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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在常德（6）
赵、谭先头部队到达长沙的时候，我接到代理国务总理萨镇冰先生的一个电报，电中对我治军及为政很是夸奖，他说他已自动地致电孙中山先生，请南方军不要与我冲突，孙已复电表示同意。并把原电转给我看，叫我只管安驻常德，不必移动。我那时同萨先生并无一面之雅，竟蒙他这样热心关顾，使我欣慰极了。
赵、谭的部队当时虽然没有向我进攻，但我却不能不有所准备。因留少数在常德，其余都布置出去。南军在距离我们防地百多里的地方监视着，各不相犯。一日，驻汉寿的冯治安报告，说该方面南军进迫，离他防地仅只四十五里，仍继续前进，恐有决裂之势。那时冯为连长，那一面防地只他一连人，我颇不放心。因令团长鹿钟麟带着一百多名手枪队，夜间开了去，天明又转回常德，天天如此，以防万一。有一天南军致函冯治安，说他们开来三四营人，请即让开防地，以免杀伐。冯不肯屈服，回信说，我奉令在此布防，在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之前，决不擅离防地。南军又来信说：“我们有三四营之众，你一连人恐难阻止我们前进。”冯复信云：“在我们一连人未死完以前，你们休想前进一步。”冯治安答复如此强硬，南军因即停驻，终于未敢进逼。
不久，北京政府给我命令，叫我们队伍移驻湖北。我接到命令，决定仍走二年前到常德来的旧路，先到津市。那时在津市的驻军为王汝勤的第八师。我乃先发一电，将我奉令移驻湖北，取道津市的话通知他。哪知我的秘书长陈经绶先生一时疏忽，竟将此电译作明码发出。王汝勤接到我的电报，很是诧异，以为军队行动，当如何机密，怎么不用密码，倒用明码。因此判断我一定不会真的走津市，并未电问此真相。陈先生发觉此事，难过的不得了，连说“该死！该死！”立刻向我引咎辞职。我知道他是一时疏忽，不是有心之过，百般安慰他。我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我自己也应当分担的。”他一面还是十分抱愧，一面办事却更细心，更发奋了。陈先生为前清的老拔贡，瘦瘦的，个儿不高，学问深到，为人诚实义气，在十六混成旅与我相处颇久，给我的帮助很多。我至今想起他来，还觉得慊慊不能自释。
赵炎午和谭组菴两位先生听说我将开拔，先打电报来，继又派代表带着信，送来几艘轮船，许多湘绣，并由常德商会拨交十万元，以为慰劳我们全体官兵的盘费。我只留下轮船和湘绣，将十万的川资完全璧还，我和那代表说：
“这个钱我不能受，我们是国家的军队，目前虽不能按月关饷，但正经饷项还是有的。我若受了这个钱，我的良心不会宽饶我。而且若是十年八年后，和赵先生、谭先生见了面，他们必定指我脊领，和人家说，这就是那年在常德刮钱的那位冯玉祥……”
那代表姓刘，很是会说，说出许多道理来，再三再四地要我收受。我说无论你怎么说，我也不能从命。后来民国十六年我在郑州和谭先生见面，谭即谈及此事，说：“那时不收钱，你要留下以后见面的余地，今天可真的见面了！”说了许多过奖的话。又后来和赵炎午先生见面，他亦谈到这事。我以为“临财毋苟得”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立身处世的大教训。北方有句俗话说：“非分吃了人家的，嘴软；非分拿了人家的，手软。”这话真有意思。民国以来，我看见官场中的人，许多不免滥抓钱的毛病。他们抓了几把之后，有的盖洋房，住租界，不敢自由行动，时刻担心着有人绑他们票；有的抽大烟，娶姨太太，赌博上三十万、五十万的输去；有的自己纵能紧手稳步的过日子，可是到了儿子孙子身上，又像泥土似的把财产倾荡了。无论怎样，结果都是毁了自己，毁了儿孙，危害社会，危害国家。我听见的真能廉洁自持的官吏，第一个当数王铁珊先生。他为大吏数年，不只是普普通通的廉洁，即一文钱，亦无不分明清白。他生前清苦一世，到老尤为寒素。但死后，国家褒扬他，家属发与恤金，最要紧的是社会上对于他的称誉，即此一件，铁老就够不朽的了。我曾和铁老谈过这类问题。铁老说：
第二十六章在常德（7）
“人家都说我不要钱，是矫情，是假的。确确实实是假的！钱，我确实也是欢喜的。但我读过书，我懂得为人的道理，所以我能够咬牙不要。要紧的是要做一辈子，直到我死了才止。”
这是真情挚意的话，极值得我们深思一番。我以为若是富有的人，明达事理，必定急公好义，钱越多，助益于国家社会者亦越大，那也是不朽的。否则，于自己，则滥抓浪费，于公于国，一毛不拔，那不但国家社会蒙其祸害，即自己亦必沉沦不复。
在中国，社会一般的落后，国家机构没上轨道，而旧有传统又太腐败，此等立身处世之道，必当自己严格讲究。若在政治清明，社会进步的国家，那“临财毋苟得”的一条，是每个官，每个人的本分，有什么稀奇处？而且你纵欲“苟得”，又岂容你苟得呢？所以我上面这番话，不过是对中国的畸形社会而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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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饥困线上（1）
我们离开常德的这一天，先是下着小雨，接着便成大雨。正在滂沱倾盆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开始出发。一则因为我们平素注重行军训练，二则由常德到津市，我们已修有康庄的大道，所以虽然在大雨之中，我们全旅官兵分作五路行进，人马车炮，肃静整齐，完全照着预定计划，平平安安到达目的地。虽不敢说鸡犬不惊，但一草一木都未惊动百姓，那是真的。后来连年遇见常德各界绅商，谈到那次我们开拔，地方百姓都不知道，还以为是平常的行军演习。口口声声地夸奖，以为在那时的军队中是难有的。我觉得国家养军队，责任就在保护人民。不惊扰百姓，只是守了本分而已，有什么可夸的？若竟以此自傲自满，就可笑得很了。试问国家法令，几曾叫军队骚扰百姓来着？可见那是中国百姓的可怜。军队能守个本分，他们就看着稀奇不得了的事了。还有一层，我要赘说：就是军队驻在一地，平时当有战时的办法，每时每刻都须有开拔的准备和作战的准备，平时养成了习惯，一旦有事，要走就走，说打就打，一点不用周章费事。若不然，遇有变动，种种麻烦都猬集蜂拥而来，那时一手提灯，一手提篮，跑来跑去，拿东动西，一点头绪没有。则不但使人家看着笑掉牙齿，而且天大的要事亦被耽误了。
由常德上船，沿途河流纵横，有些地段水向南流，乃是长江的水流向洞庭湖去。洞庭湖中水不大，多沼泽之地，张敬尧乃和当地土劣勾结，将沼泽中冲积的土地圈起来，使水不能入，从事放垦种植，致湖中容水量大减。黄河怕决口，长江则无决口之虞，即因为长江赖有许多大湖小湖为其水囊。张敬尧放垦的结果，即不啻把长江的一些水囊堵死，使水发时，无法流泻。十八年、二十年长江连发大水，张敬尧辈实应负相当责任。这是我实地观察后的感想，并非空谈。
这次到津市，临澧镇守使王振亚已被他的副使卿衡所杀。听说王和卿两人意见不合，感情恶劣，平素你防着我我防着你。一次王振亚到什么地方去，卿衡伏兵于路杀之。中国人最爱对自己人闹意见，结仇恨，实在说来，都不过为一些极小的事。比如拜看他，他没有回拜；请他吃饭，他没有列席，或者有人从中挑拨几句，就马上怀恨在心，而不肯向大处远处看看。因此睚眦之怨必报，民族国家的大仇大恨反倒不放在心上。所以我后来常用一句话劝勉国人，我说：“自己怎么不好，也比我们的民族敌人好些。若人人有此觉悟，真正地做到精诚团结，一致对外，还怕中国民族不能富强吗？”
第二十七章饥困线上冯玉祥回忆录
我们到津市的时候，吴佩孚正在保定一带和段芝贵打得激烈。张敬尧自湖南退入鄂境，吴光新亦向武昌方面撤退。张、吴结合颇有攻取武昌的意思。那时鄂督王占元，看着武昌危急，打一电报于我说：“张、吴将不利于武汉，望弟台速率所部星夜来援，沿途万勿停留。”我们在津市住了两天，即赶紧准备船只，向武汉出发。当时办得几艘小轮，拖着民船，至藕池口，因煤炭用完，特开到沙市装煤。此时又接王占元一电，说张、吴已经解决，叫我毋庸前来。但电中并不提我们部队当驻何处。这时正在六月，江水泛滥，各处都涨着水，我们没地方屯驻，乃决心仍开武汉。在路上遇着军舰来接，我即乘军舰先到。队伍随后亦到，暂停鲇鱼套。
武汉一带也是大水，水位平岸。第二天早上我即往督军署会见王占元。王像个乡下土佬儿，见面也没说个长短，他就问我道：
“焕章先生，你的队伍现在打算开到哪里去呢？”
那一种不负责任的神气，很出我的意外。我只好掏出他给我的求援电报，请他看，他接到手里一看，好像恍然大悟似的，说道：
“噢，噢！那么就驻在谌家矶造纸厂吧。”
王督军不但样子像个土佬儿，就是一切办法，也是乡下守财奴大财迷的办法，既不像军人，也不像懂得政治的人。我顺便写他几件事在这里，以见一斑。他每逢犒赏军队，总是一吊大钱或两吊大钱，那时已用大洋，一吊钱比一元钱还差远了（别人犒赏总是二三千元）。他常常从常德办煤，用民船装，用小轮拖，运到汉口，每吨成本不过七八元。他卖给汉阳兵工厂，都照六河沟煤价，每吨二十二元，又在武汉大铸铜元，以军用车运往顺德、保定等地出卖，大发其财。人家骂他，这样做法，到底算是商人，还算是国家封疆大吏？他也满不在乎。他为何如此蔑视自己，即因为不读书，没知识的缘故。这等人卑鄙如乡愚，贪婪如豺狼，一旦拿官到手，不知如何做法，就惟利是图，无事不干了。
第二十七章饥困线上（2）
谌家矶造纸厂狭隘卑湿，房屋不够住的，我们全旅一万多人开了去，大半都搭帐篷。另有相距二十里名滠口的地方，分去一部分人屯驻，也是搭帐篷。那时大水之后，天气溽热，住的地方如猪圈，如蒸笼，官兵们因此致病的极多，到后竟死亡三四百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为官兵们祛病的办法，仍是努力野外演习和科学的训练，不使他们精神体力稍有弛懈。
我们部队在常德时，即全体戴用草帽，帽由新郑办来，价钱很便宜，夏天时候尤感合宜。因为普通军帽只一层薄布，紧紧地箍在头上，前面一块黑色漆布的遮檐，更易传热，在炎阳中一晒，简直闷热难当。第八师的官兵于夏天由陕西开往甘肃，一营人中害火眼病的达二百余人，皆是戴那种军帽晒出来的。我们此次由常德到汉口，也正值六月天，故官兵，皆戴草帽，天雨时再加上一个油布罩，天晴时将油布罩除去。到了汉口，人们没见过觉得奇特，就呼为“草帽儿兵”。驻谌家矶期间，每日往来武汉、滠口一带，买东西，办公事，每与人民接触，兵们都很谦和有礼。坐车坐船，遇见老弱妇孺，即起立让座。街上人来人去熙熙攘攘，若碰着，踹着，兵们无不让着百姓。铺子中有人泼水，不小心泼在兵们身上，那人骇得脸上改容，以为一定闯了大祸了，而兵们反倒安慰他，说：“不要紧，这不怪你。”那时王占元的队伍一向强横凶恶，人民没见过这样客气有礼的兵，都稀罕的不得了，因此对草帽儿兵发生了极好的感情。
造纸厂的规模很大，造纸的全部手续，都是以机器替代人力。原料放入机器，搅浆、成纸、烘干、打捆等等程序，倏忽间即告完成，所以一头放入原料，一头即出一捆捆整齐良美的纸张。用人三五十个，即抵得万人之手。较旧式手工业办法完美迅捷多了。我参观的时候，向导者告诉我三件事：一、造纸原料，也都用的舶来品；二、财政部已将此厂秘密抵押给日本人，第一次押款五十万，第二次交二百万；三、厂中人员都由财政部荐来，对于纸厂的经营完全是门外汉，只知做官弄钱而已。向导者的话不是道听途说。那时中国的事就是这样的情形办理！真使人听着气愤得发昏。我还常常想，中国的社会若要进步，必定得一切生产机械化，电力化，除非万无办法，不必再提倡什么手工业。我要写许多通俗的书，说明古不如今，旧不如新的道理，宣传科学万能的种种事实，以破除社会上一般泥古守旧的思想和观念。其实，这些固然重要，但还有更重要更根本的问题在，那就是打倒黑暗的军阀统治，铲除腐败的官僚政治。中国的国民革命不完成，什么问题都说不上。拿这个造纸厂来说，他们难道不知道机器生产比手工业好吗？难道不知道科学比所谓国粹高明吗？然而，他们不但不能将机器大事提倡，普遍应用，连这一所新式造纸厂也不能好好地加以合理经营，使之日益发展。不但这一所纸厂不能有好的经营与发展，甚至为了罗掘搜刮，连这仅有的新式工业也要拿去向外国人抵押出卖。军阀官僚的统治不打倒，从哪里去谈改革生产，发达经济呢？
我也参观了汉阳铁厂，那里的情形是同样地叫人难过。铁厂的规模也是很大的，但办理的极糟，里面到处是破烂，颠颠倒倒，无人过问的样子。并且听人告诉我，这个铁厂因资本缺乏，欧战时已以极低廉的价格，卖给日本二十五年。后来我到莫斯科去，看见西比利亚道的铁轨多是汉阳铁厂所造。我想一定有人会诧异，为什么自己厂造的铁轨国内看不见，在外国反倒有的？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张之洞先生看明白一国若要抵御外侮，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