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将吴稚晖称为：始终帮蒋抬轿子的丑角吴稚晖。这个定位太过分了。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20）
李敖的《蒋介石评传》说蒋介石性好黩武，“自应面对现实，认可中央与地方均权分治，在联省自治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以便避免战祸”。
这话是对历史情状视而不见，盖当时蒋先生只是一后起之秀，历史的机缘将他推上前台。他不去打，别人也会打，而且是不知伊于胡底的混打。那是一个全盘开打的时代，蒋先生即使去出家，恐怕天下依然混乱，依然打得更凶。
吴稚晖的举动总是突梯滑稽，其间寓意也深，用心也苦。他或许以东方朔、淳于髡自命。他一生不修边幅，不拘小节。他看得起谁，或对谁给予莫大的希望，他就会说，你如能挺身以当大任，我第一个就愿意向你磕头。他曾自称，一生只认得真理的是非，而不肯便调和。他和汪精卫渊源颇深，当年在法国流寓，朝夕过从。但当汪氏叛国，他立即以文字公开对骂。称汪精卫为“汪精怪”、陈璧君为“陈屁裙”、褚民谊为“鼠狒黑”。
倒是汪兆铭对吴稚晖的评价一语中的，说老头子是为国家，其心可鉴。
抗战军兴，国府退到重庆，汪氏举宴。到者多中枢要人。谈到情势的危机，各有各的出发点，各有各的冲动。“突然，座中被人视为政坛上泰山北斗的**吴稚晖，趋向汪氏的座前跪下了，无限悲戚，无限激动地对汪氏说：‘救救中国吧！悬崖勒马，能救中国的也只有你了。怎样去结束这不利的战事，你有你对*的责任，不应为了一己求自全自保之私，再这样袖手旁观下去！’汪氏为吴氏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错愕不知所措，于是也只好离座对跪，彼此握手唏嘘。阖座看到这情形，没有一个不为这悲凉的场面所感动，有人甚至于随着泣下沾襟。当时唯一看到这戏剧化的场面而感到高兴的，是汪氏尚在稚龄的*公子季筠，她不曾看到过她父亲下跪，她还真以为是席中酒后的余兴呢！事后汪夫人陈璧君还责备汪氏说：‘满堂宾客，相对长跪，像是在做戏，还成个什么体统！’汪氏长叹了一声说：‘这老头子倒是为国家，他既然那样地做，难道教我仍独自高坐堂皇，生受他的一拜吗？’”（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册）
怨天尤人 郁郁而终
近代中国出现的派系，都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
中山先生逝世后； 国民党派系之争表面化，因权力继替问题，政治势力党争至于决裂。陈友仁不特在派系中裂变，而且他的私人友朋之间也发生裂变，那种选择性精神失明，从此困扰他而不稍离。其个人政治生命的枯萎，和他个人的性格，和他的自我揠苗助长，自我的想当然，不能不说关系至巨。
1875年，广东顺德籍的陈友仁生于西印度群岛，他先在北洋政府做了一段时间的事情，1913年任交通部法律顾问、英文《京报》总编辑。他接近孙中山，比戴季陶更晚，迟至1916年才认识，1918年始南下追随。次年在上海创办《上海时报》，常以英文撰述辛辣之时评，此时孙先生正在上海撰写《建国方略》。他曾代表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中国政府参加了巴黎和会，以后即任孙先生的外交顾问。他的英文水平极佳，1922年，他任其外事顾问、英文秘书。孙中山逝世前一天的《致苏联遗书》也由他来代为起草。
在孙中山先生晚年，中山先生去世后，此公虽然活跃，但似乎很难找准自己的定位。在宁汉分裂期间，他异常活跃，他在这期间的《申报》几乎每天和读者打照面，是故坊间亦称武汉国民政府为“陈友仁时代”。1933年参与闽变，任福建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后流亡巴黎。1938年回香港参加抗日活动，香港沦陷时被日军拘禁押解到上海，多次拒绝参加汪伪政府。1944年初在上海病逝。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21）
中山先生去世后的岁月，此公思想较为偏颇，1927年后访苏，头脑偏向一条道，所谓固执己见，达于极顶。一切的所谓铁腕外交，不随时变，这就不可避免走进死胡同。一会儿联汪反蒋，一会儿蒋汪俱反，对宋庆龄也是忽近忽远，屡生纠葛，怨天尤人，竟至于参加福建事变，可说中青年时代的一点聪明才智，挥霍得一干二净。
不过他在1927年前后，曾通过张静江，向蒋介石引荐陈布雷。他认为陈布雷文章流畅犀利、笔调苍劲古朴，传统伦理观念强烈，正是蒋所瞩意的类型。蒋先生因北伐军次南昌，一见之下，大为首肯，遂由陈果夫介绍陈布雷加入国民党。自此，陈布雷追随蒋介石长达21年。此事，算是幕僚引荐幕僚，间接而言，可说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幕僚作业。
同盟会的铁血派
何晏，即何静澜。湖南道县人，少不喜寻章摘句。自谓大丈夫当立奇勋，以救苍生于水深火热之中。入湖南陆军小学。后与蒋方震、李书城在粤西开办干部学堂。从戎关东，运动军队。
辛亥革命后，北伐军有解散之虞，何晏大痛，说是南方无人，受袁世凯愚弄，将噬脐莫及。回到湖南后，辄叹息不止，以为我辈以无数大好头颅购来之共和，将为袁氏一人摧残殆尽。此时当蒙古独立，他出面组成蒙事调查团，深入漠北。
宋案发生，返回京都，对友人说，一当预备战事，一当效法张良以博浪之椎对付袁世凯。二次革命入军队督战。失败后，为暗杀袁世凯做切实准备。后用密电码和东京同盟会旧友联系，被破获。
先是，有劝其入官者，则嗤之以鼻。及被捕，有谓其何不先事脱逃，“乃从容就义。翩翩少年，视死如归，见者伟之”（王建中《洪宪惨史》42页）。
严复说在戊戌年康梁谋划有问题，也即战略出了错误。他不是不赞成他们的行动，他只是不赞成他们考虑欠周密的行动。
康梁文人意气，较缺乏技术性战略，结果未能利用反为袁世凯所乘。
康梁需要何晏这样的铁血战士为其臂膀，扭住袁世凯，控制使其难以摇摆。其实这可算是严复的责怪的意思。
何晏所代表者，为同盟会主战一方，如雷铁厓、袁仲德等皆是。
他们不欲孙中山让位袁世凯，大有民意基础。乃因武昌起义，全国风从，志士暴骨，兆民涂脑，尽天下命，缔造共和，袁氏篡夺，下无以对先烈，上无以对神明。
南北一统，北伐军有解散之虞，何晏抚膺叹息，说是南方无人，受大奸极恶袁世凯之愚弄，后将噬脐莫及。
有劝他和袁世凯合作的，他嗤之以鼻，说是我辈以大好头颅购来之共和，转瞬将为袁氏摧残殆尽。我辈铁血男儿，当沉机观变，寻求推翻袁世凯的各种机会。
二次革命前，他曾深入东北运作。那时候，天下着大雪，寒风怒号，积雪没胫，到了内蒙古的最北面。恰值宋教仁案发生，当即返回北京，召集同志，准备南下预备战争。并建议他的朋友熊悦凡刺杀袁世凯“借张良之椎于明日面袁氏时，敬谨赠之，为国民除此贼”！（《何晏事略》，见《洪宪惨史》）
后来他返回湖南策反军队，布置颇有头绪，并以密电告东京同志，请为接济。这时却被破获了。他就义的时候，才24岁，翩翩少年，视死如归，见者伟之。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吴禄贞死难。段祺瑞接掌吴部。前同盟会湖南支部长仇亮猝然惊醒，“欲单骑突围乞援东南。篝灯草家书，谓晋事急，不冒死求援，无以对禄贞及山西国民”。乃携带山西国民代表公文，跃马入段祺瑞军营。晓以民族大义，动以形势利害，激昂慷慨，声泪俱下。段祺瑞为之动容。当夜留他歇宿。半夜，他听到角声凄咽，战马悲嘶，惕然曰，国事急，岂能高卧此间。披衣驰骋而去。
仇亮到了南京。孙先生任大总统，黄兴主陆军部，仇亮为军衡司长。南北议和，孙先生以总统之位让于袁世凯，仇亮力言不可。他以为，袁世凯老奸巨猾，包藏祸心，终将有害民国。
国民党成立后，他为本部会计部长，后于苏州开办垦殖学校，意在富裕民生以培国本。二次革命挫败，袁政府大索党人，侦骑四出，仇亮奔走北京，被逮下狱。自知不免，乃赋绝命诗六章，以文文山（文天祥，号文山）自况，情词愤激，大义凛然。
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一出于他的心胸，一出于当时的形势。他顾念大局，以统一为要素，以道德为准绳，其心直可剖示天下。在他的心中，决无恋栈和弄权的半点私心。这与不学无术、自我膨胀、故弄玄虚的专制恋栈狂相比，是何等的高尚！
至于有人说，孙先生手中无军队，即无实力，不得不让位于袁世凯，则大谬。其一，如革命家、文论巨子雷昭性所说，倘若果有权力私心，难道不可以挟南方兵力相抗衡吗？即使不能直捣黄龙，难道割据天堑划江而治不可乎？然而这样就不免人民流血，荼毒生灵。又其一，孙先生让位以后，同盟会的年轻干部，有捶胸顿足者，有呼天抢地者，至有失落发疯者，即令在这样的情势下，他们对孙先生的举措仍表示理解——是一种痛苦的理解。倘非如此，他们就会重拾利器，奋起狙击袁世凯，只要孙先生点一点头，稍做示意，这样的志士会层出不穷，不惜流血五步，肝脑涂地，直至将其肉体消灭。因为孙先生为人以智慧和胸襟胜，从来不搞政治交易，具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
可是袁世凯这样低贱的心志，怎么可能领会孙先生博大的胸怀度量以及长远崇高的考虑呢？所以紧接着，袁世凯利用和局的形势，大肆徇私舞弊，专制误国，至复辟帝制，全国奋起声讨，觳觫暴毙，亦咎由自取也。先生的高蹈远引、逊位让权，竟被视为软弱，后世历史学家也有持此论者，这就让人不可理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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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和狮子：北洋系的幕僚（1）
民初陆大培养的带兵官和幕僚多不可数。陆军大学设于北京西直门外，为陆军之最高学府，从第四期起，陆大自保定迁来北京，正名为陆大，所订课程为高级陆军军事教育，与日本当时相仿。名种课程有：基本战术、应用战术、战略、军制、战史、国际公法、外交史、作战计划、兵要地理、传达输送、战斗输送、动员计划、秋操演习、海空军事等。
学员多为带职求学，官阶有高至上校、中校者，毕业后并非可立即获得适当位置，譬如贺国光于民国五年底毕业，六年初分发，返家乡湖北，不见用，又返回北京，遇郭松龄，彼亦同样不见用，在北京赋闲。因为当时军中对陆大水平与学生程度，并不尽悉，将领并不特为陆大毕业生安插，凡军校毕业者，皆一视同仁，上官云相便是从弁目做起，唯后来晋升甚快而已。
贺国光在陆大同学百人，后在军政界颇具影响者有徐永昌、林蔚、熊斌、姚琮、黄旭初、郭松龄等。
军头多骄横意气用事，合纵连横，乱来一气，造成有利自己之局面。为人自作聪明，左右飞扬跋扈，拥众要挟，这样的主官用不上什么好幕僚。
1925年，柏文蔚在开封见胡景翼，觉其貌似天真，胸有计谋，对人尊而不亲。其左右亲近，多拔剑击柱，骄悍无识之徒。柏氏断定其将无所作为。
北洋军阀派系支离庞杂，各个大小军阀部队编练体制各自为政，相互隶属关系游离多边。主官似乎大有可为，料不到乖戾成性，又踢又咬，极不合群，平日颐指气使，一意孤行，相处不洽，甚且反目成仇，终于搞得凶终隙末。
他们成天使枪弄炮，镇日敏感到“你还没动，我就要打”的悸动程度；对其自身的邪恶，却实行多年的装聋卖傻，不肯面对。
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及所成长的生活环境之不同，足可左右其人的为善为恶，成败休咎，可为殷鉴。
王克敏、汤尔和、梁鸿志……这些老官僚，乃是北洋以至前清的孑遗，到了日本大举侵华时代，纷纷下水，原有的一点声誉，全部葬送，这是糊涂一时呢，还是根本心术不正所造成呢？
有的幕僚像狐狸，智术运用极为迅速，可是结局多不美妙。狐狸为极狡猾之兽，可是持续至今的英国上流社会猎狐活动，以猎狐最为可怖。狐狸极为灵巧矫健，嗅觉异常灵敏，可是猎人以狼狗多头纵之追奔，长途不舍，野狐狂窜不支，终为群狗扑噬，撕咬之下，顿成片块。
不像军人倒像学者 王士珍料事如神
晚清之际，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段祺瑞受其指挥，累迁至第四镇统制。民国肇兴，袁氏属下，撑台面的干城之选，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世称王龙、段虎、冯狗。王氏高居榜首，乃因其运筹帷幄，袁氏辄以军事咨询之，不啻事实上之参谋总长；段祺瑞司理军政，久任陆军总长，稍后晋升国务总理；冯国璋善于机心变诈，且贪财好货，袁氏对之不甚信任，乘其攻取汉阳正在春风得意之际，袁乃将冯召回，以段代之……足见袁氏对段倚畀之殷。
即便如此，王士珍的地位还在段祺瑞之上。
王士珍33岁的时候，即1894年赴朝与日军作战，崭露头角。
小站练兵时代，他追随袁世凯，为营务会办兼讲武堂总教习。当直隶总督荣禄来检阅的时候，王士珍发明于冰上布桥可供行走如平地，其帆布桥稍加整理又变为小舟，事毕可折叠或拆卸。此公料事如神，故为北洋三杰龙虎狗之首，其智术精警绝伦。袁世凯*山东义和团时，以铁血手段处置之，清廷贵族勒令其必须以安抚为上。王士珍提出一整套策略，先行劝解，次则武力威迫，最后果断捕杀首要，解散胁从，袁氏采纳之，由其参谋山东全省军务。在其策划之下，各路民团死伤惨重。义和团首领且持亲贵令箭见袁氏，袁世凯大感为难，王士珍却满不在乎，出为亲审。其实他并不审问，即推出斩首，袁世凯询问审问进度，答曰已经处决。袁氏大惊，王士珍若无其事，谓罪名为盗窃端王、庄王令箭。袁世凯顿时醒悟，佩服其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