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智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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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智囊- 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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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三(10)
邱清泉是内战局势逆转以后,态度最坚决,信心最坚定的将领,他数次向杜聿明拍胸脯要“包打”,直到黄百韬全军覆灭后,他还认为徐蚌可守。环视宇内,则东北失陷,华北逆转,鲁北变色,徐蚌风云紧急,为了固守徐州,拱卫京畿,他坚持内线作战,守势机动,劳碌奔命。他是一员杰出的战将,处处以军事观点和局部形势为着眼点,殊不知时移世易,纯军事观点和局部安排不能单独存在。
  在最后关头,他也发牢骚:“我真不明白,总统只知写手令、打电报,战场实际情况,他老人家全不清楚。”
  他骂杂牌:“我早就说过,杂牌军靠不住,越多越是祸害,关键时刻就倒戈,真他妈的害人精!”事实也确如此,若非吴化文、刘振三、张克侠、廖运周等军头在紧要关头拉开口子倒戈,即使徐州突围决策欠妥,也有希望全师而退,倘能顺利转进淮北,至少可以保住江南半壁江山。
  至于邱清泉骄悍的原因,当时杜聿明还未到差,他是以副司令代司令官的。邱清泉在当时,有人说他是骄兵悍将,他的骄悍确是有名的,然而他也说国防部的命令不能听,一听就打败仗,正好陷入圈套。他尝谓:“国防部的命令未到手,副本早送给陈毅了,我们还打什么?”这是开玩笑,但事后也印证了,第五纵队假借最高统帅的名义把徐蚌前线50多万将士驱赶到了绝境。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认为军人乃以打胜仗为目的,战场情势瞬息万变,必须因时制宜,墨守成规如何能打胜仗?说他骄悍则可,说他不忠则不可。他是他们校长的忠实信徒,他在砀山就任第二兵团副司令时,有一段誓词是他自己拟的:“总理在天之灵,使我们作为委员长的学生,如果不服从命令,则雷打火烧,天诛地灭!”他颇有尽忠于疆场的决心。
  邱清泉说,杂牌都是害人精,虽属情绪化语言,不可谓不经典。盖民国几十年,并没有真正的统一,日本打来了,造成的是虚假的团结,虚飘的组合,一旦战后重新面对乱麻一团的国事,种种矛盾忽然都到眼前。军阀对蒋先生的投靠,大多是一时的利害的选择。时过境迁,或者合作投靠的过程中,还有许多的不满和怨尤,造成离心离德。
  远征军参谋的绝地行军
  抗战期间,一代青年幕僚也成长起来,很有一番作为。
  罗友伦在1939年底,从陆大研究院调到第五军担任参谋处长,本来张发奎在抗战时是第四战区的司令长官,他打电报给陈诚,要罗友伦担任第四战区的作战参谋处长。这个职务是很高的,因为下面有军团、兵团,然后下面才有军、师、团……隔了好几层。他没到张发奎那儿当大处长,而选择第五军当了小处长的原因,在于前者(战区)机关牌子太大,指挥机构太高,除了做计划之外几等悬置;而部队(军)的参谋处长则是直接管部队的,两者差异很大。罗氏甫上任即督练军直属部队,有时直属部队比一个师还大,如战车团、汽车团、工兵团、辎重团等很多团的部队都归参谋处督练,天天在部队里活动,令其感觉很踏实,这和士兵的联系是零距离的,再以第五军是王牌机械化部队,精华都在里面。
  他到第五军当上校参谋处长,正好赶上昆仑关消灭日军的凯旋曲。
  1942年2月,第五军开赴昆明,旋即转赴缅甸,这即是远征军。那时罗友伦已是少将参谋长了,督导了3万多名部队、1000多部车辆,由昆明运输到腊戍,后来司令部就设在缅甸梅苗,美军史迪威将军、英军蒙巴顿将军的司令部也同驻一个山庄里。盟军就在那里举行联盟作战会谈,最后采用第五军幕僚研拟的作战计划,以第二○○师南下缅甸中部的同古阻止日军前进。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三(11)
于是第二○○师到了同古,与日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终被日军三面包围了,那时最高统帅命令该师死守同古,牺牲到最后,以表示国民革命军的精神。因为救援部相隔百里远,所以只能在撤退与死守之间做选择,假如死守,就会眼睁睁地看着被敌人包围、歼灭。那时第五军有三个师,如果有一师被敌人吃掉,只剩两个师,士气一定受挫,而且坐视不救,有损指挥道德,因此罗友伦力主撤退。但撤退是违抗最高统帅的命令,可能受军法审判,罗氏和军长杜聿明、最高统帅部参谋团团长林蔚在房间内反复讨论了几个钟头,始终没有结论。时至深夜,罗友伦说:“假如不立刻即下令撤退,就再也没有撤退的机会了,如此一来,一定会完全被敌人包围歼灭。”于是他动手拟好了命令,请杜、林签字,他们都不肯签,罗友伦只好先签名以示负责。那时作战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就是指挥官与参谋长同负责任,所以要是违抗军令,军长、参谋长都要接受军法审判,最后军长杜聿明被他说服,也签了字。在一夜之间全师循着铁索桥渡过河川撤退,使拂晓前敌人四面包围攻击扑了一个空。事后第五军二○○师戴安澜师长向罗友伦抱怨,说军部不管他,将他丢在那儿。实际上是撤退命令发晚了。缅甸同古战役之后,接着又有平满纳战役等其他战斗。
  罗友伦事后回忆:
  “1942年夏,战事失利,被迫转进缅北,再转进印度,原来山间的小路在雨季时都变成了小河。一步一步地走入了原始森林,行进非常困难,于是把带来的几门炮及几辆吉普车也通通丢掉了,只剩下几部装甲车和100多匹骡马。我们越过了伊洛瓦底江,深入不毛的地方,一天露营在诸葛亮五月渡泸河坝上,因喝了河水,3000多人通通腹泻,听说骨灰可以止泻,于是把马杀了,烧成了骨灰给官兵吃,果然止泻了。
  回到了部队,困难情形愈来愈多,最后连装甲车也丢掉不要了,而160匹骡马也全部倒毙,之前我一人就骑了16匹骡马,在路上行军时,马匹不倒毙,而到了休息时,马匹就倒毙。死去的马匹也都被吃光了。
  连续不断大雨,下得连对面都看不见人。一天走到一个山头上,全军没有一支火柴可以擦得着,因此虽然仍有粮食,但无法熟食,只有我一人身上带的火柴可以用,因为我是穿着毛衣,毛衣可以御水,大雨下过了,不一会儿就干了,所以火柴在身上不会淋湿。但火种虽点燃了,却没有木柴生火,因为树木都是湿的,后来有人说起枯树枝是干的,因此我们就折了很多枯树枝摆住一起,果然火柴一擦,枯树枝就起火燃烧了,于是大家又有熟饭可吃了。
  我们走过了不知多少河流,因为道路都变成了河,有的因山洪暴发,波涛汹涌,根本无法渡过,因此前卫司令官因为工兵架不了桥,不能达成任务渡江,所以想要举枪自杀。我赶到前面,集合土人,问他们如何才能渡过这条河,他们回说得架桥:长长的藤绳绑在河边的大树上,然后搭成三角形,再扩大延伸过去,同样的再把藤绳绑到对面的大树,做成了一个藤索大桥,就可以渡江了。我们循着藤索天桥,一步一步地走过去,像这样的河流不知经过了多少。而且愈走愈困难,前面走过的前卫,沿途就留下一身白骨,感觉好像真的是进入了人间地狱。在路的两旁,有些士兵身上爬满了蚂蟥,数以万计的围着在那儿啃食他们的尸体,其中有一位士兵眼睛、嘴巴还能动,他说:“军长、参谋长!救救我吧!”但我们也无计可施,谁能赶得走那么多的蚂蟥,而把他救起呢?那时因为雨季太长,水泡得太久,四肢都麻木了,所以常常一旦坐下来,就爬不起来了,稍一迟疑就会有蚂蚁、蚊蝇出来围攻你。我的一个侍从副官就因蚂蟥从尿道里钻进去几乎丧失了性命。。 最好的txt下载网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三(12)
从缅北到印度,我们绝地行军,一路上遭遇饥饿、疾病、虫害,死在途中的有8000多人,沿途都是白骨。我们带了万多人,到了印度只剩下3000多人:而带着的160匹马,全死在路上。有人还说我们比牛马还要健壮,在那种环境之下,像牛、马一样壮的也死光了,我们之所以能活着,主要还是靠着求生存的意志力量,人类求生存抵抗恶劣环境的力量,要比牛*得多。到了印度重整军备,在兰姆伽训练,后来这些部队就从缅甸反攻,消灭了日军的第十八师团,打通了雷多公路,直通昆明,从此物资源源而来,使后方得到了补给,壮大了国民革命军的反攻能力。
  我到了印度,反而害了热带病,一直高烧不退。史迪威将军就把我送到印度医院养病,病愈之后,畅游了喜马拉雅山脚的大吉岭。不久我就乘飞机飞过了喜马拉雅山的驼峰,回到了昆明。”(罗友伦《从桂南会战到缅印绝地行军——第五军抗日作战忆往》)
  晚年,记者曾专访罗友伦,其中一个采访的问题涉及幕僚作业。记者问,抗战时对日本人的装甲车挖深壕沟来阻挡,您认为这种方法好不好?罗先生答,当然有其作用,这种壕沟就叫战车壕,可以阻碍敌人战车的前进,敌人经过时,不小心就会掉下去,爬不起来。敌军通常碰到这种问题,就是叫士兵用推土机将路坑推平后,才可以重新开动。
  至于士气方面,有人认为部队越打越差。罗友伦以为,虽然打得很艰苦,但士气一直都是很高昂、旺盛的,因为我们受日本人欺负的时间实在太长了。士气是要看领导者而定;就算在一个师内,每个团的士气也都不一样。假如指挥官勇敢,身先士卒,那他的部下一定也跟他一样很有战斗精神。这些看法,实在很有参考价值。
  战略巨擘可供借鉴
  老毛奇,他的战前的著作,和战后的实况,如有神遇,所作分析皆能与事实合辙。即预测与事实相符。
  老毛奇生于1800年,弱冠后进入了柏林军官学校,正好是克劳塞维茨的学生。当时他就表现出对军事、地理的天分,缘于他对军事地理重要性的理解;稍后他又由于经济紧张的原因,无钱买酒卖文章,即卖文为生,写过一些小说和论文。到了28岁,他就发表了军事理论的奠基著作《论军事测绘大纲》,并开始同时关心社会经济、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并因此进入德军总参谋部。当时的普鲁士君王曾对人说:“你别看这个瘦小得像铅笔似的年轻人,他确实是肚里有货啊。”
  这以后,他陆续著述均以独到的分析见长。50多岁的时候,他成为威廉王子的副官。这个阶段他专心研究战略战术、交通工具与武器的关系,并研究如何改进军队动员,稍后成为德军总参谋长,以其雄才大略成为军中大脑。因了他在军事方面卓有成效的改革,总参谋部成为真正的指挥中枢。他对总参谋部进行改革,内阁赋予他与军政平行的权力。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派出了庞大的军事考察团,对德军总参谋部赞不绝口。他的军事要则是先思而后行,行的要点主要就是进攻,即战争一开始就采取强大攻势,速战速决,他反对一味的防守战略。在德奥战争时他一次性在易北河集结了30万兵力和800门大炮,战争规模在扩大,军队单位在增加,于是发生动员的困难以及机动运输的限制。因此,老毛奇将战略的精华定为分进合击。德奥战争四年后,他又以分进合击的战略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法国军队,在他的督导下,德军的动员和运输工作运行得像钟表一样准确。他曾经将一个军团插入法军两大主力军团之间,将其分割成彼此隔绝、难以呼应的孤立集团,创造了各个歼灭的有利态势,分进合击、敢走险棋。
  老毛奇的另一个战略改革就是新科技的运用,以优击劣,大幅度地把技术革命引入战争。他认为那种把军队集合到一个点上,从正面攻击的兵法已经过时,而应该用一部分兵力牵制敌人,实施进攻,但每一个战术单位都要时刻保持进攻状态,不让对方有任何喘息机会。其间的要点是火力防守,火力进攻,火力掩护前进,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后来,他又加强了铁路运输,使得机动性大为提高,有助于他的分进合击,外线作战的战略。总的来说,他崇尚他的老师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认为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然而当政治目标一旦确定,政治就暂时让位战争,直到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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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蒋纬国回溯辛弃疾(1)
幕僚观念的养成及速度、力量的强调
  从变更政工制度,到锐眼识人、心胸的拓展,再到山地战术,可以说是蒋纬国幕僚观念的初步养成。而装甲兵的是与非,以及战车的速度和编制运用,则是他强调幕僚的专业化的落点。
  蒋纬国对部队的政工制度甚为消极,或曰比较轻视,并非那些人的存在毫无价值,而是他们工作草率。他们往往只对层峰表现一种忠诚,其余不在其视线之内。运行起来,徒有其名,不起作用。因为整体的构架有问题,每当设立一个新的机构、新的位置,国人的贪腐陋习便乘势蔓延,新的架构打开舞弊的大门,这对战斗力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削弱。
  不过蒋纬国认为政工如能解决实际问题也不错,他称之为战地政务,目的就是使军事能得到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支持。譬如说,部队进攻时,政务人员到达目的地后留下三分之一,部队再前进,第二拨跟随,那么第一拨就留在原地,就变成了后方。同样第二拨到达目的地,也留下三分之一待命,部队再前进,第三拨又跟进,于是第二拨又变成了后方。那么最早的第一拨呢,就可以还给地方政府,可以说是良性循环滚动。
  抗战后期,蒋纬国有一条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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