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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的时候，正是康有为构建他的儒学时期，梁对乃师的再造儒学大为折服，随后就参与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等书的编写工作。维新运动开始之后，梁启超更是依老师康有为之说，积极主张奉孔子为“教主”、“圣人”，主张立儒学为国教，以此作为变法的最重要理论根据。在著名的《变法通议》一文中，他将“保教”与“保国”、“保种”并列为变法的目的。他的《西学书目表后序》则明确要求将孔子奉为教主，强调通过读经，“当知孔子之为教主”，大力宣扬“孔教之至善，六经之致用”，同时声明这并非因为自己信孔尊孔而“自袒其教之言也”。在给康有为的信中，他甚至认为此时创立、传播孔教比维新运动还要重要，坦承“弟子自思所学未足，大有入山数年”钻研孔教之志。因此，他对在民间设立孔庙、举行祭孔活动也非常支持，在1896年底曾给驻美公使伍廷芳写信，建议仿照西方宗教仪式，在美洲的海外华人中劝设孔庙，定期礼拜。
维新变法失败，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在日本，他大量接触到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思想进入另一境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脑质”为之改变。他脱离了维新时期以托古改制宣扬改革的中国传统话语，而更多地以西学词汇、观念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而同样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此时仍坚持托古改制理念，并在海外更为积极地进行以孔教为国教的保教活动。对此，梁启超渐生歧意，终于在1902年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公开反对保教，反对立儒学为国教，与乃师大唱反调。开篇他即声明：
此篇与著者数年前之论相反对，所谓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为思想之进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读者思想之进退决之。
他承认，自己曾是保教大旗下之“一小卒徒也”，但现在之所以反对，首先是因为“教非人力所能保”。他认为各种宗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竞争发展。
其次，他认为儒学的本质并非宗教，而持保教论者现在处处模仿佛教、基督教，主张“设教会，立教堂，定礼拜之仪式，著信仰之规条”。姑且不论这种主张能否成功，即使能成功，也是对孔子的诬蔑，因为孔子并未像耶稣那样自称是上帝之子，也未如“佛之自称统属天龙”，“孔子，人也，先圣也，先师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他批评保教的根本失误在于根本不知宗教为何物，误解了宗教的概念，最后“则所保者必非孔教矣”。
第三，他承认主张保教者有抵制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抵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良苦用心，但他明确说道：“耶教之入中国也有两目的：一曰真传教者，二曰各国政府利用之以侵我权利者。中国人之入耶教也亦有两种类：一曰真信教者，二曰利用外国教士以抗官吏武断乡曲者。”但真传教、真信教者，对中国并无害处，而基督教之所长，“又安可诬也”。“吾中国汪汪若千顷之波”，不但有本土的道教，而且对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都能容纳，何必于基督教独不能容呢？“至各国政府与乡里莠民之利用此教以侵我主权，挠我政治，此又必非开孔子会、倡言保教之遂能抵抗也。”根本措施是要“使政事修明，国能自立”，“主权在我，谁能侵之！故彼之持保教抵制之说者，吾见其进退无据也”。
而后，他详细论述了政教分离、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等问题。他提醒说保教论者自以为高人一等，“而不知与近世文明法律之精神，适相刺谬也”。不知其师康有为读到此句时作何感想。梁氏还以欧洲历史上血流成河的几百年宗教战争说明政教不分的可怕结果，正是巨大的灾难，使欧洲各国开始政教分离，“画定政治与宗教之权限，使不相侵越也。政治属世间法，宗教属出世法。教会不能以其权侵政府，固无论矣，而政府亦不能滥用其权以干预国民之心魂也”。他特别强调“自由之理：凡一人之言论、行事、思想，不至有害于他人之自由权者，则政府不得干涉之。我欲信保教，其利害皆我自受之，无损于人者也，故他人与政府皆不得干预”。因此，社会才大大进步。如果将儒学立为国教，中国将“教争”立起，“而政争亦将随之而起。是为国民分裂之厉阶也，言保教者不可不深长思也”。他告诫说，“保教”的最大危害是“束缚国民思想”，因为“文明之所以进，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总因也”。他认为孔子之所以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但自汉武帝以后，儒学却成为束缚思想自由的绳索，使思想渐渐窒息。历代大儒的思想、演说其实“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如群妪得一果，跳掷以相攫，如群妪得一钱，诟骂以相夺，其情状抑何可怜哉！”他不禁叹道：“呜呼，居今日诸学日新、思潮横溢之时代，而犹以保教为尊孔子，斯亦不可以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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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2）
面对各种几乎是势不可挡的“新学”，当时的保教论者亦有人力论可以用现在的新学说、新理论重新解释孔子，对此，梁启超大不以为然，“曰某某者孔子所已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其一片苦心，吾亦敬之”，但这其实是“重诬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他认为孔子所见或有与今日新学理暗合之处，然若一定要将二者一一比附纳入，这种思维的实质还是因真理与孔子暗合才接受，“是所爱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而对那些不能与孔子暗合的学理，“则将明知为铁案不易之真理”，也不敢接受、遵从，结果是阻碍真理在国人中的传播。因此，他颇为激动地写道：
故吾最恶乎舞文贱儒，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今日文明灿烂之世界，罗列中外古今之学术，坐于堂上而判其曲直，可者取之，否者弃之，斯宁非丈夫第一快意事耶！
然则以此术保教者，非诬则愚，要之决无益于国民可断言也！
如果去掉过于尖刻的“舞文贱儒”四字，此番评析，对百年后的“新儒家”也完全适用，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君不见，时下祭孔、拜孔、尊孔之风正盛，更不乏以和谐、环保、自由、民主、法制、公平、正义、人权、市场经济……一切现代价值来诠释、比附儒学，论证所有这些价值、观念儒学早就有之，想以此使儒学“返本开新”的“新儒”学者。若起梁氏于地下，面对此情此景，他依然会果决地做出“非诬则愚，要之决无益于国民”的断言罢。
最后，他再次强调：“保教妨思想自由，是本论之最大目的也。”承认“区区小子，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因为“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吾又知孔子之爱真理，先辈、故人之爱国家、爱自由，更有甚于吾者也。吾以是自信，吾以是忏悔。为二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吾以是报孔子之恩我，吾以是报群教主之恩我，吾以是报我国民之恩我”。
为此，梁启超专门给老师康有为写信，反复陈说自己反对保教的理由，甚至批评老师在海外筹款建筑孔庙、祭孔祀天活动对本党并无益处，“徒为虚文浪费金钱而已”，还批评花二十万捐资在新加坡建一孔庙实在可惜，不如兴办学校和其他公益事业。读史观今，现在许多地方不是依然校舍破旧、各项公益事业落后，但政府却一直在花巨资造神建庙么？近日，更有政府要花三百亿元在孔孟家乡建“文化标志城”！我们是应赞叹梁氏的高瞻远瞩、百年前的批评竟然具有“当代性”，还是应为此种传统的特别深厚而遗憾？
《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不啻是梁启超的“谢本师”，文章一出，康、梁虽然私谊仍在，但学术、思想已明确分为两途。对梁氏来说，爱老师，但更要爱真理；爱孔子，但更要反对将思想定于一尊、反对任何限制人们思想自由的“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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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轰动全国的“芦苇”（1）
轰动全国的“芦苇”
十几年来，艺术品拍卖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越来越火，各种作品在拍卖市场纷纷亮相，至今已不觉新鲜。不过，北京嘉信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7年春拍会上的油画《你追我赶》，还是引起了相当的关注，以至于《北京日报》在2007年6月12日专门发了一篇消息：“当年‘政治黑画’《你追我赶》惊现京城。”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大都能回想起当年此画引起的轩然大波。话说1964年10月，由文化部和中国美协举办的“全国高等美术学校1964年毕业生创作成绩展览会”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由国家举办的全国高等美术学校的学生艺术作品展。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1964届毕业生李泽浩，是唯一一位有两幅作品入选的作者。他的作品《你追我赶》和《垦区新兵》在此次展览中广获好评，于是当年全国发行量最大、颇具影响的《中国青年》杂志，于1964年第12期，即年底那一期在封底（彩页）选发了他的作品《你追我赶》。这幅油画以明净的天空和正在收割的金黄色的田野作为背景，把前景上一群“社会主义青年人”的矫健身姿衬托得更为鲜明。金色阳光的描绘，加强了整幅画面热烈、明快的气氛。前景上那一片在和风中起伏摇动的芦花，不仅在构图上起了掩映衬托的作用，而且和奔驰着的人群一起，构成了一个向前突进的态势。作者以素朴的油画写实技法，塑造了一批“朝气蓬勃、满怀希望的青年劳动者形象”。
此时正是“文革”前夕，几年前开始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教育的“成果”开始显现。突然全国盛传此画“反动”，原来有“阶级斗争观念强”的读者给《中国青年》杂志打电话并来信，指责此画那些横七竖八的芦苇实际藏有“蒋介石万岁”的“反动标语”！传言越来越广，一时间议论纷纷，沸沸扬扬。人们的“政治敏感”越来越强，于是有人顺看有人倒看有人左看有人右看，甚至有人从背面对着阳光灯光看，越看“反动”越多：有人发现了“反共”、“以血还血”等“反标”；有人提出芦苇倒向画面左侧是“西风压倒东风”，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的英明论断；有人提出画面中心有五个人物，四个人挑着稻谷挡着裤子，只有一个人是显出裤子的全身，作者用意是说“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和赫鲁晓夫攻击我国一唱一和，是一个腔调；由于印刷品画面较小，有人误把稻田远处弯腰收割水稻的红衣女青年和远处大道上拉车的红马看成倒了的红旗，于是指责作者暗喻“三面红旗倒了两面”；作者的名字也是反动透顶，李是“离”，泽指“毛泽东”，浩是“好”，连起来就是“离开毛泽东好”，寓意背叛毛泽东思想。无数事实说明，在中国语境中，这种“过度诠释”并非与被诠释者无关的“纯学术”，而会使被诠释者大祸临头，所以，一定要慎之又慎。
由于事关重大，团中央曾协同公安部、美协党组认真调查，结果是此画并无政治问题。但此时中国美协已自身难保，因为毛泽东在1964年6月作出的著名“批示”中，已严厉批评这些文艺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所以美协党组的报告在认为此画无政治问题时，又在最后有所保留：“但是，我们在审阅《你追我赶》和李泽浩另一幅作品以后，也有一个小小的疑问：这就是在《你追我赶》这件作品中，为什么要把一片芦花放在前面呢？而且在另一幅作品中，为什么也画了几棵芦苇呢？作者为什么老喜欢在画幅中把芦苇作点缀呢？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应该调查一下。”这“另一幅作品”即深受好评的另一件参展作品《垦区新兵》，这幅也是表现青年社会主义劳动创业者的油画发表在《中学生》1965年第1期插页上。虽有某种“疑虑”，但结论毕竟是此画无“政治问题”，《团内通讯》曾发表“中国青年杂志社关于1964年第12期封底画的情况报告”以平息传言。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你追我赶》是一幅歌颂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优秀作品；并宣布经组织调查，作者李泽浩是鲁迅美术学院绘画系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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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轰动全国的“芦苇”（2）
尤其应该一提的是，在“宁左勿右”的大氛围下，《北京日报》却在1965年4月2日重新发表此画，同时发表署名“梅述”的专评，高度赞扬此画：“描绘了一幅丰收的图景，整幅画面洋溢着欢乐劳动的激情。在金色的田野上，一群青年人挑着刚刚收割的庄稼，送到场院里去，他们健步如飞，你追我赶，充满了高涨的劳动热情。这幅画表现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农业战线上，怀着豪情壮志、意气风发的青年一代，他们在党的培育下，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和力量……”此时的北京市委书记是彭真，邓拓则是分管文教的书记处书记。几个月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矛头直指北京市委。
此画引起的风波平息刚刚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