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回苏联之际，因文字的力量受到民众的欢迎是一样的。
戴季陶少壮幕僚激烈心曲，一直保持到终生。《民权报》初期以反袁为职志，兼以抨击唐绍仪、熊希龄、章太炎等。戴季陶被捕后，他的妻子钮有恒安慰他：“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我为君贺！”
这些争民权、争言论自由的先驱，是何等的胸怀与襟抱。
他的文章多“铁血”、“击杀”字样，极具短兵相接的战斗力、爆破力。这来源于他性格中的坚韧与躁急。连蒋先生也说他“好恶偏宕，辞气时涉矜厉”。蒋先生还抱怨和他共事之际“吃亏受气”（《蒋介石年谱初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2年）。
在南洋时，雷铁厓受命教授孙先生的女儿读书，戴季陶来后，铁厓又让他教。他1911年底才见到孙先生。一见即大受先生的赏识。次年即任秘书，实为幕僚。直到孙先生去世。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9）
他在同盟会中资历较浅，孙先生的助手、秘书很多，各有专长。除了雷铁厓因与胡汉民赌气甩手而去，时间较短，其他还有：戴季陶、王亮畴、陈兰荪、宋庆龄、马君武、徐季龙、宋家树……或长于数理，或长于法学、或长于政治学……
像戴季陶这样的年轻人，中山先生对之亦慈亦温亦严。甚至对其衣饰都有恰到好处的指导。孙先生对他们总是蔼然长者，点到为止。是响鼓不用重锤的点拨，绝不是严词苛责。因宋教仁被刺，决定讨袁时，黄兴拟法律解决，戴季陶力持不可，曾代表孙先生与黄兴辩论。
志行坚毅源于眼光高迈
秘书，或曰幕僚人物中，戴季陶和雷铁厓等是铁血派，以他们的杰出的头脑根本看不起袁世凯，而是先知般识破袁世凯的用心。他们对举袁世凯做总统，痛驳其非。这和胡汉民、汪精卫颇见出区分来。
戴季陶睿智，北上迎袁世凯当天，就看出袁的虚应故事，料其必有异图，遂转赴天津。果然北京曹锟实行袁氏之计，发动兵变。
孙、黄出于战略或仁民爱物之考虑，对袁世凯多有褒扬和期待，而戴季陶单刀直入褫其画皮，拒不为其所迷惑，很快，接踵而来的种种事实证明他的胆略、眼光确有超常之处。
胡汉民左右权衡，黄兴又鼎力促之，遂加让步，“和议若不成，唯有割腹以谢天下”！黄兴复汪精卫函：“*大统领一位，断举项城无疑。”并劝中山先生“禅位于袁”（《黄兴集》94页）。
汪精卫更不可理喻，他直是逼宫，所说极不成话，谓中山先生“岂欲做洪秀全第二，据南京称帝以自娱？”（《辛亥革命*8集》419页）
章太炎也推波助澜。所以，当时睿智、坚定，而承受巨大精神痛苦者，反而是一班年轻的报人，他们多是孙先生的幕僚和助手，当时在党中地位不是很高。
戴季陶赞扬陈其美刚毅、坚韧，他更推崇朱执信的崇高、纯洁。二次革命流寓日本期间，他和陈其美是中山先生最得力的助手。因为孙中山原来的高级助手黄兴、胡汉民等不是情绪低落就是意见有分歧，或者心灰意冷，甚至有见异思迁倒向北洋军阀的，这样戴季陶的作用就显得更大了。他在日本期间参与主办《民国》杂志以外，还帮助孙先生处理各种事务。有一次，几个印度人到日本拜访孙先生，戴在外屋告诉他们说孙先生不在，孙知道后非常生气，派人请回印度客人，同时责怪他自作主张。他在日本期间，经济上很不宽裕，一些同盟会的老会员衣食都有困难，有时还有因为天冷无法取暖而生病的。他和陈其美曾经从日本到中国东北，联络江湖上的革命者，其中戴季陶在大连活动近两个月。
1917年8月，戴季陶又被任命为民国大元帅府秘书长，主要工作是协助孙中山护法。不久因为军阀的排挤，只有流徙上海。在上海期间，他大力支持五四运动，还写了不少文章，研究和指导工人运动，其文章启蒙色彩相当浓厚，批评北洋武人政府，抨击封闭迷信式的国粹研究。他在1919年9月写的文章，阐明革命的目的是人类普遍的平等和幸福，是要给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机会。他认为那些从事政治和投身政法运动的人不要企图以义和团式的政策来遏制世界的潮流，不要企图以欺诈的手段、焚书坑儒的政策压制人们的诉求。他也曾改变了改良主义的观点，提出了中国需要革命的主张。较著名的表现在《*与革命》这篇文章中（《戴季陶集》1141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10）
20年代中期，他也曾同情陈独秀等人，甚至在《星期评论》杂志遥相呼应。
1922年的六七月份，四川军阀刘成勋的代表到了上海，拜见孙先生，请他派戴季陶到四川帮助制定省宪法。秋天，戴季陶离开上海回到四川，不知何故此后他的精神恍惚不安。当时四川军阀混战，戴季陶似乎觉得公私两方面都前途茫茫。就在前往宜昌上的江轮上半夜三更投入江中自杀，后被农夫搭救。当天住在农家休养。农夫还把他带到江湖上很有势力的亲戚家中热情招待，也就在这个时候，官方搜寻的人把他找到了，大家非常惊奇。当时上海的各大报都刊登了他投江自杀的消息，有的人潸然泪下，有的写下悼念他的诗篇。后来得知他获救，又将悼念他的诗篇改成祝贺的诗篇。当他回到四川后，军阀之间盲目开战，戴季陶痛恨这些人的不知轻重。可笑的是每次作战胜利的一方都将他尊为座上客，请他致辞。
幕僚总是想以自己的谋划、点子、得到主官的认可，以便施行，惠及社会，影响时局。戴季陶投江，便是道不行，为时世所阻，而生发沮丧情绪之后果。
当中山先生去世以后，他很快写成文章，标题为“孝”。他认为孙中山是孔子之后弘扬中国正统文化思想的第一人，三*义是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基础的。不久，他完成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一书，不到两月又写成另一著作《国民革命与国民党》。他认为民生学说的哲学基础就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当时瞿秋白和恽代英对他很反感，就写文章批驳他，而1925年11月下旬的西山会议，国民党的右翼也因为观点分歧，被冯自由、马君武等人派打手将他揍了一顿。戴季陶认为老右派们思想糊涂，观念落后，并在一定范围内散布不要选举他们的言论，所以这些人都怀恨在心，因而他也没有参与西山会议。到了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他曾对邹鲁说，对盲动分子不用快刀斩麻手段对付，如和他纠缠，将来我们革命党，终要遭他一次大大的挫败（《戴季陶先生文存续编》273页）。他将盲动分子都称为狂人。他说，狂人不能与之论理，唯有施之以拘禁惩罚。1927年春他往日本访问时，发表过斥责瞿秋白的言论，他说，对这个肺病鬼的无端攻击，他不想理他（夏衍《懒寻旧梦录》110页）。1926年夏天起，他任中山大学校长，即以三*义为学校的最高准则。他说，不要学洋八股，要发展纯正的科学实业教育，他推崇以中国旧道德为体，以西方科技为用。因为中国的科技落后于西方，但他认为古代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是文明史上很有价值的思想结晶。他认为在当时混乱的思想界，最大的弊端是抛弃了仁爱、忠恕的民族道德。1927年春北伐战争迅速推进，他被派到日本探寻口风。当时夏衍在日本，因人介绍与夏相熟，因夏有办事能力，戴季陶将其当秘书使用，他每天的情况，被夏衍记录在案并向上级汇报。戴季陶自认为心思缜密、精细，却被人监视而不自知。他在1928年写成《日本论》这部精练的专著，对日本的民族性分析的相当透彻。1927年夏天，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他相继担任宣传部长、中央执委常委、考试院院长等等。
戴季陶认为蒋介石具备领袖的象征意义，并在实行、宣传方面周到妥帖，承先启后，“为总理正统相传”。士为知己者死，所以他的精神上偏向蒋，与蒋共进退。两人合作的早中期，他最敢于向蒋先生进言，甚至大吵大闹，临了还能复归于好。 。 想看书来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11）
1920年间，孙中山先生催促蒋介石从浙江赴广东辅佐，蒋先生因与陈炯明闹意见，而拒不启程，先生恼火，即由戴季陶亲往奉化劝驾。他们早年为患难之交，起初，思想主张也相近似，故蒋先生对之甚为倚重。蒋得势后，常以不菲钱财予以资助。
蒋先生的地位彻底巩固后，他们的友谊才有所分解，隔膜渐增。
1933年，蒋先生因事致信戴季陶商议，戴复信：“至于兄之苦心大事，则非弟之能为力者，搓手万遍，终无以报。惟谅之。”（《戴季陶先生文存》1502页）
后来，蒋先生因听信戴季陶的建议，软禁胡汉民，为世所不谅，蒋不能下台阶，而迁怒于戴，以为这是一个不好收场的馊主意。软禁胡汉民是在1931年2月。胡汉民欲造成一责任内阁的国家政府，蒋先生则欲统一号令。一个仗恃*支持，一个以新起实力军人自居，5月，蒋先生欲控制国民会议，邀集戴季陶、吴稚晖、陈果夫、陈立夫、邵元冲、叶楚伧商讨对策，人皆无善策，而戴季陶欲对之不客气。胡汉民拒不妥协，戴季陶遂明确主张强硬对待。
于是设鸿门宴将其扣押，而对外宣称展堂（胡汉民，字展堂）近来精神失常。戴季陶往劝之，嘱其勿与蒋先生作对，而宜多读佛书，胡汉民大怒，谓我已成神，何须学佛？《左传》曰，神者，聪明正直而一者。饱学之士吵架，三招两式，精彩得令人眼花缭乱。
西安事变，戴先生又为主张武力*的一派，这一观点的支持者群集何应钦公馆，而蒋先生对当时所有主*者都无好感，盖武力威慑则可，而大肆动武则可能玉石俱焚，此事两人间更增隔膜。
1930年起，戴任考试院院长，确立中西融通的民国文官考试制度，对考试利弊考虑周详。他在报告书中说，那种揣摩窥测的八股文，弊端多多。君主以科举牢笼人才，消磨志气，以致种弱国衰。当专制集权时代，势力为皇亲豪族所有，但造恶者为君主，非考试制度本身。如无考试制度，政治将更加*，人民受害更烈。
在他任上，建立编译局并形成妥善的铨叙制度。自此以后，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20万以上知识分子受益，即在抗战中也不例外。
戴公是边疆问题的权威、决策人之一。他主张民族平等，反对前清赵尔丰等的边政恶政。他认为他们专尚霸道，心存偏袒，政策根本错误，以致将最驯良之川滇之间的康民，造成许多血腥杀伐的种子。
力敌万钧的政论大手笔
戴季陶文章元气淋漓，真足睥睨一世。其人创力非凡，即30岁以前各体论文，即达百万字以上，其真率处如及时豪雨，其悲愤处似山洪暴发。其论*政体建设之文，头脑清晰，胸次浩然，变繁缛之理为朴茂条畅，为今之下笔喇喇不休之政治学博士所望尘莫及。
戴季陶保有先天的文章自信。1938年国民党在武昌召开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大会宣言出自汪精卫手笔，陈布雷等参与讨论。蒋介石认为主旨大体不错，语意略显轻重不当，唯戴先生破口大骂，加以痛斥，说是不特文意措置失当，就是行文也毫不足取，病在芜杂而散漫。汪氏当年有文豪之誉，此时也颇有离心倾向，故影响到文字组织，是可能的，但也不致太过偏弊。但戴先生根本不能谅解，可见其取径之高。
戴季陶的政治评论保有力敌万钧之势。《立宪救国乎 立宪亡国乎？》长文中的一段，可见其强烈的逻辑冲力。他说，政府诸公之意，不过欲图一时苟安之计耳。然岂知外患足以侵其手足四肢，内患足以耗其精血五脏也。其预备立宪也，非真知立宪之足以治国安民，亦唯以搪塞国民而已。其搪塞国民也，无非防国民之反抗而已，其防国民之反抗，无非欲保其身居高处，宴安逸乐之位置而已。而今之热心功名者，不揣其心计其势，竟欲以最无聊赖之请愿手段，而欲得立宪政治之实际，呜呼，政府诸公，岂真愿立宪者乎？苟非有所恐惧，有所自危，则此九年立宪之空语，恐亦不能遂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12）
可以说对专制的目的，因果关系，揭示得淋漓尽致。古今一切专制尽管有种种表现形态，其形神则一，使用的欺骗、诱惑、高压、恐吓的手段则一。
他的文体具有鬼斧神工的变幻能力，忽而是一首骚体诗，忽而是简捷利落的一则短文，忽而又是洋洋洒洒数千字甚至上万字长文。
《库乱中之政治观》，直接说，库乱之原因，由于清政府之不善为治，将其归于政治问题，包括文中屡屡言之的国民性问题，也归根结底由于政治之不上轨道。一个地方的内忧外患，也因政治之不修明，即非*自由的政治观念为构造的政治即为恶政治。所以弥缝一切祸患之根本，在于祛除专制政体。
戴季陶以为，文化是有生命力的，生命力则端赖传统的赓续创新。而创新并不简单等同于复兴。“要把中国文化之世界的价值，强调起来，为世界大同的基础”（《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这和宋教仁的所说，中国文化有很多*的因子，但缺乏整理归纳，道理是一样，眼光也是一样的阔大深远。
即使对日本的认识，也在其政治维新改革的巨大成功基础上着眼。
戴季陶说，“经书为我国一切文明之胚胎，其政治哲学较之现在一般新说均为充实”，“希望全国人士从速研究以发扬光大吾国之固有文化”。青年的民族观念薄弱，殊不知世界革命的努力当以自己民族的存在和发展为基础。
1912年5月20日 戴季陶身陷文字狱。这一天，《民权报》上发表他的短文，题曰“杀”。文中说：“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