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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刷店的二楼，郑士良说道。
“你先别急！只要赞成讨满，岂非就已是伙伴？”
孙文如此说道，试着安抚怅然的郑士良。
“剪掉辫子的冯先生对未来有何想法也尚未可知。咱们也不好说今后该如何如何。毕竟咱们此时是亡命之客，他们则是东道主。”
陈少白说道。
“我们对前途的计划大致已经决定。别再有所犹疑！不管在何处，能见到些许心意相通的朋友，岂非足够矣？尤其是日本邻近我国。那，少白，拜托了！……请你多做些社交活动。”
孙文对陈少白说道。
陈少白有些惜言如金，令孙文不免担心。
“嗯，我会努力的。”
陈少白苦笑道。
唐人街，也就是中华街，当地的日本人不知为何却称之为“南京町”。而居住在此地的中国人却习惯称之为“唐人街”。
当时的唐人是西洋人与日本人之间的联系孔道。
横滨开埠是在一八五九年，中国诸港因《南京条约》而开埠是在一八四二年，故而上海、广州是早先十七年的前辈。再者，广州在一六八五年便设有海关，准许号称十三行的特定商人与夷馆进行接触。虽是点点滴滴，但也总习得替外国人做衣服及理发的技术。
在那个时代，日本人还不会做洋服，所以谭有发这些老前辈才能在日本开起洋服店。
当时，西洋人分辨不出日本人和中国人有何不同。横滨开埠时，听说来到日本的西洋人甚至还带着中国人当“通译”。
正如来到上海的西洋人带着懂英语的广东人一样。上海话和广东话无法彼此沟通，但用笔谈便可解决这问题。西洋人对日本人与中国人的区别、认知也似乎还停留在这一阶段。实际上，当时日本人的汉文能力极高，用笔谈便可解决事情。后来，孙文能和日本的支持者沟通意思，主要也是依靠笔谈。只有在无法完全表达出自己的意思时，方才使用英语。
孙文之所以属意陈少白掌管日本的基地，也是因为陈氏的英文和汉文造诣皆高。后来他成了香港的《中国日报》负责人，而初期的兴中会文件也大多由他执笔。
横滨兴中会在孙文等人开始亡命之际便已正式组成。冯镜如被推举为会长。最重要的职位“司库”由赵明乐担任，赵峄琴任书记，会长之弟冯紫珊任干事，计有谭有发、温炳臣等二十余名会员。
在兴中会成立不久后的一次聚会，孙文说道：
“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必须做些事情。我知道多数人忙于家业及事业而无暇他顾。我等则是家业事业两抛，赌命为国事尽全力。现在不幸败于广州，正伺机再起。说来见笑，我想在此借用些军费。好歹将这一年撑过去，以便向散居在世界的同胞游说，此一费用我预计约需五百元。这一不情之请……”
闻言，任司库一职的赵明乐立即起立发言。
“我被选为司库，但库里未有分文钱。此时还要向我借用五百元巨资。我之所以愿意承担司库重任，是以为逸仙先生与我有相同信仰，事情想必不致有误。但我错了，你的演讲也错了。遗憾之至，我要退出此会！”
赵明乐当场离去。赵峄琴相随于后。此二人乃堂兄弟同志。
兴中会顿失司库与书记。所余者仅会长冯镜如、干事冯紫珊两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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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命之客（3）
“还有人要跟进吗？”
冯镜如问道。
“没有！就这两人。”
会员温炳臣答道。
事实上，还有几个人也正犹疑着要不要跟进，似乎是听到温炳臣的话才作罢。
“逸仙先生！”冯镜如略微弯腰向孙文躹躬——“失礼之至。五百元一事，没有他们我也可筹到。为了国家，我一肩承担。但请等一天。司库一职由紫珊接任。逸仙先生可是只身前往美国？”
“是的。因士良要回国继续从事活动，他还是这身打扮。少白会在日本、中国台湾还有香港进行工作，这是早已决定的分工。”
孙文答道。
所谓这身打扮，是指郑士良将继续留着辫子。将前往美国的孙文和该在日本、中国台湾与香港活动的陈少白，则已经剪掉了辫子。
郑士良，字弼臣，会党人士，他必须潜回本国重新建立组织，做好待机起义的准备。当前的任务，若论重要性恐怕非此莫属。
“总之，我相信你。借出的五百元任凭你支用。约莫连我也很快就会忘记到底是为什么而准备了这笔款项吧。”
冯镜如说完这话，笑了。
“我在夏威夷有一笔小钱，是自己赚来的。我深知赚钱不容易。此情此义我决不敢或忘！”
孙文说道。他的脸上未见笑意。
横滨兴中会就此成立。然而，老实说孙文也没多大自信，自己此去夏威夷后，会究竟经营得下去吗？
郑士良将潜回本国，留在此地的仅只不擅社交的陈少白一人。
“请你跟这位大哥做好朋友吧！”
孙文对在场的冯镜如之子懋龙说道，转头望了陈少白一眼。
冯懋龙是横滨兴中会最年少的会员。当时年仅十四岁。
“好的……”
他首肯道。
因自己的名字难写，他大多使用建华这个字，十九岁时又改名为“自由”。当时他就读于东京专门学校，在学期间该校改名为早稻田大学。
“请多指教！”
陈少白笑容满面地说道。
后来冯自由进入政界，一开始是做了陈少白成立于香港的《中国日报》的日本特派员。二十五岁他便担任香港《中国日报》社长。三十岁时辛亥革命成功清朝覆灭，他正在旧金山当《大同日报》主编。归国之后，于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在南京政府中担任总统府机要秘书一职。
他十四岁便成为兴中会的会员，精通革命史的里里外外，又有文才。他所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二书被誉为时代名著，可说是辛亥革命的基本史料。他所写的书常由陈少白题字，两人的初次见面正是在横滨的山下町。
“往后请多多指教！我年纪尚小。”
少年用略带羞涩的声音说道。
“少白有这样能干的弟弟相伴，我觉得欣喜。我与弼臣即将离开日本。担心少白一人独留日本。他虽是年近三十的男人，但终究还是会有感到寂寞的时候。”
孙文拍拍少年的肩膀说道。
“不会寂寞的。我家里有一个年方十六岁的弟弟，可叫他照料少白先生的日常杂事。但有任何需要，请尽管吩咐无妨。舍弟名叫惠臣。返家后我立刻让他去。”
说这话的正是刚加入兴中会的温炳臣。
“少白深谋远虑，但对年纪轻的人也会摆兄长架子。这对惠臣君或许会有帮助。”
孙文说道。
陈少白的本名是陈白。
——这岂不是与李白同名？恐有不敬之处，所以才在前面加一少字。
陈少白曾半开玩笑地如此说过。孙文夸他深谋远虑，大概是由此事而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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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命之客（4）
其实陈少白称不上深谋远虑，只是寡言才显得如此。乍见之下，他英俊潇洒人见人爱，教养亦佳。不仅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皆通，是个不枉风流才子之名的人物。
——唯度量褊狭，出语尖刻，人多惮之。
冯自由日后对陈少白评述如上。
正因寡言，故但有说话必如针刺人心。
孙文、陈少白、尤列与杨鹤龄这四大寇齐聚杨鹤龄位在香港的家中发表高论时，尤列性格与陈少白类似，二人交情不佳，再加上孙文过于偏袒陈少白，导致尤列退会。
尤列虽疏远兴中会，但往后在新加坡、吉隆坡、越南等地组织中和会，对革命自有其贡献。
广州乙未起义虽告失败，但因系第一次揭竿举事而值得纪念。尤列疏离后，四大寇终未能共同实现青年时代的梦想，但仍将各自的青春耗在同一方向。
“在广州由黄旭初所保管的钱应该还未动用。等清吏一放松警戒后，就先支用吧！又该付给廖大竹的钱已全部付清。尚未取得的武器，我想若能处分就尽量处分掉吧！殉难者的遗族该优先照料。陆皓东毋庸赘言，水师的程氏兄弟也是香山县人，每忆起他们，我就夜夜难眠。”
孙文对即将潜回国内的郑士良做了各种详细指示。自从逃到香港后便又立即遭到驱逐，根本没有时间处理善后。
郑士良必须在国内为乙未起义的殉难者料理后事，所以仍留着辫子。
孙文与陈少白已剪掉辫子，但前额顶的头发尚未长密，所以戴着帽子，身上穿着向温炳臣借用的日式服装。
孙文在横滨滞留了月余，但他的心思大概早已飞向夏威夷。对他而言，夏威夷是第二故乡，他应该也愉悦地计划着和意奥兰尼书院的同学聚会吧。
在横滨的快乐之事是和年轻的友人谈论国家的未来。冯镜如之子，亦即后来改名为冯自由的冯懋龙年仅十四岁，却有空便读《三国演义》。
有次孙文见到，问他：
“这书中的英雄豪杰你最喜欢谁？”
“诸葛孔明。绝对是他！”
懋龙毫不犹疑地答道。
“《三国演义》是昔日故事，但现今亦有类似的人物出现。曹操是个可怕的人，在我们的周围如今却有许多类似的人。甲午之役（日清战争）失利的李鸿章正是现代的曹操，他的手下丁汝昌是曹操的人马，却负起败战之责自杀。书中也有这般气魄的男子。我国今后也该出现孔明这般人物才行。”
孙文对《三国演义》的故事就跟十四岁的少年一样地兴奋。
回顾起来，孙文在比这少年还小的时候便离开故乡，随母亲投靠住在夏威夷的兄长。之后他进入意奥兰尼书院接受英语教育。与同辈的孩童相较，他对《三国演义》的知识显得贫乏。
他不曾在学校里学习自己国家的历史和古籍。从夏威夷归来后，在香港的教会学校也是接受跟先前同样的教育。
（未曾接受自己国家的教育，这对今后想闯一番事业会不会成为自己的弱点呢？）
孙文暗忖，于是开始私下学习古籍。从夏威夷归来继续接受英语教育之际，他又跟着区凤墀先生读汉学。在广州就读医校时，也请了一位名叫陈仲尧的汉文老师。转学至香港的西医书院时，陈仲尧先生正好也搬到香港，孙文也就继续学习。
区凤墀先生在广州是有名的基督教传教士，曾在柏林大学当汉语教师。孙文的受洗名“日新”就是他所取的，后来改名为“逸仙”也是听从区凤墀的意见。
因早知自己的弱点在古籍，故而学起来很认真，在第一次起义时，他的古籍和汉文能力在同辈中已是佼佼者。
。。
亡命之客（5）
见到冯懋龙、温惠臣等年轻人，孙文认定革命前途光明，心里颇觉安慰。他常想着，自己至今所做之事必须传承给年轻的世代。陆皓东等首批殉难者的事迹至少要像《三国演义》的英雄般被传颂下去。
“听说满仔向日本政府要求引渡孙先生等人。把台湾给了日本的那些家伙竟敢乱说话，真令人气结。”
冯懋龙告知这一消息。
听闻大清国政府悄悄请托日本政府妥善处理此事。
“哈哈哈……我已经不是大清的臣民。冯镜如先生和陈少白也都是一样。没有辫子岂非就是证据？哈哈哈……”
孙文一笑置之。
因匆匆离开香港，众同志的详细消息不得而知。只有新军的内应程奎光挨六百军棍而死一事传到孙文耳中。在滞留横滨期间，程奎光的悲惨命运便为人所知。
程奎光，字敬恒，广东香山县人，任水师（海军）的统带。统带一职约等同于率领二营士兵的中队长至大队长级军官。他毕业于福建的马江水师学堂，曾留学英国。归国后，为中国海军败给日本感到愤慨，因奔走国事而与孙文派的人接触。
据在横滨所听到的消息，事发遭逮捕之际，奎光已重病卧床甚至无法动弹。
病症是重度的痔疾，士兵用肩舆（数人抬的轿子）抬他前去。被抬到营务处时，痔疮溃裂，肠子露出四五寸，全身染血。后来挨了六百军棍而断气，听说受刑中他不断大叫：
——满奴可杀！
不论是陆皓东受严刑拷打而死，或程奎光挨军棍致死，同志们死亡之事总是令孙文心痛不已。
总督谭钟麟隐瞒程奎光受刑一事，全然未禀报朝廷。对既是电报生又是基督教徒的陆皓东，则是可将他诬指为觊觎闱姓彩金的盗贼。如若换成一位官军的水师军官，那就得查出犯案动机，问题无法善了。在如此巧妙安排下，事情真相全遭掩饰。
起义失败后，孙文胸中未曾片刻稍停对殉难者的悼念之情。然而，身为革命领袖，他无法表露出此一情感，只能强抑在心中。
此时这种强抑的哀思油然涌现，皆起因于他跟纯真少年们一番交谈。
孙文常与冯懋龙、温惠臣等人交谈。懋龙的祖父遭怀疑与太平天国勾结，被清吏逮捕下狱，最后死于南海县的狱中。
“所以我爹才憎恨清朝。这是杀父的不共戴天之仇啊！我爹遭疑是红头贼，在国内无法立足，所以才来到日本。”
懋龙咬牙切齿地说道。对他的父亲而言是杀父之仇，对他而言则是杀祖之仇。在那没有照相的时代，生于日本的他根本没见过祖父的容貌，但心中怨恨却怎么也无法消除。
“小时候我常听到红头贼的故事。他们并非盗贼，而是平民百姓的朋友，也就是我们的朋友。”
孙文说道。
红头贼是太平天国的一支派，对孙文而言是我方阵营的人。
太平天国是反政府的一场内乱，在一八五一年起于广西的金田村。一八五三年攻陷了南京并将之改名为“天京”。然而，后来因内讧导致干部陆续被杀，一八###年，天王洪秀全服毒自杀，乱事终告平定。
洪秀全自称是上帝耶和华的次子，亦即基督的弟弟。太平天国军一路北上，洪秀全为争取自己故乡广东的支持者，曾派遣部将陈金刚主其事。响应号召者以红巾缠头为记，被称为红头贼。
冯懋龙的祖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