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智囊》

下载本书

添加书签

烽火智囊- 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一是敌情判断,包括对方的外围部队;一是侦察红军主力;一是做出应对计划即主力和增援部队的配置;一是编制战斗序列。
  不久又坚执要樊崧甫兼任师长到一线。陈诚转达蒋介石的话,强调这是一个杂牌师,让樊崧甫去整理,整理得好固然属幸事,整不好也就算了。这是借重他的参谋经验所做安排。
  这时,樊崧甫又提出整训部队的建议。他说,譬如做生意的人,行情不利,亏了本钱,应暂时收盘,保持一些本钱,等行情好时再做。如果一意滥做下去,本钱输光,等好时机来了,只好在旁边望洋兴叹。中央嫡系部队有限,杂牌却是力服心不服,不肯卖力,兵多也枉然。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建议开办短期培训班,施以精神教育,把杂牌军将校都变成师生关系,再投入战斗,比较有利。
  老樊的建议不错,说起来甚动听,但实行起来效果难测。
  转型期的经验措置
  对苏区第四次“围剿”期间,伍文渊突然来访,把樊崧甫吓了一跳。
  那时正值福建事变期间,伍文渊系李济深的说客。他只得叫上师部的副手、参谋、党部书记长、政训处长等远道公开迎接,盛宴招待,为的是蒋介石的耳目多,干脆公开,以免闲言。并宣称:他聘请了两个顾问,一是老师长伍文渊,帮助草拟作战计划;一是老师长伍崇仁,帮助训练部队。
  晚上他才去伍文渊处。对伍先生说,福建事变走了下策,必然失败无疑。伍文渊也感叹,说十九路军的团、营长私下议论,我们这些长官不晓得为的啥,翻来覆去,大家顾虑前途,无心作战,我看大事休矣。而且李济深处各方代表云集,表示响应,难道也是假的吗?樊崧甫说,这些来找李济深的军人政客,买空卖空,最误人事。你有成功希望时,他们就来,分座位时有他一份;你失败时,他们投井下石,还到老蒋那里争功。可惜十九路军平时舍不得牺牲,而将要牺牲了。你这次来很危险,要想办法救你。于是聘伍老先生为顾问,每月车马费五百元。
  趁何应钦在北京的机会,樊文渊请伍文渊带碉堡照片去见何氏。这样以后如有人问,就说福建事变时,他伍文渊在樊崧甫那里。伍文渊的家乡在云南富源县,就在云南东部,胜境关边上,与贵州西部的何应钦算是大同乡,见面后,何应钦甚喜,并写回信让伍文渊带回。当时伍文渊家属在杭州,后来保安处长俞济时派兵逮捕他,他立即出示何应钦书,乃得免。
  像伍氏等北洋末期的军官,如果未能转型到国民革命军实力部队带兵官,则不少人的出路就是转型后部队的参谋长、高参之类角色。他们的朋友、同学、以前的同僚,还有不少在部队任实职,所以他们的经验颇为这些人所借重。

过渡时期的幕僚(3)
而他们的学生辈的新军人,这时候也渐渐拔起,所以他们到新的部队任高参、幕僚,就顺理成章了,有些人在部队还颇受照顾。
  即以伍文渊而言,曾在卢永祥部队任旅长,和孙传芳大战。
  伍文渊,字仲源,1881年出生于富源县黄泥河镇,1909年毕业于保定军校,1913年毕业于陆军大学;历任陆军连长、团长、旅长、师长,获授中将军衔。他的家乡富源县现在隶属曲靖市管辖,位于云南省东大门,名人有王家本、伍文渊、伍纯武等。
  1919年8月,争夺淞沪护军使地盘,孙传芳向浙江进军时,浙军浙沪联军总司令卢永祥,第一师师长潘国纲兵败退宁波,保举部下旅长伍文渊来代理自己统率所部,不料被浙籍军人反水逮捕。但伍文渊部下军官又与伍部遣散兵士联合起来,与周凤岐部队联系,预备来对付郝国玺。于是伍文渊等人得以逃走。
  1924年蒋尊簋、吕公望、屈映光、褚辅成等在宁波组织浙江自治委员会,宣布独立,翌日因浙江第一师旅长伍文渊反对,而告失败。
  他所起家的第二十六军,该军前身为浙军第三师。1926年12月20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周凤歧,伍文渊为参谋长。下辖伍崇仁第一师、斯烈第二师。1927年2月,该军一师师长由伍文渊接任,何葆森接任参谋长。5月该军隶属北伐军一路军参加北伐。1927年9月后隶属第一路军,10月,原第十八军第十七师转隶第二十六军,编为第三师,几天后,周凤岐辞军长职,陈焯代理军长。
  伍文渊撰有杭州西湖岳庙岳坟对联:
  湖上仰新宫,灵旗如见精忠字;
  河堧觅遗阵,顽铁安知妙用心。
  他在1940年出任广西行营办公厅高级参谋,参与西南地区抗击日军的军事策划,1942年参与了远征军参谋团,1944年突发中风,病逝于黄泥河。
  陈仪与沈仲九
  陈仪可说是一个典型的绍兴人,那里的师爷自来有名,他也正是幕僚长的人才,他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成绩非常之好,气度深沉刚毅,做事有魄力、有担当,他是在旧军人中最有时代感,最有世界眼光的人。
  陈仪是个大幕僚,可是幕僚背后还有幕僚,这就是沈仲九先生,他帮助陈仪建立政治理论计划以及实践的方案。曹聚仁称赞他运筹帷幄,是真正的现代卧龙,他和陈仪关系很深。而陈仪又是蒋介石早期最信任的人,但沈仲九很怪,他只在幕后策划,从不愿意站到前台,甚至不愿意和蒋介石见面,他也不愿意让福建的老百姓知道,陈仪的背后还有他沈仲九这个人,他躲避公共*和官场上一切应酬,生活简单朴素,甚至有一次绑架他的土匪也相信他是一个可怜的小学教员,看不出他是大权在握的高级幕僚。
  当然,他的资格也老,是留学日本的光复会会员。他和浙籍的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刘大白、沈雁冰、沈泽民、戴季陶等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社召开的社会主义和中国改造问题座谈会。1946年初,他主持为陈仪制定了建设台湾为“模范省”的大政方针。沈仲九的幕僚作业大概而言是建立了一套较完备的人事制度,开办了省政讲习所,培养了一批行政干部,省以下的一切事务官都由省当局直接指挥。曹聚仁认为这和法国的文官制度很相似,这一制度的建立使福建省政逐渐上了轨道,当时日本攻占福州以后,国民政府还有五分之四的地盘,算是一个较完备的省,本来曹聚仁准备写关于他的报道,黎列文先生受了沈仲九的暗示叫他不要写。

过渡时期的幕僚(4)
兵学泰斗徒有虚名
  杨杰出道早。北伐以及中原大战,多次为蒋介石出谋划策,扭转危局,尝有“战略专家”“兵学泰斗”之誉。
  他和蒋百里是同一时代的人,生于云南大理,保定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出身。1921年,复返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后来肃清孙传芳残部,即南京郊外龙潭车站的大规模会战,杨杰擘画甚多。中原大战爆发,他任南路军总参谋长,具体策划对冯玉祥作战。当临汝被围之际,杨杰果断以一部扼锁正面咽喉,一部绕道侧击,遂解临汝之围。
  稍后蒋、冯、阎胶着于郑州、兰考一带时,杨杰以开动火车头乱跑的奇诡之计,将对方大军拖住,又将机场飞机挂弹取下爆破吓阻对方,迷惑对方,创造以少胜多的战例,中原大战后期,蒋介石任命杨杰为总司令部参谋长。杨杰出计,拖冯打阎、联张缓图桂系,将其分化打击,即对敌方或予拖住,或正面打击,或切断联系,或包抄击破等法,顺利结束中原大战。
  抗战军兴,杨杰被派为赴苏军事考察团团长,争取军援,次年正式出任驻苏大使。1941年免职回国,他主张外联苏联,内联各党派一道抗日。但是联合苏联抗日,此路不通,就看苏联是原子弹炸响后才出兵可知大概。可见在这时,杨杰的智略此时已经用完。这个时节的杨杰,似乎可以说观人料事,全凭臆断了。因为衡以常识,诉之良知,究亦未能肯定其竟有如此荒谬、毫不思索之举。
  李宗仁对杨杰甚为鄙视,除了在中原大战中吃过他的苦头,对其战略的意图,也多所指摘。他认为杨杰之被称为第一流的战略家,实在是徒有虚名。1944年李氏在汉中行营任职期间,往重庆开会,当时盟军已有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趋势,杨杰这时便在《大公报》上发表专题论文,略谓在现代化的战争中,敌前登陆实不可能。杨氏分析,同盟国很难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最大的可能还是将美英联军由北穿过苏联腹地,与苏军并肩作战云云。李宗仁的朋友们就杨杰的战略观询问李宗仁的看法。
  李宗仁说他读了杨氏之文,便大不以为然,初不料号称战略家的杨杰竟亦肤浅至此。李宗仁以为,在现代化战争中,敌前登陆固难,而防止敌人登陆亦同样不易。即就纯军事立场来看,论大军团的指挥、运输和补给,同盟国在英法海峡登陆实是最方便而有效的行动,这样才能使德国两面受敌。另外即就政治立场来说,苏联亦断不许英美联军在苏境作战。第一次大战后,西方列强围困苏联的余创犹存,斯大林何能坐视英美军队驻在其国境之内?此事简直出乎一般人政治常识之外,所谓战略家的杨杰,居然能想得出,亦亏他会动这般脑筋。
  李宗仁虽然料定盟国必自西欧登陆,但是他私下却希望第二战场开辟得愈迟愈好。他在重庆时,曾两度与英国大使和丘吉尔驻华军事代表魏亚特将军详论此事。为什么呢?李宗仁说,希特勒已陷于东西两面作战的苦境,同盟国胜利只是时间问题。现在既已距胜利不远,同盟国当局便应想到战后的复杂问题。你们西方国家与苏联,由于政治制度的不同,在战前已成水火,战时因为对同一敌人作战才暂时携手。一旦大敌消灭,西方国家必定又与苏联针锋相对。为减少战后的困难,务须稍为忍耐战争的痛苦,第二战场千万不宜过早开辟。然而,你们应当尽量以各种物资援助苏联,让德苏两国拼死纠缠。等到两雄声嘶力竭,然后选择地点登陆,德国自将俯首成擒,而苏联元气亦用尽,则第二次大战后的世界便要单纯多了。
  

老派幕僚的最后余光(1)
陈布雷的幕僚历程——旧道德的楷模
  有一类幕僚,自命不凡,目空余子;另一类,人以国士待我,而我以国士报之。才识副其怀抱,平生只知效死力相报。
  知识分子常常是文弱书生,在抗战期间的重压之下,情形就更其不堪。像陈布雷,“他的身体很坏,用脑过度,面孔上常摆着苦恼的形象”(《张治中*》)。到他的身体已是风中残烛的时候,他走几步路都虚汗频出,可是他的心里,仍担心“心无空闲,夜无安睡,而公家大事之贻误,又何堪设想”?张治中在成都带他逛街,买小吃慰劳,他竟高兴得像小孩。
  旧时代,报纸上那种浅易文言随处可见,而真正堪称纯正、名下无虚的,是著名记者陈布雷那支虎虎有生气的妙笔。他于1926年3月12日上海《商报》撰写《中山逝世之周年祭》,尝谓“岁月迁流,忽忽一星终矣。国辱民扰,世衰道歇,山河崩决,莫喻其危……虽然,吾人之纪念逝者,其所奉献之礼物,岂仅鲜花酒醴、文字涕泪而已乎”,即可见一斑。陈先生天纵奇才,又加以文言功底深郁,真积力久,根深叶茂,发而为文,必有可观之处。大学者王力(了一)先生对他也甚为叹服,以为“他的文言文是最好的”(《龙虫并雕斋琐语》)。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布全民抗战的声明:“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即为陈先生手笔。他这样一个极为自信的学者,后来竟堕入极度的失望之中,竟然服用过量安眠药而自尽,结束了雄奇而又委屈的一生。
  政论文字的天才
  陈布雷1926年至1948年,长达二十余年,为蒋介石之心腹助手。他长期担任侍从室二处主任兼五组组长,他的心理背景乃是:“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为公之助。”
  他最重要的幕僚作业,是为蒋介石撰写重要文章、文告,《对张、杨的训话》《西安半月记》均出其手。
  他的*写至1938年,实际是他的自订年谱。
  他的文章逻辑严密,思虑深远,而他的修养,遂于经史,学问淹雅。其幕僚作业,思虑绵密而治事周至。
  他在浙江高等学校读书时,大量涉猎中英文名著,历史由沈尹默教授,称做掌故史,偏重文化史内容,另致力于19世纪晚期宪法史,比较宪法等课程。那时他已剪去辫子这“可耻之物”。1911年,他22岁,革命思想业已初步养成,毕业的时候,他的老师对学生说“望汝等不以此为止境,须知中国方在开始一前所未有之改革期也”。
  1911年,戴季陶到他宿舍,力劝他到东北,做蓝天蔚的幕僚,他不愿离开《天铎报》,婉辞之,戴季陶还埋怨他胸无大志。
  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撰发《对外宣言》,初稿为英文,王亮畴交到上海《天铎报》。报社总经理陈芷兰说,陈布雷即能翻译。亮畴不信,马上现场试译一段,都觉得不失原意,遂由他全篇译之。

老派幕僚的最后余光(2)
亮畴又将文字润色一遍,《天铎报》刊之。次日,《民立报》的徐血儿对于右任说,此文被《天铎报》译之先登,可惜,可惜。
  到了1938年夏,三青团筹建,刘健群执笔草拟《宣言》及《告青年书》。蒋公指定此二稿必须交由陈布雷修改,当时正撤退,辗转重庆、武汉之间,五易其稿,仍觉原稿难以改好,最后不得已放弃之,由潘公展重新拟稿,布雷加文学润色,才通过。
  旧时幕僚,替人捉刀代笔,就其撰述公文而言,不须文采,只要没漏洞即可称佳。《幕学举要?总论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