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敌情判断，包括对方的外围部队；一是侦察红军主力；一是做出应对计划即主力和增援部队的配置；一是编制战斗序列。
不久又坚执要樊崧甫兼任师长到一线。陈诚转达蒋介石的话，强调这是一个杂牌师，让樊崧甫去整理，整理得好固然属幸事，整不好也就算了。这是借重他的参谋经验所做安排。
这时，樊崧甫又提出整训部队的建议。他说，譬如做生意的人，行情不利，亏了本钱，应暂时收盘，保持一些本钱，等行情好时再做。如果一意滥做下去，本钱输光，等好时机来了，只好在旁边望洋兴叹。中央嫡系部队有限，杂牌却是力服心不服，不肯卖力，兵多也枉然。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建议开办短期培训班，施以精神教育，把杂牌军将校都变成师生关系，再投入战斗，比较有利。
老樊的建议不错，说起来甚动听，但实行起来效果难测。
转型期的经验措置
对苏区第四次“围剿”期间，伍文渊突然来访，把樊崧甫吓了一跳。
那时正值福建事变期间，伍文渊系李济深的说客。他只得叫上师部的副手、参谋、党部书记长、政训处长等远道公开迎接，盛宴招待，为的是蒋介石的耳目多，干脆公开，以免闲言。并宣称：他聘请了两个顾问，一是老师长伍文渊，帮助草拟作战计划；一是老师长伍崇仁，帮助训练部队。
晚上他才去伍文渊处。对伍先生说，福建事变走了下策，必然失败无疑。伍文渊也感叹，说十九路军的团、营长私下议论，我们这些长官不晓得为的啥，翻来覆去，大家顾虑前途，无心作战，我看大事休矣。而且李济深处各方代表云集，表示响应，难道也是假的吗？樊崧甫说，这些来找李济深的军人政客，买空卖空，最误人事。你有成功希望时，他们就来，分座位时有他一份；你失败时，他们投井下石，还到老蒋那里争功。可惜十九路军平时舍不得牺牲，而将要牺牲了。你这次来很危险，要想办法救你。于是聘伍老先生为顾问，每月车马费五百元。
趁何应钦在北京的机会，樊文渊请伍文渊带碉堡照片去见何氏。这样以后如有人问，就说福建事变时，他伍文渊在樊崧甫那里。伍文渊的家乡在云南富源县，就在云南东部，胜境关边上，与贵州西部的何应钦算是大同乡，见面后，何应钦甚喜，并写回信让伍文渊带回。当时伍文渊家属在杭州，后来保安处长俞济时派兵逮捕他，他立即出示何应钦书，乃得免。
像伍氏等北洋末期的军官，如果未能转型到国民革命军实力部队带兵官，则不少人的出路就是转型后部队的参谋长、高参之类角色。他们的朋友、同学、以前的同僚，还有不少在部队任实职，所以他们的经验颇为这些人所借重。
过渡时期的幕僚（3）
而他们的学生辈的新军人，这时候也渐渐拔起，所以他们到新的部队任高参、幕僚，就顺理成章了，有些人在部队还颇受照顾。
即以伍文渊而言，曾在卢永祥部队任旅长，和孙传芳大战。
伍文渊，字仲源，1881年出生于富源县黄泥河镇，1909年毕业于保定军校，1913年毕业于陆军大学；历任陆军连长、团长、旅长、师长，获授中将军衔。他的家乡富源县现在隶属曲靖市管辖，位于云南省东大门，名人有王家本、伍文渊、伍纯武等。
1919年8月，争夺淞沪护军使地盘，孙传芳向浙江进军时，浙军浙沪联军总司令卢永祥，第一师师长潘国纲兵败退宁波，保举部下旅长伍文渊来代理自己统率所部，不料被浙籍军人反水逮捕。但伍文渊部下军官又与伍部遣散兵士联合起来，与周凤岐部队联系，预备来对付郝国玺。于是伍文渊等人得以逃走。
1924年蒋尊簋、吕公望、屈映光、褚辅成等在宁波组织浙江自治委员会，宣布独立，翌日因浙江第一师旅长伍文渊反对，而告失败。
他所起家的第二十六军，该军前身为浙军第三师。1926年12月20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周凤歧，伍文渊为参谋长。下辖伍崇仁第一师、斯烈第二师。1927年2月，该军一师师长由伍文渊接任，何葆森接任参谋长。5月该军隶属北伐军一路军参加北伐。1927年9月后隶属第一路军，10月，原第十八军第十七师转隶第二十六军，编为第三师，几天后，周凤岐辞军长职，陈焯代理军长。
伍文渊撰有杭州西湖岳庙岳坟对联：
湖上仰新宫，灵旗如见精忠字；
河堧觅遗阵，顽铁安知妙用心。
他在1940年出任广西行营办公厅高级参谋，参与西南地区抗击日军的军事策划，1942年参与了远征军参谋团，1944年突发中风，病逝于黄泥河。
陈仪与沈仲九
陈仪可说是一个典型的绍兴人，那里的师爷自来有名，他也正是幕僚长的人才，他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成绩非常之好，气度深沉刚毅，做事有魄力、有担当，他是在旧军人中最有时代感，最有世界眼光的人。
陈仪是个大幕僚，可是幕僚背后还有幕僚，这就是沈仲九先生，他帮助陈仪建立政治理论计划以及实践的方案。曹聚仁称赞他运筹帷幄，是真正的现代卧龙，他和陈仪关系很深。而陈仪又是蒋介石早期最信任的人，但沈仲九很怪，他只在幕后策划，从不愿意站到前台，甚至不愿意和蒋介石见面，他也不愿意让福建的老百姓知道，陈仪的背后还有他沈仲九这个人，他躲避公共*和官场上一切应酬，生活简单朴素，甚至有一次绑架他的土匪也相信他是一个可怜的小学教员，看不出他是大权在握的高级幕僚。
当然，他的资格也老，是留学日本的光复会会员。他和浙籍的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刘大白、沈雁冰、沈泽民、戴季陶等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社召开的社会主义和中国改造问题座谈会。1946年初，他主持为陈仪制定了建设台湾为“模范省”的大政方针。沈仲九的幕僚作业大概而言是建立了一套较完备的人事制度，开办了省政讲习所，培养了一批行政干部，省以下的一切事务官都由省当局直接指挥。曹聚仁认为这和法国的文官制度很相似，这一制度的建立使福建省政逐渐上了轨道，当时日本攻占福州以后，国民政府还有五分之四的地盘，算是一个较完备的省，本来曹聚仁准备写关于他的报道，黎列文先生受了沈仲九的暗示叫他不要写。
过渡时期的幕僚（4）
兵学泰斗徒有虚名
杨杰出道早。北伐以及中原大战，多次为蒋介石出谋划策，扭转危局，尝有“战略专家”“兵学泰斗”之誉。
他和蒋百里是同一时代的人，生于云南大理，保定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出身。1921年，复返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后来肃清孙传芳残部，即南京郊外龙潭车站的大规模会战，杨杰擘画甚多。中原大战爆发，他任南路军总参谋长，具体策划对冯玉祥作战。当临汝被围之际，杨杰果断以一部扼锁正面咽喉，一部绕道侧击，遂解临汝之围。
稍后蒋、冯、阎胶着于郑州、兰考一带时，杨杰以开动火车头乱跑的奇诡之计，将对方大军拖住，又将机场飞机挂弹取下爆破吓阻对方，迷惑对方，创造以少胜多的战例，中原大战后期，蒋介石任命杨杰为总司令部参谋长。杨杰出计，拖冯打阎、联张缓图桂系，将其分化打击，即对敌方或予拖住，或正面打击，或切断联系，或包抄击破等法，顺利结束中原大战。
抗战军兴，杨杰被派为赴苏军事考察团团长，争取军援，次年正式出任驻苏大使。1941年免职回国，他主张外联苏联，内联各党派一道抗日。但是联合苏联抗日，此路不通，就看苏联是原子弹炸响后才出兵可知大概。可见在这时，杨杰的智略此时已经用完。这个时节的杨杰，似乎可以说观人料事，全凭臆断了。因为衡以常识，诉之良知，究亦未能肯定其竟有如此荒谬、毫不思索之举。
李宗仁对杨杰甚为鄙视，除了在中原大战中吃过他的苦头，对其战略的意图，也多所指摘。他认为杨杰之被称为第一流的战略家，实在是徒有虚名。1944年李氏在汉中行营任职期间，往重庆开会，当时盟军已有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趋势，杨杰这时便在《大公报》上发表专题论文，略谓在现代化的战争中，敌前登陆实不可能。杨氏分析，同盟国很难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最大的可能还是将美英联军由北穿过苏联腹地，与苏军并肩作战云云。李宗仁的朋友们就杨杰的战略观询问李宗仁的看法。
李宗仁说他读了杨氏之文，便大不以为然，初不料号称战略家的杨杰竟亦肤浅至此。李宗仁以为，在现代化战争中，敌前登陆固难，而防止敌人登陆亦同样不易。即就纯军事立场来看，论大军团的指挥、运输和补给，同盟国在英法海峡登陆实是最方便而有效的行动，这样才能使德国两面受敌。另外即就政治立场来说，苏联亦断不许英美联军在苏境作战。第一次大战后，西方列强围困苏联的余创犹存，斯大林何能坐视英美军队驻在其国境之内？此事简直出乎一般人政治常识之外，所谓战略家的杨杰，居然能想得出，亦亏他会动这般脑筋。
李宗仁虽然料定盟国必自西欧登陆，但是他私下却希望第二战场开辟得愈迟愈好。他在重庆时，曾两度与英国大使和丘吉尔驻华军事代表魏亚特将军详论此事。为什么呢？李宗仁说，希特勒已陷于东西两面作战的苦境，同盟国胜利只是时间问题。现在既已距胜利不远，同盟国当局便应想到战后的复杂问题。你们西方国家与苏联，由于政治制度的不同，在战前已成水火，战时因为对同一敌人作战才暂时携手。一旦大敌消灭，西方国家必定又与苏联针锋相对。为减少战后的困难，务须稍为忍耐战争的痛苦，第二战场千万不宜过早开辟。然而，你们应当尽量以各种物资援助苏联，让德苏两国拼死纠缠。等到两雄声嘶力竭，然后选择地点登陆，德国自将俯首成擒，而苏联元气亦用尽，则第二次大战后的世界便要单纯多了。
老派幕僚的最后余光（1）
陈布雷的幕僚历程——旧道德的楷模
有一类幕僚，自命不凡，目空余子；另一类，人以国士待我，而我以国士报之。才识副其怀抱，平生只知效死力相报。
知识分子常常是文弱书生，在抗战期间的重压之下，情形就更其不堪。像陈布雷，“他的身体很坏，用脑过度，面孔上常摆着苦恼的形象”（《张治中*》）。到他的身体已是风中残烛的时候，他走几步路都虚汗频出，可是他的心里，仍担心“心无空闲，夜无安睡，而公家大事之贻误，又何堪设想”？张治中在成都带他逛街，买小吃慰劳，他竟高兴得像小孩。
旧时代，报纸上那种浅易文言随处可见，而真正堪称纯正、名下无虚的，是著名记者陈布雷那支虎虎有生气的妙笔。他于1926年3月12日上海《商报》撰写《中山逝世之周年祭》，尝谓“岁月迁流，忽忽一星终矣。国辱民扰，世衰道歇，山河崩决，莫喻其危……虽然，吾人之纪念逝者，其所奉献之礼物，岂仅鲜花酒醴、文字涕泪而已乎”，即可见一斑。陈先生天纵奇才，又加以文言功底深郁，真积力久，根深叶茂，发而为文，必有可观之处。大学者王力（了一）先生对他也甚为叹服，以为“他的文言文是最好的”（《龙虫并雕斋琐语》）。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布全民抗战的声明：“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即为陈先生手笔。他这样一个极为自信的学者，后来竟堕入极度的失望之中，竟然服用过量安眠药而自尽，结束了雄奇而又委屈的一生。
政论文字的天才
陈布雷1926年至1948年，长达二十余年，为蒋介石之心腹助手。他长期担任侍从室二处主任兼五组组长，他的心理背景乃是：“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为公之助。”
他最重要的幕僚作业，是为蒋介石撰写重要文章、文告，《对张、杨的训话》《西安半月记》均出其手。
他的*写至1938年，实际是他的自订年谱。
他的文章逻辑严密，思虑深远，而他的修养，遂于经史，学问淹雅。其幕僚作业，思虑绵密而治事周至。
他在浙江高等学校读书时，大量涉猎中英文名著，历史由沈尹默教授，称做掌故史，偏重文化史内容，另致力于19世纪晚期宪法史，比较宪法等课程。那时他已剪去辫子这“可耻之物”。1911年，他22岁，革命思想业已初步养成，毕业的时候，他的老师对学生说“望汝等不以此为止境，须知中国方在开始一前所未有之改革期也”。
1911年，戴季陶到他宿舍，力劝他到东北，做蓝天蔚的幕僚，他不愿离开《天铎报》，婉辞之，戴季陶还埋怨他胸无大志。
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撰发《对外宣言》，初稿为英文，王亮畴交到上海《天铎报》。报社总经理陈芷兰说，陈布雷即能翻译。亮畴不信，马上现场试译一段，都觉得不失原意，遂由他全篇译之。
老派幕僚的最后余光（2）
亮畴又将文字润色一遍，《天铎报》刊之。次日，《民立报》的徐血儿对于右任说，此文被《天铎报》译之先登，可惜，可惜。
到了1938年夏，三青团筹建，刘健群执笔草拟《宣言》及《告青年书》。蒋公指定此二稿必须交由陈布雷修改，当时正撤退，辗转重庆、武汉之间，五易其稿，仍觉原稿难以改好，最后不得已放弃之，由潘公展重新拟稿，布雷加文学润色，才通过。
旧时幕僚，替人捉刀代笔，就其撰述公文而言，不须文采，只要没漏洞即可称佳。《幕学举要？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