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公桀骜不驯，同时在看人说话一方面，却又心细若发。1926年，章太炎反对北伐，也对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深表不满。
他唯对孙传芳尚加青眼。8月9日，他答应孙传芳的邀请，担任南京修订礼制会会长。孙传芳力促复古，举行投壶古礼，由太炎主持，仪式当日未出席，可知两者之间尚有一定距离。太炎依托实力人物来推行他的思想主张，无可厚非，复古代之礼，在技术上也是可用的，其中包含古时合理的社会生活习俗，属民俗文化范畴，并非纯粹帝王专制那一套。
机会主义者的机会（6）
问题是他的匡时之志，所托非人。这位第一流的大学者，情绪骚动，不甘寂寞，但却缺乏相应的政治智慧。
冯玉祥认为北洋中后期，实属黑暗中的极其黑暗，一切关系极为混乱。张勋复辟时带着康有为，作为外围幕僚和镇山之宝。
成则为殿堂金銮国师，败则为村校国文老师，成为中国文人满腔苦涩的千古情愁。
1921年间，直系吴佩孚笼络于右任，拟给予每月千元的总统府高等顾问衔头及一等文虎章以为笼络。
于右任说，钱我见过，什么文虎章，你妻侄小舅子都给，狗也给，猫也给，我看得不值半文钱（冯玉祥《我的生活》311页），拒不受。
章太炎为这事专门修书一封讽骂于右任，于氏深觉不爽。
章太炎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当章太炎在孙传芳那里主持投壶典礼之际，他的弟子周作人就在《语丝》杂志刊发谢本师的文章，也把太炎给“谢”了，以为他的政治活动不高明。他由“谢”师的主角变成被谢的对象，他的感慨可想而知。周作人说：“《民报》时代的先生的文章我都读过无遗，先生讲书时像弥勒佛似的趺坐的姿势，微笑的脸，常带诙谐的口调，我至今也还都记得。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也就不是我的师。此后先生有何言论，本已与我无复相关，唯本临别赠言之义，敢进忠告，以尽寸心：先生老矣，来日无多，愿善自爱惜令名。”
章太炎谢（拒绝、脱离）俞樾（俞曲园），周作人谢章太炎，更搞笑的是俞平伯后来又把周作人也给谢了。平伯是曲园的曾孙，这真像一个圆周样的循环轨道呢。
圣人欲做超级幕僚
1923年，吴佩孚50岁，在直奉战争中击败张作霖的奉系军队，被委任为直鲁豫三省巡阅副使，驻在洛阳。康有为贺吴佩孚寿联云：
牧野鹰扬，百世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那个气势是饱满拔节地烘托起来了，沧海横流，豪杰出世，雄才大略，鹰扬虎视，极言宇内大才超尘拔俗的宏大气魄。正因为联语极佳，被人窥破其中阿谀奉承的机关，坊间讥刺为“傍友”，犹今之傍大款的傍，吊膀子式的傍，其惶惶奔走，寻求依傍的心理昭然若揭。
他看中了吴佩孚的赫赫武功，看中了他也是秀才出身，看中了他也有复古思想。他自居文圣，想把武圣的尊号献给吴佩孚。但吴氏对之尊而不亲，使其失望而去。
当时有实力的是曹锟，曹氏的左右，没有一个人喜欢吴佩孚，他在洛阳的计划，外边的传说与他实际的作为并不尽同。对所谓“武力统一全国”，隐然知其不可，当时醉心武力统一的并非吴佩孚本人，反而是反对他或拥护他的人，前者借此对他攻讦加罪，后者借此谋利取势。除了康有为，另有汪兆铭、张謇、章炳麟、徐绍桢、张继等形形色色的知名之士，或者亲到洛阳，或者函电飞驰，目的非常明确，而收获甚少。其间如康有为、章炳麟表现异乎寻常的热诚，康有为讲四维八德，发扬传统文化，以为和吴佩孚主张所吻合，期得采用。吴佩孚大感慨道，横柴入灶，团结无望；勉力从之，则可能产生技术性阻绝，导致未战先输。所以他对他们表面上很尊敬，实际轻视，只是虚与委蛇而已。
康有为行为颟顸。1924年，在西北逗留西安其间，督军刘镇华待为上宾，赠送上等皮袍。他又说冷，要买狐皮袍子，刘也应之。他给刘镇华赠送一联，捧场之病依旧。联曰：华为五岳首，海纳百川流。依然老脸老皮，不顾社会反应，先把实力人物捧到极顶再说。以一并不高明的幕僚之才，而欲栖身教主地位，时势不作美，前途每况愈下的局面之下，其猴急抓狂的心理真是不堪得很。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机会主义者的机会（7）
陕西省收藏家，慕名请其鉴定文物，康氏来者不拒，多据为己有。又有请看古钱的，他便向袖子里面一藏，据为己有。那人再三说是传家之物，情愿送他一枚，请把其余退还，康氏顾左右而言他，装作没有听见走了。他又顺手牵羊拿走卧龙寺所藏经卷，被绅士李汉青等告上法庭，将经卷截回。康氏恼羞成怒，向刘镇华要求赔偿100万元，并以家藏图书要求西北大学购买，索钱；甚至要求刘镇华私人投资做其办《不忍》杂志的股本，聘请其门人张某为西北大学教授做交换……（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二卷，86页）
穷途末路时分，他的本色现出原形，简直是不管不顾的撒赖耍赖。
戊戌变法的失败，与改良派失策有关，康梁作为光绪帝事实上的幕僚，想当教主，而性格一根筋，操作更是笨伯，一意孤行，那就有好看的了。他们的失败，既非因为慈禧的观念守旧，也和所谓国民素质低下无涉。近代以前，日本社会也和中国大同小异，人治社会，谈不上什么宪政素养，但是东瀛的明治维新就顺利达成了。
变法期间被光绪帝倚为股肱之臣和智囊核心的康有为，成为变法运动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作为戊戌变法的灵魂人物和不可替代者，康有为的一言一行，对戊戌变法都有关乎成败的影响。
当时的慈禧太后，乃是清廷的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权欲极强，说一不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染指，康有为要搞君主立宪，首当其冲的乃是与慈禧关系的调理，要么不顾一切以非常手段置之死地，要么变更路径低首下心曲线抵达，但康氏不作此之图，反自肇端就触犯实权派的大忌，等于将改良派急需之最高权力，猛然推到了改良运动的对立面，胶柱鼓瑟若是，戊戌变法焉有不败之理？
他早先反对、或者瞧不起辛亥志士的铁血手段，所以在变法危急关头，首先想到的是袁世凯，“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挟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康南海自编年谱》）。殊不知袁世凯是个势利小人，比他更鬼，光绪皇帝在得到康有为的暗示之后，嘱托袁世凯：朝廷一旦有“意外之变”，他就即刻带兵进京。
唐德刚说，其实戊戌变法的中心人物还是光绪帝。康有为只是他看中的一个变法顾问而已。但是康派之毕其功于一役的过激作风，却颇能说服那急于求治的年轻皇帝。皇帝既有过激倾向，乃激起保守派和投机派的联合阵线的反击。而康派的教条主义和过激作风，也拒斥了开明而强大的中间派。开明派和中间派靠边站，剩下的过激派和顽固派两极分化，势均力敌，就短兵相接了。在这两派较劲之时，过激派也就是所谓帝党吧！原是个纸老虎、空架子。一旦临阵交锋，其结果如何？就不言可知了。
戊戌变法后，中山先生对康梁一是设法营救，二是在日本为其生存发展创造条件，将所办学校依其意愿改为大同学校，以梁启超为校长，听其办理，然而康梁的手下还不大领情呢。
此后，中山先生命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带3万元到新加坡，劝康有为合作，反被康有为向新加坡英政府指为刺客，将宫崎逮捕。
严复对维新运动寄予深切的同情，但也对其鲁莽酝酿有所批评，“平心而论，中国时局果使不可挽回，未必非对山等之罪过也。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康梁辈虽喙三尺，未由解此十六字考注语。”（《与张元济书》，《严复集》三卷，533页）康有为等人不能辞其咎。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机会主义者的机会（8）
辛亥之际，他给黄兴写信，建议采取虚君共和制，以孔子的后裔假以皇冠，为一种荣誉及象征，实际政柄则操之责任内阁。
康有为当戊戌变法时期，为事实上的总策划，清廷坍塌，犹不死心，和张勋共谋复辟，当了十二天的弼德院副院长。虽说他毕生抱有教皇心态，但在时运不济的情况下，充当实力人物的头号幕僚，也是他至死不移的嗜好。这种嗜好上瘾之深，简直身不由己，并且不惧所托非人。张勋复辟，他出力最多。张勋早年任江南提督，武昌起义后，率部企图顽抗，败后退驻徐州一带。其人及所部均留发辫，人称“辫帅”，所部称“辫子军”。1917年6月，他以调解府院之争为名，率兵入京，解散国会，赶走黎元洪。7月1日与康有为拥溥仪复辟。至12日为段祺瑞击败，逃入荷兰使馆，被通缉。张勋复辟，也促使康、梁彻底分家。
张勋复辟将尊孔和*专制进一步联络加强之，其中康有为跳得最欢，他们不长进的行为，导致儒家学说不幸成为*的对立面。在激进的知识阶层眼里，儒学日益与专制愚昧相重叠，成为中国进步的主要障碍物。萧公权说康有为“在19世纪走在知识界之前，而在20世纪时远落后于当时的知识界”，“康氏自己或许在不知不觉中，不断地造成儒学的式微。在戊戌前夕，他勇敢地将儒学与专制分离；然而在政变之后，他以保皇会首领自居，自戊戌至辛亥，反对共和而主君主立宪；复于民国六年（1917）以及十二年（1923）两度参与复辟，使他的形象与帝制认同，因而被许多人视为民国之敌”。实在是见道之论。
张勋死了，康有为没事儿。到了1925年，他又主张拥立溥仪皇帝，依然时刻梦想依托实力人物干一番事业，博取功名富贵，亟思有所表现。
《清史稿》将他与张大辫子合为一传，放在殿尾的一卷，也算大有深意的。
康有为倒是不愿放弃他的独立性，那个混沌的社会，倒也很好地保持了他的“独立性”，没有人做他的思想工作，或者改造他的思想，倒是他当仁不让，力图给国人或强梁灌输他的思想、他的意愿。
这较之后世那些被迫一步步放弃独立性，一步步走向污秽泥潭的知识分子，佛也救不得，他康圣人，倒不失为命好！
当幕僚的出主意，力求实施，荒不择路，饥不择食，所凭者，三寸不烂之莲花舌，一大肚皮之馊主意。他在技术上甚至没有徐树铮、杨永泰那些人的头脑，也没有王士珍、饶汉祥的胸怀，而欲成事，直是拿他人做牺牲，根源就是他的当教主的思路根深蒂固。这样的人，搞儒教，儒教很难看；搞*，*走样子；搞立宪，立宪变成交换。
对自身提出的主义，孙中山是功不必自我成；康有为是非由我成不可。即使是他人的思想，康氏也很愿意插上一脚。他的实践，因霸王硬上弓而瘸腿，但他却乐此不疲。
较之孙中山、谭嗣同，甚至梁启超等人，他，康有为既不是颈血溅诸侯的英雄，也不是上下其手娴熟裕如的政客，他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大俗人，就是一个名利熏心的好货之人。作为一个大学者，他又独有一份盲动的愚昧，这愚昧常常是深不见底。
过度的雄心会忽略物质的攫取。唐德刚先生论袁世凯，说他既无玩物丧志的恶习，也不收藏什么古董字画，品箫吹笛，*自赏；平生所好，唯抓权秉政，纵横捭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动物。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机会主义者的机会（9）
这并非什么品质，而是用志过分专凝，其他相对忽略，顾不上也。大凡一个目标固守、心有所寄的野心家，往往对物质利益视而不见，但康有为是一个例外，与其说他对哲学感兴趣，不如说他对物质情有独钟；与其说他对权力感兴趣，不如说他对精神操控念兹在兹。多货伤德，趋利之人，常为朋比，同其私也。东食西宿，一样不拉。他的信徒唐才常、秦力山发动起义之际，他的手里捏着大把的资金，他紧紧地捏着，拒不交付使用，使人寒心。
与康有为同时，章太炎脾气巨大，表现为暴躁；刘师培的脾气很拽，如不合其意，则表现为叛变；康有为脾气也甚澎湃，表现为偏执尖锐。章太炎不合他意，就骂人家“满朝都是魏忠贤”，意为天下只有他一个好人。康有为道不行，就更加好货，这是不是一种补偿心理呢？
包括戊戌变法在内的许多社会变革，康氏的性格因素使其希望变得更加渺茫。这是性格的细枝末节影响大事的例证。
他梦寐都想栖身圣贤之列。他的《大同书》“大地万国之人类皆吾同胞”，悬鹄不可谓不高。中年时期，1895年秋，他到南京找张之洞，要求赞助强学会的南方分会，张氏待之为上宾，但康氏拒绝任何一点张氏提出的修改意见，他绝不做学术人格上的半点让步。结果张氏竟收回原先赞助他的打算。
辜鸿铭算一保守人士，但辜氏对康有为也颇有看法。辜氏在张之洞的幕中为英文秘书，他评价康有为说：“自私自利而具野心，但又缺乏经验、判断力和方向。”（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20页）
自视甚高，愈加专断，不能容忍旁人意见，且将他人思想认为太寻常，太无价值。钱穆也说康有为是一“领袖欲至高之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以学术、学问、想法影响社会，中国士子历来有之，至康、梁更甚。学问影响社会，必有一定途径，通常是通过影响社会实力人物，最高当然是影响皇帝，在清末皇权崩溃，大大小小的军阀强人，就是微缩了的大小皇帝。但在康有为，只要是他想出来的念头，任何人不能动摇，自信到自夸，到幻想，到以幻为真。他的自编年谱，说他少年时就“慷慨有远志”；他的慷慨，削弱于他的好货嗜利；他的远志，则受阻于他的贪鄙固执。
名利烤灼 谋士流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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