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人- 第6部分

　　明代一位首辅李贤，说江西人把河南人的钱都弄光了。另一个叫王士性的人，说江西商人善做无本生意，“张空拳以笼百物，虚往实归”，意思相当于今天人们说的“空手套白狼”。农业社会对商人的最初反应，便是如此。焦芳敢和江西全省的人作对，因时乘便罢了。只是他的心理实在问题不小，余怒未了，又把整体的南方人骂在一起。在朝中每次罢退一位南方人，就欣欣自喜，高兴上老半天。　　　

　　南北之争是老话头。元明之后，这一争论本来已近平复。热闹的时候是在北宋，太祖赵匡胤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明令不得用南人为宰相。这一离奇的政策施行了两朝，直到宋真宗时王钦若入相，才告终结。但那时分歧仍然存在，有名的寇准，便一直排挤南人。他试图压抑晏殊，理由只是晏殊是江西人；又曾在真宗面前敲边鼓，挤掉了一位南方人当状元的机会，下朝后洋洋得意地说：“又为北方人争得一状元。”北宋前期，北方状元二十四人，南方状元七人，便有地域歧视的成分在，而不能据此认为那时北方人的书念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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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人心惟危（2）　　　　　　　　　

　　寇准的洋洋得意，与焦芳的欣欣自喜，是很不一样的笑容。宋人平和，南北之纷纭从未构成祸端，或引出激烈可骇的言论。后来，大家一古脑儿跑到江南避难，更是不要提了。真正的南北之争，出在东晋至隋这么一个长长的时代里，因其牵扯了政权、文化、士族、民族诸多方面，利益相涉，表现得格外激烈。　　　

　　一次著名的辩论，发生在公元五二九年。主辩的双方，一是南梁的使臣陈庆之，一是北魏的大夫杨元慎。陈庆之在酒席间说到北方是蛮夷猾夏，正统还是在南方政权，引出杨元慎一大篇演说。杨元慎第一攻击南方的风土，说那里气候潮湿，多生虫蚊，人皆断发文身，舟行水息；第二攻击南方的口音；第三攻击南方的政治，举刘劭、山阴公主等为例，以证其荒暴。　　　

　　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主张都很可笑，不能服人，反自见其狭隘。清儒顾炎武论南北学术弱点，说北方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杨元慎的说辞，字字句句倒是言不及义。话说得越铿铿锵锵，越显得有所不能自喻，不然为什么这么愤怒？后来陈庆之病了，杨元慎还跑到人家家里，说了些更难听的话，号称咒鬼，实则骂人。人常以攻击性的行为掩饰不安，此即一例。　　　

　　争斗总是为利益所驱动的。但人们争来争去，往往忘了当初的目的，或那目的早已不复存在，则只剩下无聊了。杨元慎的论辩术，至今仍在流行，一是人们历两千年也学不会个逻辑，二是人总是无聊的时候居多，一无聊便会纵容自己的不良情绪，而不管其高下了。　　　

　　“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连孔圣人也对这类话题有兴趣，何况庸常。偶尔读点历史的一种用处，就是认识自己心中各路角色的面目。谁心里没有个焦芳，谁心里没有个杨元慎呢？只是有时我们不能自见，有时见而不知其名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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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放纵的权利：夏姬　　　　　　　　　

　　放纵的权利：夏姬　　　

　　历史爱好者喜欢的一个题目，是“你最愿意生活在哪个时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自己在想像中的身份。要是想当皇帝，清朝最适合你；要是做农民，哪个朝代都差不多。文人喜欢宋朝，士兵怀念晚唐或五代。如果想当宦官呢？这不太像个好志愿，不过，万一真有人心怀这样的抱负，我建议他回到明朝。　　　

　　对女性来说呢？不知道。　　　

　　也许春秋时代是个选择。我喜欢春秋，那时天下未定，不仅是在政治上，是在一切方面，包括种种观念和风俗，所以机会显得很多，像只又圆又光滑的蛋，包孕得如此之好，你不会想到以后会孵化出什么。春秋的另一个好处，是那时的人讲究体面。哪怕是在最残酷的事务——战争中，都客客气气的。很少有偷袭的事，宣战一方总会辞令优美地说，对不起，我要打您了；另一方也同样优美地说，我不得不还手，实在是没办法，抱歉得很。　　　

　　对一些出格的事情，也不如后来那样暴跳如雷般地过敏。　　　

　　夏姬的事是很好的例子。这位中国的海伦出身郑国的公室，她的第一个丈夫，年轻时就死了，第二任丈夫，陈国的御叔，在生下一个儿子后也去世了。若干年后，放肆的夏姬和陈灵公私通，大臣孔宁和仪行父也是她公开的情夫。这三个人四处宣扬，欣欣得意。有一次在夏家饮酒，陈灵公对仪行父说，你看徵舒，长得多么像你呀。仪行父说，也像您呀。这个下流的玩笑使夏姬的儿子徵舒再也不堪其辱。徵舒埋伏下箭士，在陈灵公离开时把他射死了。　　　

　　这只是故事的开头。徵舒自立为陈侯。一直想扩张的楚国借机主持正义，攻破陈国，杀死徵舒，顺便把夏姬掳到楚国。楚庄王想自己娶夏姬为妻，屈巫进谏说：您不能这么做。您召集诸侯伐陈，名义是声讨罪恶。如果娶了夏姬，人们就会以为您发动战争的真实目的是想得到夏姬……　　　

　　后面还有一篇大道理。楚庄王只好做罢。楚国的上卿子反也想娶夏姬，屈巫又劝阻说：　　　

　　“这是个不祥的女人。她先克死了两任丈夫，后又害死了陈灵公和她自己的儿子。人活一辈子不容易，何苦要自陷于那样的危险？天下美妇人多得多，为什么非得娶她呢？”　　　

　　子反也被吓退了。最后，不怕死的襄老娶到了夏姬。第二年，晋楚间发生了著名的邲之战，襄老战死。　　　

　　屈巫一直是正言正行的人。没有证据能说明他此前的议论，是竞争的策略，好让自己能娶到夏姬。肯定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多半是他见到了夏姬，便被征服，大大地改变了心意。襄老死后，襄老的儿子居然还想把夏姬娶过来，屈巫坐不住了，把自己那一番大道理抛诸脑后，派人给夏姬送信说：你先返回郑国，我一定会娶你为妻。屈巫使了种种巧妙手段，哄过了楚王，终于娶到了夏姬。　　　

　　这位从前的“祸水论”者，从前的直臣拂士，便这样向爱情投降。屈巫在楚国心不自安，索性携夏姬逃到晋国，在那里给楚国捣了许多乱。夏姬的故事到此总算结束，她和屈巫留下一个女儿，后来嫁给了晋国的名臣叔向。　　　

　　史籍不曾描述夏姬颠倒众生的容色，人们只好去想像。后世的正人君子，想像之后吁一口气，着手攻击夏姬。刘向《列女传》说她“殆误楚庄，败乱巫臣”，不过是祸水论的老调。而在春秋时期，夏姬的名声虽然不好，也绝不曾坏到人人攻之，要她替世道人心负责的地步。在春秋人眼里，她是一个多情而放纵的美丽女人，如此而已。　　　

　　春秋人对许多后世视为比天还大的事情，都持松弛的态度。战国时还有这样的遗风。楚攻韩，韩求救于秦。秦宣太后向韩国的使者解释秦国无力救援，是这样说的：“妾事先王也，先王以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　　　

　　脸皮薄的也有。孔子见南子便是有名的故事。其实，逾礼的事孔子是不会做的，南子虽然名声不好，但求见孔子，也只是致敬之意，当时，君夫人会见外臣，是常见的事。但子路竟然生疑，而孔子也指天划日地发誓。——所以说春秋时代包含着各种观念的苗头。到了后儒那里，对此事看得比孔子还重，腾口辩说不甘人后，本来挺干净的一件事，让他们越描越黑。　　　

　　私通不是好事情。但它确实也标志着女性的社会处境。《诗经》中的下层妇女可以自由恋爱，《左传》中公卿大夫相当多地私通，说明那时的女性，尚有社交的机会。到了后世，私通几乎只发生于社会的两端，平民与皇族，前者迫于生计，没办法把女人关在屋子里，后者拥有特别的权势，可越轨而不受追究。在地主和士大夫阶层，私通的事情极为罕见，因为这些家庭的女性，与外界隔离。女性的放纵终于被镇压下去了，男性的放纵则越发地没有检束，当然，他们的放纵，不外乎通过买卖与抢夺这两种形式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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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古来哪有望妻石：荀粲　　　　　　　　　

　　古来哪有望妻石：荀粲　　　

　　荀粲字奉倩，魏晋时的名士。他的父亲是荀彧，岳父是曹洪，都是《三国演义》的读者所熟悉的人物。荀粲以玄学名家，但最出风头的，是他对女性的议论。他说，妇人的才、德都不重要，要紧的只是容貌。如此想和做的人当有许多（不然孔子就不会抱怨“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了），如此说的，他可是头一个。后来他践行自己的主张，听说曹洪的女儿生得好看，设法娶了过来。　　

　　在今天，对这样的见解，不要说女性主义者和道学先生，便是普通人，也要反对，至少在口头上。在荀奉倩的时代，那也是离经叛道。妇女四行，德言容工，德行居首。至于容貌，按班昭《女诫》的规定，不必颜色美丽，讲卫生，常沐浴，便是容了。在正统的见解中，女性的美丽是危险之物。甚至，美人本身便是祸乱之萌，万一遇到姜太公，是要被“掩面而斩”的；除非她另有某种奇特的性格，善于制止男性的亲近之心。　　　

　　按教科书，荀奉倩重色轻德的结合，一定不会牢靠，总要弄出些乱子，不是亡国，就是破家。令人失望的是，荀奉倩婚后，夫妻情好至笃。好到什么程度呢？曹夫人生了重病，虽在冬天，身体燥热。荀奉倩便到院子里，以身取冷，再回来用身子为太太降温。　　　

　　曹夫人最终还是不起。荀奉倩痛悼神伤，不能自已。朋友傅嘏劝慰说：才色并茂固然难遇，至于你，只讲容貌，得人并不为难，又何必如此伤心？荀奉倩说：佳人难再得，逝者虽然算不上倾城之貌，毕竟是难得的颜色啊。他天天伤心，天天伤心，过了一年，自己也死了，死时不到三十岁。　　　

　　可怜荀奉倩，死得不明白。在《诗经》之后，唐宋之前，中国士大夫的心中没有“爱情”这一范畴。这不是说他们不会恋爱，是说他们不知道自己感情的性质。司马迁曾很正确地说：“妃匹之爱”，连威君严父也没办法制止。但对这种情感，诸子百家都无所议论。上古到中古前期，“情”、“爱”这些词都意义宽泛，我们现在所说的“爱情”，那时并没有一种词语来专门形容之。比较相近的，是“宠”、“嬖”、“惑”之类，又都不是什么好话，不知其名而强字之。虞姬的故事流传广，在《史记》中，对她和项羽的关系，用三个字来概括：“常幸从。”汉武帝爱李夫人，叫做“有宠”；韩寿偷香，出于“心动”。　　　

　　如果抛开民间文学，在主流的诗文或史乘中，男性的爱情，找不到描述（如前所说，这里讲的仍然是唐宋以前的情况）。能称得上是描述的，或出自女性笔下，或以女性为主角。难道如《女诫》所说：三代昏主，乃有嬖妾，而达人正士压根儿就不会发生那种软弱的感情？——不会的。爱情每天都在发生，只是不得其人以载记之。甄皇后《塘上行》中有这么几句：“想见君颜色，感结伤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而对男性一方的类似描述，在士大夫笔下，一行也没有。　　　

　　再看另一件事。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与姑母家的一个使女偷情。阮咸服母丧期间，这位姑母到别处去，带走使女。阮咸正会客，听到消息，跳上客人的驴子，飞奔赶上，和这个使女共驴而归。这时他还穿着丧服呢。人们自然有许多议论。阮咸的解释是：“人种不可失！”——瞧，阮咸也不谈感情。他的以嗣继为词，正如荀奉倩的以容色为词。　　　

　　当代人与荀奉倩在天堂相见，彼此说起往事，当代人告诉他：“您老兄这是恋上爱了。”荀奉倩问：“什么叫恋爱？”当代人便解释给他，或者拿本正版的爱情指南给他看。大概要到这时，荀奉倩才知道自己的死因。　　　

　　用汉人的话说：“既见嬖近，惑心乃生。”爱情是人之常情，故号称永恒的文学主题。但在唐宋之前，这至多算个潜伏的主题（连《关雎》都给说成是后妃之德呢），与之相干的，倒有妹喜、妲己、褒姒等一连串罪人的名字。对女性一方的相思病，歌咏很多，而在男性一方，不可说，无以说，不知其怎么来无法光明正大地享受爱情。从南到北，有成百上千的望夫石，可曾见过一块望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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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果然名教罪人：钱名世　　　　　　　　　

　　果然名教罪人：钱名世　　　

　　钱名世是康熙四十二年的探花，他的诗文，在“出事”之前，很有声名。他和年羹尧是同年，但并无特别的私交。年大将军凯旋，朝臣能攀得上交情的，都有颂诗，这是官场风俗，人都如此的。后来年羹尧奉旨自杀，雍正担心落下兔死狗烹之讥，乃大兴株连。雍正的脾气，是如果一件事自觉心虚，反要大叫大嚷，大操大办，以示理直气壮。钱名世倒霉，也给扯了进去。　　　

　　倒霉的原因，今天已不可尽知。通常，是以为他的某几句颂诗，不小心犯了雍正的忌。但在群臣和年羹尧的唱酬中，比那不小心的还有的是；况且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再谨慎的诗作，也禁不起鸡蛋里挑骨头。还有一种说法，以为是钱名世的人缘不好，所以成了软柿子；但他的名声大坏，是在诗案之后，而非以前。　　　

　　不管怎么说，雍正选中了钱名世，来做反面榜样。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雍正把钱名世骂得龙血喷头，还别出新裁，御笔题写了一块大匾，曰“名教罪人”，挂在钱名世自家屋门。为了防止钱家遮蔽，命令常州知府、武进知县，隔三岔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