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先拿到野外试验，试验合用，然后再发给各营应用。我觉得带军队没有比爱百姓更重要的事了。要爱百姓，就必须在这种小事上面切切实实地注意，若是空言爱百姓，那是没有实效的。
至于设营的任务以及必要的知识，《野外勤务》上都有详明的阐述。我的设营队的编制，是每棚一兵，每连一官长，每营一营副，另由各团各派一团附统率全队，如此合组而成。编好之后，即开始实地练习，由队长带领着全队队员头里走，到了目的地，看好适宜的公所，就写上条子，注明某营或某连驻此的字样。队伍一到，先在村外休息，等设营队回来，而后带领其各本团、本营、本连、本棚的弟兄去，依照原先贴的标志落脚。要练习办得快，秩序好。比如屋子的干净与否，大小如何，亦皆由设营队负责。如此各队伍各有其够住的相当地位，有条不紊。普通大军一到，乱如散沙的毛病，就可以免除了。
除幕营、设营而外，全体士兵也要做种种的练习。比如上火车，即特地在操场上用棍子画一个火车图，临时搬来凳子排列，将火车里边凳子排列的情形，凳子数目的多少，每条凳子可容几个人，哪里是站台，哪里是门，人上了车，怎样坐法，怎样拿枪，三等车如何，铁篷车如何，敞车如何，都口讲指画地详细说给他们听，而后再分别演习。上车下车怕兵们出错，将兵们身上的零星东西，都编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等号码，每次站队的时候，都把号码喊一次，使他自己注意，以免失落。比如喊“一”，他们就知道摸一摸水壶；喊“二”，他们就知道摸一摸饭包；喊“三”，就知道摸一摸刺刀；喊“四”，就知道摸一摸子弹。它如铁镐、铁铲等也无不如此。上车下车这样喊一遍，休息完毕，再走的时候，也喊一遍。我这样的办事，或者有人会笑我啰嗦，但笑我的人可不知道，这样训练出来的队伍，却最有秩序，最有纪律，最为整齐，绝对没有零乱纷杂，不守秩序，丢东失西的毛病。
第十七章剿白狼冯玉祥回忆录
马匹的装运，也是很成问题的。官长骑的马，和拉大车的骡马，都不惯乘火车。平素既然没有这种训练，临时要它上车，就不免畏缩惊逃，闹出麻烦来，毫没办法。因此事先在操场上挖了坑，上搭条板，牵马上下，每日训练，使它能够很驯服地上火车。又在车上如何排立，喂料如何，一举一动，都加熟练。我看见别人行军，每每上车时马不肯上，于是用棍子硬抬后腿，马便挣扎，往往闹出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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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剿白狼（2）
以上种种情事，为使士兵便于记忆，除熟加练习外，更详细地写成条文，油印出来，集合官长目兵在一块，反复讲读。其他行军中一切应注意的事项，也都一一写出。记得里头最要紧的一条是切戒士兵在火车上吸纸烟。这是从事实得来的教训。因为有一次一位徐旅长的儿子在火车上吸纸烟，一个不小心，竟闹出大祸，把火车给烧掉了，他自己也葬身火窟。
夏天行军最要紧的是时疫的防范。出发之前，暑药也备办齐全。除了分散给士兵以外，官长头目另外多分带几包。
怕火车中途发生意外，我再三地告诫列车司令，要他务必对开车的时间严切注意，万一失慎的话，关系到全体的生命，那可不是闹玩笑的。
出发时，第一团分乘三列车先走，到了渑池下车，即着手搭帐篷。帐篷刚刚搭好，正在等候北京电报，我看见几个初级官长携着手向街上去。接着是三三两两地陆续地向外出走。我看了这种情形，不由得发起火来，马上集合官长讲话，很严厉地申斥了他们一顿。原来弟兄们之中，以河南人为最多，他们到了渑池，就同到了他们家乡一样，都拥下车来，希望着看看朋友，望望亲戚，自然这也是人之常情。不过这是行军，是追剿行踪飘忽的流寇（此时白狼两三万匪众，方从此地窜过）。“水军不能离船，陆军不能离营”，这是行军时应严格遵守的教条，否则天大的危险立刻会招致而来。曾文正公说带兵之道，如鸡之孵卵，如炉之炼丹，这是金科玉律，古今不移的定理。每次扎营的时候，我住的帐篷总要与士兵的接近，原因亦就在此。
在渑池略作停留，即继续前行，经陕州转往潼关。途中经过张茅峡石等许多险要之地，崇山峻岭，深沟绝壑，凡人走过，一不小心，往往出事。这些地方都未经开辟，往往数十里数百里不见人迹。
部队到达陕州，设营队为避免占用百姓的田亩，特在山坡上看好了宿营地。等我拜会了陕州的地方官回来，帐篷都已搭好，一、二两营都照原来指定的地方扎营，惟独三营却搭在黄河的浅滩上。我到高地上把地势一看，急忙向孙营长问道：
“为什么把帐篷搭在河滩上呢？”
孙振海答道：“两岸都是百姓的麦地，附近也没有干燥平坦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把帐篷搭在这儿。”
我说：“赶快拔营，洼下地方，决不能扎营！”
孙营长脾气本来很固执，他的“孙气”的雅号就是这样来的。他听见我要他拔营，马上就不高兴，沉下脸来，说道：“已经搭好了，怎么又要拔？”
我还是说：“非拔不可，洼下地方万不可扎营！”言下丝毫没有通融的余地。
那时目兵们正预备休息，个个显出疲乏懒散的样子。有的蹲着在地上喝水，有的刚在解裹腿，总之，眼前的景象，是需要我对自己的命令收回或加以修正的。从这次，我更确切地知道人们的果断力是万不可缺少的，当我决定要他拔营的念头之后，无论如何非即拔营不可。不管这时“孙气”如何生气，如何不高兴，士兵们如何疲乏，如何急需休息，我只一心一意要他拔营，并且用全副精神贯注在这一件事上。
终于不顾一切，勉强逼令第三营把营拔了，挪到西山山坡上，与一、二两营同住到一起去。
我当时虽然坚决地执行了这个命令，但并没料到当晚真的会有山洪暴发的巧事，只不过为的训练部属，要使训条不被玩忽罢了。不料就因这一着，竟得免一营人葬身鱼腹之惨。这天晚上九点钟的光景，忽然阴云四合，雷声暴响，一阵狂风过后，暴雨倾盆下降。陕州正在黄河中游，与秦岭山脉相连的那些山上的洪流，都逼向这方面灌注下来。霎时之间，河水陡涨，汹涌奔腾，猛不可当。天明一看，原来搭帐篷的地方，水深已有一丈多了。我在惊心骇目之下，即下令集合全体官长目兵到河岸上看水，官长里头，第一个鞠躬如也的便是那位孙营长。他又侥幸，又惭愧地和我说：“旅长，您真有阅历，真有眼光，我真佩服了！我……我……”
第十七章剿白狼（3）
那时河滩两岸有许多百姓争着在水浅的地方过河。不久，对岸来了一辆黄牛车，急急惶惶地也想渡河，起初下水的时候，水深不过三尺，不料走到中心，河水骤然暴涨起来，俄顷车子也被冲翻了，人也随着漩下去。同时往来过河的百姓被淹死的也很不在少数。我看见这样的情形，急忙对全体目兵说：“谁捞上一个人来，赏洋三十元。”这话还没说完，几个兵士已经跳到水里去了。这时水势澎湃，近岸浅处也已涨至六七尺深，上流倾注而来的水越来越猛。人在水里七上八下浮沉着，令人看着好不发急。最勇猛的一个兵名叫展得功，水性很好，不大一会儿工夫，一来一去已经捞上了三个人。那种奋不顾身的精神，实在值得人钦佩。训练不到一年的兵就有这样成绩，我自己也觉得很欣慰。我感到这种精神的可贵，想拟一个嘉奖的传单，赞扬展得功的英勇，借资激劝。当时找文书拟稿，有一位谷参议要一显身手，自告奋勇地说：“我来拟这个传单。”那时随军谘议邱岘章先生也在一起，他也赞同谷先生推敲。那文从头至尾都写的四六骈体，辞藻浮华，言之无物，最可笑的是提到展得功的名字时，因为怎么也凑不上四个字来，累得他满头是汗，没有办法，竟把展得功三个字拆了开来，添上一个“奇”字，凑成“展得奇功”。我和邱先生当时就问他：“为什么把人家名字给拆开来，还要另外嵌上一个字呢？这一来还成个人名吗？这可来不得！”
谷先生窘迫地答道：“怎么来不得？若不加上一个字，怎么能成四六句呢？”
我听了不禁大笑起来：“啊！你们这些文章家，真写得出妙文来！”
原来他们这类人之所谓文章，所注意的只是对仗工整，用词典雅，意思和内容则可以不管。拟传单要做文章，写信也要做文章，甚至贴张禁止小便的告条也要做文章。我觉得我们的国家所以如此落伍，说句天理良心的话，所谓文章也者，实不能辞其应得之咎。不信，请睁眼睛看吧！我们大多数的劳苦同胞，整天愁的是柴米油盐，做的是奴隶牛马，住的是猪棚狗窝，穿的是悬鹑百结，圣人的门墙，压根儿哪里进得来？进一万步来说，即使勉强进了学房，念了两天“子曰诗云”，试问对那种离奇古怪奥妙莫测的所谓文章，又能了解什么？如此一来，只可“使由之”的愚民，就永远没有求得知识的可能；而一般所谓士子，也就在文章里打着圈儿，永远没有求知的余暇了。就这样把我们的国家社会弄成了泰山顶上的无字碑，永远立在那儿，动也不动，无论星移物换也罢，改元正号也罢，与它都丝毫不相干。我常常想，若要我们的国家社会进步，必须打倒这种腐败无用的文章滥调，否则将永远没有翻身的日子。但这意思我始终是闷在肚里，到后来“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起来，中国一部分先觉者大声疾呼地提倡白话文，这时我的一口郁气才得稍稍宣泄。不过我还觉得不满足。因为这仍是少数知识分子所享有的文字，要他真正成为工农大众的文化工具，还须一番大大地努力的。
大雨过后，在陕州停留了一天，又接到向潼关前进的命令。
由陕州去潼关是有名的一条险道，自古就有天险之称。这时盗匪出没无常，为了避免意外，行前着实费了一番筹思。决定把给养子弹车放在大队中间，由军队前后掩护着行进。同时又添置了一些铁锹、木镐一类的用具，交与工作队携带同行。防备着车辆中途遭受阻碍，不致束手无策，又买了许多粗绳子，专为拉拽车子上山之用。另外又组织一个护车队，专门照料车辆。
出了陕州，第一天到灵宝，第二天到函谷关。沿途尽是深沟险壑，尤其是函谷关一带，崎岖险峻，步步使人惊心骇目，往往从深沟走入，仿佛到了绝地，两边山峦壁立，中间一条车道，那就是惟一的可以行人的路。有时走到特别险窄的地方，只能容一车一骑行走，万一对方这时也有车辆过来，那就只好都停在这儿，谁也别想走过去，必得借铁镐临时在路侧开一地方让车，始可通过。“丸泥可封函关”即指此而言。在平原上住惯了的人，哪里见过这个！李太白的诗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之句，我觉这地方与蜀道相比，实在差不了多少。我们一团人像巨蛇攒洞一样，一直攒了两天，方才平安出了这条险径。一路上使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想着万一走在中途，山洪暴发下来，那这一团人都免不了要粉骨碎身或葬身鱼腹。如今提起这件事来，我还觉得有些儿惊悸。一九二六年我第二次从这里经过，曾经令队伍在函谷关顶上修了一条三丈宽的汽车路，预计经潼关、长安，过甘肃、新疆一直到阿富汗。可惜只修了一段，因为时事的急变，全盘计划，不得不搁置起来。在灵宝县函谷关口，有一巨碑，书曰“通欧罗巴”，每字大有二尺，就是那时我所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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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剿白狼（4）
函谷关深有十多丈，高有五六丈，为石所砌成。顶上另外矗立着许多同房子大小的大岩石，都是由指头般大小的石子结晶而成，名曰“拇指石”。这些大岩石，看去绝不像天然生长的，但又如何搬上去的呢？这真是一个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迹。据说万千年前，这儿是黄河底，后来却变成了山岭。所谓“沧海桑田”一语，想来总不是虚构的了。
到潼关的时候，已是五月下旬。这是我第一次到潼关。我决计没料到以后几十年的军事生活，始终与它有关系。潼关！潼关！你的印象已永远留在我脑子里了。
在潼关休息了一天，继续向长安西行。走到华阴县境，又接到改编的命令。原来的警卫军第一师改为第七师（陆将军自兼师长），中路备补军改为第三旅，我带的左翼第一旅改为第十四旅。改编了不几天，由北京派来了大批的人员，谋求位置。说起他们的资格，都是顶呱呱的，有从日本士官回来的，有曾在陆军部做过事的，还有在参谋本部供过职的。这样一批大贤小贤，竟愿离开十里京华，跑向这黄沙漠漠的僻地来，我真佩服他们的勇气。我同他们一个也不认识，见面谈了一回，有的很有学问，态度也很郑重，但多半都是说话有头无尾，慌慌张张，半生不熟，徒有其名的人物。他们之中，有的因为过去同陕督张凤翙是同学，到了长安就公私不分，借着这种关系，向张凤翙要求招待，要求位置，要马要钱，要衣服，无一不要，毫不客气。忘记了自己是统帅办事处等高级政府机关派来的人员，忘记了自己顶着顾问、参议、谘议等的名衔，不顾名分，不留体面。我眼看着这些情由，不由得不摇头叹息。我想我们的政府任派人员，万不可不经一番考核。虽不能要求人个个都能老成干练，确能负责做事，但是品行端正，通达情理，总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如今却随便凑集着这样一些汲汲于名利，招摇撞骗的人物，只凭着个眩人的头衔，胡乱塞给人家，叫人家派他们任职服务，这不但近于危险，而且也流于滑稽。为这事陆将军当时得罪了不少的人。当初这批大贤小贤，各因其背景，混了一个名衔，即急于要得高官厚禄，甚至把整家的弄来纠缠不休。但是位置究竟有限，事实上是不够分派，无法容纳的。不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