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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川北到汉中，路途之难，前写入川时已经说过，路越难走，心里越是焦急，恨不得插翅飞到目的地才好，好容易走到剑阁，忽然又接到贾焜亭一个电报，说他已经辞职照准，叫我毋庸前来。接着又派来他的一位本家弟兄来见我，申述他已经辞职的歉意，但我丝毫不假思索，决定继续向汉中行进。到了汉中，已由一位管某继任了贾焜亭的位置。管是山东济宁人，和段祺瑞有很深的历史关系，我先和贾焜亭见了面，而后再去会管某，见面没有说几句，他说：“您既来了，就在这儿驻下去吧！我们可以走的！”我不懂他的话什么意思，很是惊诧，他说：“汉中这地方，地瘠民贫，只可养一旅人，养不住两旅人的。”我这才恍然大悟，知道他的意思是怕我来抢他的地盘。我当即坦白地说明我此来决没有这样的企图，我就要回北京去的，我的话刚刚脱口，他立刻笑逐颜开，眼睛眉毛都现出高兴的神色来。我离开汉中以后，听说他在宝鸡被人打伤，部队亦全缴械。后来寓开封终日念佛，沉郁不振而死，落了一个很惨的结局。
贾焜亭是我一位老朋友，管某也是我的熟人。都是办事多年，阅历很深的人。惟其如此，所以为人处世，聪明见机。管某尤其惟利是图，官气太重，恶习太深，一味只是所谓“当差事”的派头。什么是军人的使命，什么是官吏的职责，如何能解脱人民的疾苦，如何把部队练成国家的军队，他全不懂得。我以为世界上所以还能成功许多事业，都是傻子干出来的，绝不是聪明人干出来的。傻子何以能成事业？就因为他只问此事自己该做不该做。若认为该做，即努力以赴，苦干到底，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其间绝不把个人的利害计算在内，故结果纵不能成功，亦必成仁。如关羽、岳飞、文天祥，他们虽然为大势所限，没有成功，但毕竟成了仁，为后世立下榜样，千古不朽。他们都是傻子，但结果却做出了聪明事。那种聪明人，藏奸取巧，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利害，自以为聪明得很了，其实是糊涂透顶。尤其在今日艰危紧急的时候，我们的民族国家需要大批的傻子，来大大地傻干一下，方有希望。若仍是聪明取巧，那结果只是害了民族国家，害了自己罢了。
这时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兼陆军部长。他来了电报给我，叫我率部驻廊坊通州一带。我接到命令，即准备开拔。道路有两条：一条就是我来时所取之道，经褒城、留坝、凤县、宝鸡、凤翔、扶风、武功、兴平，而后到观音堂上火车；一条则由兴安、白河、老河口、襄阳、樊城，到汉口上火车。那时陆将军被逐后，长安是陈树藩在驻着，段先生不愿我们从那里经过，恐怕出事，而陈树藩也用了种种法子，不要我们从那里通过。我乃决定取道襄樊，直下汉口。
由汉中到兴安虽有水路可循，但是不通大船，所以只雇了些小船，载运笨重的东西。队伍都步行，以极快的速率赶到兴安，而后上船。在赴兴安途中，适遇大雨，水又大又猛，船行如箭。这是有名的汉水，两岸都是大山（武当山即在此），形势很是险要。河道弯弯曲曲，浅滩极多，船行必须临时雇请领港人指路。这种领港人，名唤“太公”，都是站在山头上待雇。船至险滩，请上一位来，由他掌舵，东一摆，西一摆，就把船摆出险境。到了平稳地方，船即停靠，送太公六百文或八百文，太公即上岸而去。一路上这样的险滩不下二三十处，就要雇请太公二三十次。当太公的都是五十多到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没有青年的。他们就凭经验阅历，而有一套娴熟精到的掌舵功夫，因此能够化险为夷。我看见这个，想到国家大事，亦是如此。周室之兴，就是有一位八十多岁的姜太公为国掌舵。秦穆公所以能霸诸侯，亦是因为有一位百里奚替他掌舵。百里奚被请至秦，穆公叹息道：“百里奚真好呀！可惜太老了。”百里奚说：“你为什么叹我年老？你若要我替你担抬重物，我自然不行；至若坐而论道，那我比姜太公还年轻的多呢！”秦穆公恍然大悟。可见识大体、明大义、定大计，实在非到火候不可。德国的兴登堡，法国的福煦，英国的鲁易乔治，都是为国掌舵的好手，在第一次欧战中都大显身手。若非阅历丰富，见识广远，怎么能以胜任？不过我只是指的那一种静定的旧时代而言。若在今日的新时代，情形则又不同，许多事反倒是需要有朝气有勇气无迂见无成见的热血青年来担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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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从四川到廊坊（4）
兴安为陕南一府，东面接豫境，东南接鄂，西南接四川，与汉中同为重镇，亦有镇守使之设。兴安到汉口，中间经过老河口。老河口以上，又是许多高大的山岭。沿着汉水，两岸都是出产丰富，人烟稠密的地方。襄樊在军事上的价值尤大。北去出洛阳，出郑州，襄樊为必经之路；南至荆门、沙市，襄樊亦是必经之路。所以历史上屡次战争，襄樊成为战略要地。那时一位张某任襄阳镇守使，完全是旧官僚的气派，用种种方法和各方权贵巴结拉拢，以巩固自己的地盘。所率部队，毫不训练，本不打算作战，故亦不能作战，只是用做搜刮地方，鱼肉百姓的工具而已。我们从那里经过时，他极惊慌，戒备很严，原来他也怕我抢夺他的地盘。真是可笑极了。
到了汉口，杨桂堂即来相见。我原派他率同李云龙、宋哲元、刘郁芬等到河南招募四营新兵，不想他另有什么作用，把这事因循不办，直到此刻也无一点眉目。因此把四川的事也耽误不浅。和他同来的几位营长，都等得急死了，拿他毫无办法。杨是一个卑鄙无能、昏聩腐朽的家伙，无热血，无骨气，无学识，无胆量，惟一的本领就是钻营巴结。他用什么方法钻营巴结？就是长官的老太爷、老太太、姨太太做寿，他大送其礼；少爷、小姐生日或结婚，他又大送其礼。绸缎、首饰，只拣好的办，手眼极阔。这些钱从哪里来？都是从兵们和骡马身上克扣下来的。不叫兵们洗澡、喝茶，柴费他上腰包；不给骡马吃的，草料费他上腰包。还有其他一切公费，全都被他中饱。不然他终天烟酒嫖赌，浩繁的应酬，都从哪里开支？这样的情形，我要撤换他，也撤换不动，因为他有有力者为之撑腰。他恃着这个，更是肆无忌惮了。总之，满清官僚的恶习，他是一个集大成者，他反美其名曰：“如此方近人情。”此次和我见面，他一开口就说：
“咱们的军队在四川响应护国军，怎么弄得谁都知道了呢？幸亏是老袁死了，要不然，那还得了！”
说着满脸带着惊惶不安的神色。我说：
“我们既干了事，还怕人家知道吗？老袁不死，又怎么样？他们做皇帝，我就要反对他。反对他，就不怕他。反正不是他死，就是我死！”
接着他说道：“我们这次回去，可要听段总理的了。我们必须靠他当靠山，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样才可保不错。”
我说道：“只要他真正地为国家，为人民，我们自然听他的。若不然，我们还是要干自己的！你说靠山的话，段总理也靠的中华民国，我们也是以中华民国为靠山，决不依靠任何个人。”
因为他看见士兵的肩上还是戴的护国军的肩章，于是他又说道：“怎么我们的队伍还是打着护国军的番号呢？这不大好吧？”
我说道：“打护国军的番号一点不是丢脸的事。自然要等有了命令，我们才取消它。”
他又呻吟道：“我们这次从四川出来，到底弄了多少呢？”
我真有点气愤了。我说：“我们只知道为国家，为人民，这是我们的本分。你怎么问出这种话？”
他沉默了半天，望望我的脸，非常亲切恳挚地笑着说道：
“旅长，你开口就是国家人民，实在太迂执了点。这是什么世界？若老是这样的傻干，连我们吃饭的地方也没有了。依我说，旅长不如就在这里住些时候，多请几次客，各方面应酬应酬，联络联络，这才是有用的办法。您瞧瞧襄阳那地方有多好，为什么我们不要，叫人家坐着占着，把地方吃光了？”于是又说，“我们一点应酬也没有，各方面都没有联络，实在太危险了。最近曹锟就买了两辆汽车，每辆九千元，送给傅良佐和徐树铮。张敬尧也花了几千块钱，买了两个窑姐儿送他们。您看看他们的干法吧，要不然，怎么他们什么事都行的开，我们老是被人家排挤呢？”
他唠唠叨叨说了一大篇，我简直忍耐不住了。我说：“你这说的都是亡国的办法！”再也不愿意和他说下去了。后来他把我说的话一一去报告了段先生。
第二十二章从四川到廊坊（5）
杨桂堂的为人，大都类此。那时的军人政客，都是这样一副面目，这样一副头脑，这样一种作风。我写的这位杨桂堂，正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我在汉口没有停几天，即率部队上京汉车，直达长辛店，再由长辛店转丰台，分在通州、廊坊、天津三处驻防（那时有命令，指定这三处，不许我们到南苑驻防）。当即分配：第一团驻通州，第二团二营驻天津疙瘩湾，其余的驻廊坊。
那时段总理兼任陆军部长，徐树铮与傅良佐分任次长之职。傅等把我们队伍看着和陆将军有亲密关系，而他们不满于陆将军，因而亦歧视我，要以对陆将军的办法对我。再则我们此次在四川倒袁，接受护国军第五师的番号，亦使他们大不高兴。由四川回来的各部队，又从而加油加醋，在他们面前对我大肆攻击，因此愈视我如眼中钉，加我以种种压迫。不但房子不给够住的，被服饷项，亦皆置之不问。尤其饷项一事，发给我们的全是六折票价，后来又减低为四折三折。关于训练、装备各方面，更是一概无人过问，形成一种听任我们自生自灭的局面。在那时，若要军队存在，必须是皖系、直系。我两皆不是，又加上我不去巴结，不去讨好，又有辛亥滦州革命之事和此次倒袁之事，故益发一心要用功夫来把我们消灭。我看透了这种鬼蜮伎俩，一气不哼，愈加埋头苦干。我一到廊坊，即先把余积的公费提出，鸠工建筑营房，而后专心致志，努力于部队的整饬。第一，把此次由陕入川，再由川北返，这一路上所得的经验，集合各将领重新详加检讨，把病症一一指出，商量着努力改正。第二，举办文官军训，伙马夫等的军训，下操打靶，一如士兵。第三，加紧干部训练，不但教练连和排，团营长以及副职亦一并训练之。不但注重内场教育，外场操练亦同时重视。第四，注重精神教育，除原有办法外，又编了许多新戏，教官兵们排演，都以教忠、教勇、教仁、教义为题材，同时灌输一些卫生及科学方面的常识。出演之先，加以讲解，讲完一出，演一出，觉得收效不少。第五，利用大风、大雨、大雪的天气出外行军，做种种战斗操演。第六，历年来兵中老幼以及久病不愈者，均大加淘汰，重新补充。第七，在廊坊盖一劝忠祠，供奉历年死亡，按时致祭，以为纪念。此时第一团团长仍是杨桂堂，第二团团长是陈正义（何乃中已他往），第一团第一营营长周性静，二营张维玺，三营李鸣钟，第二团一营宋哲元，二营董士禄，三营杨绍绪，炮兵团团长宋子扬，机关枪连李致富，骑兵营张之江，参谋长邱岘章，军械官鹿瑞伯，军法官薛子良。
一天我因事到陆军部去了，正因干部实习，我不能出席，乃请邱参谋长代为指导。在演习利用地物的时候，邱叫到排长曹福林讲做，曹福林演做完了，只是不会讲。邱一时性急，打了曹福林几巴掌，曹气得哭起来。邱也非常生气。许多官长在旁边望着，都觉得看不下去。这因为我治军向来注重养廉，“扬善于公厅，归过于私室”的明教奉如圭臬，官长当众打部属巴掌，我们第十六混成旅中从未有过。此次的事使官长们不满，惹起公愤，是难怪的。我回来后，即当面和邱参谋长婉言处置不当的意思，同时安慰了曹福林几句。邱参谋长为人坦率，自认处置急躁了些。一件小事遂化为乌有。
又有一夜，有两个兵私携枪支逃跑。这也是第十六混成旅向来所无的事。营长和连长都觉得这事不得了，非常难过。我派令骑兵李某去追寻，各村各庄查询，赶到通州，有老百姓见其不安分，指说出来，方始抓回。他们把枪藏在草里，也一并搜寻了出来。其中一个士兵向来刁恶成性，不守本分，一出营门，就做土匪；另一个则是新兵，年轻心浮，被愚而致出此。我想着此事严重，即集合全体官兵（远者只请官长来）把此事意义细讲一番。当众把两个逃兵枪决。以后更每一星期把这事讲一次，连着讲了数星期，给全体官兵以极深刻的印象。从此即再无此等事发生。军队中旧有的恶习是，有一点好处即沾沾自喜，尽力宣扬，而养成骄满之气；有坏处，则以为家丑不可外扬，极力藏蔽，讳莫如深，结果是姑息养奸，渐成大祸，而不可收拾。苏联的军队，如有士兵拔了人民的白菜、大葱，或在民间稍有为非作歹之事，其长官必当着民众宣扬其罪，而后处罚。这样办，则部属知所警惕，纪律得以不弛。而其军队亦才可以成为真正人民国家的军队，我之处置此事，亦正是这个意思。
第二十二章从四川到廊坊（6）
这期间我曾被约到陆军部去过几次。第一次是次长傅良佐找我去谈话。陆军部衙门是高大洋楼，堂皇庄严，看去好像其中不知有多少好的办法。我脑中老是存此观念，把它看得很高，想着必是处处都可为全国军事衙门的模范。哪知进去一看，却叫我大失所望。我先到门口号房中递了名片，即被引到客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