“两年前读过侯方域文集，留下的印象是：太悲凉了。至今未忘的句子‘烟雨南陵独回首，愁绝烽火搔二毛’，就是清晰地刻画出书生遭变，恣睢辛苦，那种愤懑抑郁，对故国哀思的心情。
“一个人，身经巨变，感慨自然会多的，不过也要这人还有血性、热情、不作‘摇身一变’才行，不然，便会三翻四覆，前后矛盾。比如侯方域吧，‘烟雨南陵独回首’，真有点‘侧身回顾不忘故国者能有几人’的口气。然而曾几何时，这位复社台柱，前明公子，已经出来应大清的顺天乡试，投身新朝廷了。这里自然我们不能苛责他的，‘普天之下’此时已是‘莫非’大清的‘王土’，这种人也就不能指为汉奸。况且过去的奴才已经成为奴隶，向上爬去原系此辈常性，也就不免会企望龙门一跳，跃为新主子的奴才。‘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近几年来我们不是看得很多：写过斗争，颂过光明，而现也正在领饷做事，倒置是非的作家们的嘴脸。”
文笔如此老辣深沉，而作者竟然只有二十岁！当毛泽东听说作者田家英的大概情况之后，在他的大脑的记忆仓库里，也就留下“田家英”三个字了。
此后，毛泽东注意起这个“少壮派”来。当需要一位教师教毛岸英时，毛泽东想起了田家英——田家英熟悉文史，年纪又与毛岸英相仿，请他教语文、历史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就这样，毛岸英的同龄人——田家英，成了毛岸英的老师。田家英兢兢业业完成毛泽东交给他的任务。他选用鲁迅的著作作为毛岸英的语文课本。至于历史常识，则是他凭借自己“肚皮”里的学问讲给毛岸英听。他很认真地备课，很认真地教——虽然只有一个学生。
毛岸英非常喜欢他的老师。这两“英”简直如影随形，平时一起出去，一起散步，一起聊天，甚至连上厕所也一起去！师生如同兄弟。正因为这样，当田家英从东北一回到西柏坡，听说董边在东柏坡，急急赶去，毛岸英也随他一起去看董边。
西柏坡和东柏坡相隔不过半里地。当天晚上，董边搬到西柏坡田家英那里住。阔别三个春秋，夫妻这才有时间互道别后情形。
田家英告诉董边，自从担任毛岸英的老师之后，跟毛泽东主席的接触也就日渐增多。那时候，正处于历史性胜利的前夜，毛泽东主席的工作变得异常繁忙，秘书工作也明显加重了。当时担任毛泽东的秘书的陈伯达、胡乔木忙不过来，需要增加新的秘书。胡乔木向毛泽东主席推荐了田家英，一则田家英工作认真细致，颇有才华，二则只有二十六岁，是“壮劳力”。
胡乔木过去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曾与田家英共事，对田家英相当了解。他俩曾合写过《东北问题的真相》等文章。
于是，田家英应召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口授一段意思，要田家英当场拟一电文。
显然，这是一次特殊的“面试”。田家英一挥而就，毛泽东看后表示满意。
组织上经过研究，决定调他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田家英用六个字形容他最初的心态：“拘束”、“害怕”、“紧张”。他生怕自己难以胜任这一重要的工作。
他向胡乔木请教，向萧三请教。他们告诉田家英，要做好毛泽东的秘书，最根本的一条，是学好毛泽东著作，领会毛泽东思想。
田家英拿出一本本用土纸装订的本子给董边看，那上面分门别类抄录着毛泽东著作以及他的学习心得——他听从了胡乔木、萧三的意见，非常认真地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后来，中国青年出版社曾把田家英的学习笔记以《一个同志的读书笔记》为题，作为内部读物印过）。
毛泽东还让田家英“实习”，派他前往东北调查工商业情况。田家英奉命经大连去东北。虽然他对经济问题并不在行，还是圆满地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他刚从东北归来，此行就是他作为毛泽东秘书的第一次“实习。”
田家英夫人董边忆田家英（7）
经过“面试”、经过“实习”，田家英从此正式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达十八年之久。
就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不久，田家英便接到一项重要任务：1949年1月31日，天未破晓，一架神秘的飞机降落在石家庄机场上。那是一架苏联军用飞机。从飞机上下来四位客人。在机场上等候的吉普车，载着客人直奔西柏坡。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一起会见了客人。这位来自远方的贵客，便是米高扬。担任工作翻译的是师哲，生活翻译是毛岸英，而担任会谈记录的则是田家英。
田家英飞快地记录着，然后又连夜誊清，整理成会谈纪要，送呈毛泽东。田家英高效率而准确无误的记录，使毛泽东对这位新秘书感到满意。
一个多月后——1949年3月23日，田家英随毛泽东离开西柏坡，朝北平进发。
北平那时刚刚解放，城里还不安定，毛泽东住在西郊香山的双清别墅。田家英也住那里，而董边在城里工作。
董边记得，那一阵子每个星期天她都赶往香山。
“来，董边，交给你任务。”每一回，田家英总是拿出一大堆信封，叫董边帮他写。
原来，群众给毛泽东写信，由田家英处理。每星期大约收到二三十封的样子（后来远远超过此数）。内中重要的群众来信，田家英挑选出来送给毛泽东批阅，其余的由他代拟回信。事务冗杂，他写好了回信，每星期天抓董边的“差”，要她用毛笔写信封上的地址、收信人姓名。
“阿，田家英，你的老婆成了你的秘书啦！”人们见了，都这么笑道。
董边还用两块白布缝了个信插，便于田家英把群众来信分门别类地插在上面。虽说已经进入大城市，他们还保持着当年延安窑洞里的办公风格。
那时，他和她只有一只手表——那是田家英的一位同学到香港做地下工作，回北京时送他的。考虑到田家英更需要表，手表由他戴着。
1950年，董边生了大女儿，田家英硬是把手表让给妻子，因为喂奶要定时，需要手表……
新中国呱呱坠地。新政府诞生伊始。毛泽东主席忙着颁发一张张委任状。
为毛泽东主席掌印的，是他的秘书田家英。田家英因此博得了一个雅号，曰“掌玺大臣”——他手中的毛泽东印章，仿佛成了当年的“御玺”一般。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颁发的委任状，是权威性、历史性的证件。田家英“掌玺”，一丝不苟：每一个印，都横平竖直，落在正中，绝无半点歪斜；印油均匀，印章上的一笔一画都盖得一清二楚；盖毕，要等印油完全干燥，这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