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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段绳武是武人出身，但他最关心的，却是农民的教育，以及如何培养农民的自治精神和能力。为此，他在建村伊始，就筹建了武训小学和各种形式的扫盲班以及妇女识字班，教农民识字，教各种科学常识。段绳武感到当时通行的学校教材不切实际，于是组织人员自编具有乡土气息的教材，这一点，跟许多有志于平民教育的人士想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得到了晏阳初、陶行之和顾颉刚的支持，许多有志于平民教育的知识青年，来到五原帮助他。武训小学在开办时只有段绳武夫人王庚尧一个人任教，后来许多知识分子来了，不仅教学条件大大改善，还根据实际情况，动手编写自己的教材。
当然，段绳武最钦佩的人，还是武训，因为当年在武训家乡的考察，深深地打动了他，也是促使他卸甲归田，从事乡村建设的一个原因。在河北新村，所有的公共场所，礼堂、教室都悬挂着他请人画的武训像，村中特别建有武训纪念堂，陈列武训的事迹，供村民参观，武训小学的学生，早晨进学校，要向武训鞠躬行礼。他还请人根据他对武训事迹的考察，编写了《武训典学》的连环画，在顾颉刚主持的北平通俗读物编刊社印制出版。对他而言，他所从事的事业，就是武训事业的延续，他就是要做当代的武训。
当代武训的事业，毕竟具有现代化的意味。跟晏阳初、梁漱溟以及陶行之的乡村建设一样，不仅着眼于农村的组织建设、平民教育，而且着手全面的社会改良和生产生活改善。新村由于是在荒原上起家，从建设规划起，就着眼于耐用整齐，从起点上，注意卫生，特别注意修建公共厕所，培养村民良好的卫生习惯，长年的军旅生涯，使得他对厕所对于环境卫生的重要性，有深切的体验，新村通过示范、教育、组织村民自我反省等方式，从根本上杜绝不良的行为，在几年内，实现了新村没有人随地便溺，随地吐痰，人人衣着整洁。为了解决村民看病和医疗保健的问题，段绳武还从大城市请来了喝过洋墨水的医生，在包头开办诊所，服务延伸到新村。五原地区靠近黄河，段绳武组织村民兴修水利，修建了两条干渠，八条支渠，引来黄河水，灌溉新开的土地，并且试种水稻。在这方面，新村得到了河套地区著名的水利名人王同春的儿子，水利专家王乐愚的帮助。
段绳武的新村建设，是中国上个世纪30年代农村建设浪潮中的一朵浪花，有着上流社会关注农村，关注农村改良的大背景。在这个背景下，不管是中国本土的有识乡绅，还是留洋的知识分子，甚至一部分政界和军界的上层人士，都程度不同地对乡村建设表示出了一定的热情。尽管真正投入这个事业的人并不多，能像段绳武这样牺牲自我，毁家兴业，全身心投入的人，尤其不多见，仅仅梁漱溟和陶行之可以比拟。但是，由于有这样的环境和气氛，毕竟使段绳武的事业争得了社会各界的支持，这里，有传统的乡绅，比如刘春霖、张清廉，他们跟段绳武一起发起组织了河北移民协会，当地乡绅，比如王同春家族也给了段绳武一定的支持。还有著名的学者，如梅贻琦、顾颉刚、杨钟健、张星烺等人，他们发起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组织年轻的大学生来新村考察，其中顾颉刚还和段绳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顾颉刚不仅亲自来到新村，而且给新村带来了乐意投身乡村建设事业的大学生，带来了新村稀缺的女青年。知识分子的加入，使得段绳武的事业，不仅有了干部和技术的支撑，而且有了思想和理论资源的供给。
从将军到村长（3）
当然，握有大权的军界政界人士的支持，也是新村事业的一项重要资源。显然，跟有识乡绅和知识分子不同，这些有权者的支持，是需要利用段绳武个人的关系的。在军界和政界人士中，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河北省长冯治安和北平市长秦德纯等二十九军的将领是比较热心的，段绳武为此将河北新村三个村分别以上述将领的字来命名，比如明轩村（宋哲元），仰之村（冯治安）幼青村（秦德纯）。这种支持，显然跟他们同为直系将领的经历有关。而同样热心乡村建设的山西军阀阎锡山，则对段绳武的事业就不热心，显然好名的阎锡山，担心段抢了他的名头。由于阎锡山的缘故，实际统治绥远的晋系将领傅作义，虽然也支持，但显得比较矜持。
引起我对段绳武关注的，是来自一个摄影师的留下的老照片，照片记录了1937年夏天河北新村的一场集体婚礼。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由于新村是由河北流民组成，这些流民男女比例失调，男多女少，青壮年村民的婚姻成了大问题。鉴于此，当时任北平特别市市长，也是段绳武老朋友的秦德纯，特意从北平救济院找了20名年轻妇女，这些年轻妇女，大多为从前受虐待的使女、流浪儿和妓女，很乐意到新村过正常人的生活，正好顾颉刚率领科学考察团也要来五原考察，所以顺路请顾颉刚他们把人带来。这些妇女“生力军”来到之后，经过一个短时间跟村中特意挑选出来的青年村民的接触，配成了20对新人。新村为他们组织集体婚礼，用当时的术语，叫做“集团结婚”。
婚礼由段绳武主持，新娘身穿淡雅的旗袍，身佩红花，手上拿着一大捧当地出产的豌豆花，新郎身穿土布的中山装，胸佩红花，带着当时时兴的礼帽，段绳武亲手把一个个新娘交到新郎手上，新人们对孙中山像鞠躬，对武训像鞠躬，对主婚人鞠躬，礼成，新娘挽着比新娘还羞涩的新郎的手，一起步入洞房。全体村民一起欢呼，绕村游行一周，以示庆贺。
用自己的照相机记录了这场婚礼的摄影师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最初我以为救济院女择配垦民是不值一笑的事，可是经过实际的考察，便观点大异。每一对新人我们都亲自拜访了，我们问遍几个新郎：‘你喜欢她吗？’‘咋子不喜欢呀！’新娘的答话虽不如新郎的爽快，但也在羞答答的表情之下默认高兴。每一个新家庭有一间土屋，屋内的桌子凳子都是土的，端庄而大方，炕面铺着用红柳条编成的席子，舒软不亚于钢丝床；门是积棘草编织的，美观而适用，这一切都是土产。因为后套盛产红柳和积棘，凡无庄稼处，差不多遍生此种植物，为修渠筑堰的重要材料。北平市长送给每位新妇一只柳条箱，一套新衣，有了这些初步的设备，他们的家庭生活也就顺利地开始了。”的确，我们在他留下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每对新人，都洋溢着羞涩而幸福的笑，可以看出，那是发自内心的笑。
新村的新人们的笑，告诉我们，段绳武的新村建设，的的确确给那些流离失所的流民，安了一个家，一个简朴但幸福的家。而他自己，就是这些家的大家长，一个由将军变成的老村长。
抗战爆发后，段绳武应召担任军政部的主管伤病安置的工作，为此尽心尽力，鞠躬尽瘁，人称“荣军之父”，1940年7月因劳成疾，在重庆逝世，临终前呓语，依然说，我要回河北新村，做村长去。一个旧军人，在村长的位置上，找回了自己。
会馆演绎的官商故事（1）
官商之间的事儿，从来都是大事。自秦汉以来，封建制基本上见了鬼，皇帝要靠官僚来治理整合国家，从此以后，中国社会的两大最有势力的群体，一是官，其中包括候补和退休的，一是商，其中包括半农半商和半官半商，他们之间的事，小得了吗？不过，在一般人看来，官商之间，没有什么好事，提到“官商”后面跟着就是“勾结”，勾结之后，自然是坑害老百姓，损害国家利益。
官商勾结，是官主动还是商主动？谁是主犯，谁是从犯，这个问题，在有皇帝的年月，答案一向是清楚的，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大家都认定商家一方，是罪恶之源，就像亡国都怪那些倾城倾国的美女一样，板子不由分说，都打在老板的屁股上。即使到了今天，前几天刚看的一个黄纪苏写的话剧，《我们走在大路上》，依然是批官的时候，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商之时，乱棍齐下，既狠又黑。在这些人看来，世道坏，就坏在商人黑心趋利，把官老爷连带老百姓都带坏了。
尽管我不相信商人都是邪恶的逐利之夫，但在官商关系上，的确商显得要主动一些。问题是，商人为什么非要巴结官？道理很简单：在官与商之间，官是绝对的强势，不仅握有公共资源（可以通过商来分享），而且享有福人祸人的权柄，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也是百里侯，人称“灭门县令”。纵使富埓王侯，一个有权的小吏，也可能让你阴沟翻船，身死财空。反过来，商人，则处于绝对的弱势，不仅权势上无法与官抗衡，连自家的身份也带有道德上的污渍，在有“市藉”的时代自不必说，身份上就是准贱民，在有了正常的法律地位之后（明清），士农工商，商依然排在四民之末。
商人勾搭官府，到底是出于分享公共资源的动机多些，还是出于自保的动机多些？这还真是个问题。
不管哪个原因多些，反正只要做买卖，就得跟官府和官员打交道，赶集买菜也就罢了，只要有个固定摊位，哪怕卖包子，也得对衙役老爷陪个笑脸，忍受人家时不时白吃几个包子。大一点的商人，跟官府打交道，途径当然有很多，但跟今天比起来，却有太多的限制，王朝政府对商人的道德岐视，无形中增大了商人与官员沟通的难度。官员接受商人的吃请，包括同赴妓馆青楼，都可能受到都老爷（明清之际的监察官）的弹劾，上门送红包，更是风险巨大，因为官衙就是官老爷的私邸（在任上的地方官，都住在衙门里），难保不让人看见，即使让自己的属下知道了，也大事不妙。这些书吏和衙役，原本就不是自己带来的，都憋着找正印官的茬，做成把柄，便于操控，为自家舞弊提供机会。因此，在那个时代，商人勾搭官员，双方必须是熟人，至少得经过熟人的介绍，这样做起来才保险。
一个新入道的商人，怎样结交官员呢？一则可以经过已经结交了官员的前辈商人做中介；一则可以通过资助家乡的儒生，看哪个有出息，是绩优股，先投资押宝；一则可以培养自己家的子弟读书，然后一步步考上去，为官为宦。除了这些一个比一个效率低的渠道之外，明清之际，官商之间，还存在着一种非常有效而且特别为官员（尤其是京官）所喜的交往渠道，这就是会馆。
那时的北京南城，是会馆的天下。大一点有以省为单位的，比如湖广会馆（图30…1）、山陕会馆、安徽会馆、江西会馆等等，江西会馆据说在民国还第一个备有发电机，建有西式洋楼。小一点的则以县或府为单位，如绍兴会馆、南海会馆、新会会馆等，感觉上都是地缘的圈子。
建会馆的都是商人，会馆的运作，也是商人支持，不过，会馆却跟商业关系不大。建会馆，目的是为本地进京赶考的举子提供吃住的——记住，是免费的吃住。北京的会馆，最早出现于明朝中叶，因为是为了给赶考的举子，提供吃住的方便，因此也叫“试馆”。由于发现这种会馆（试馆）对于联络京官和培养举子（候补官员和正选官员）跟商界的感情特别有效，于是会馆越办越多，到了清朝，凡是本地商业稍有规模的府县，都在北京设有会馆。会馆的建设，有各地在京的官员参与，但资金基本上来自商家（因为明清两代，官员俸禄很低，京官捞钱的机会不多，不大可能有此财力，即便有，由于京城目标明显，也没有人敢公然露富）。
会馆演绎的官商故事（2）
许多出身科举的名人，都有过在会馆居住的历史，比如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乾隆年间的名臣陕西人王杰，就是住在长安会馆期间中的状元，这个状元，破了西北地区几百年的天荒。
直接帮助进京赶考的举子，比起从童生开始培养来，无疑是一项短线而且见效快的投资，因为所资助的对象，基本上处在科举台阶高端的人，步入仕途的概率相对较高（最差的也是参加顺天乡试的生员），即使考不上进士，也有可能从举人大挑和五贡出身。做了官之后，如果顾念资助之恩和乡谊之情，那么就有可能对商家有所回报。更何况，很多考中进士又做了京官的同乡，如果家底不太厚，考虑到京城消费的压力，往往就住在会馆里，为商家联络官员，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
既然会馆是商家联络官府的由头，商家当然不会把注意力，仅仅投放在资助同乡考生和京官上。因此，像样的会馆，都设有戏楼。不仅省级会馆像湖广会馆、江西会馆的戏楼特别有名，连一些府县会馆，如洪洞会馆，平介会馆，也设有戏楼，不仅演各地的地方戏，而且大演昆曲，清朝中期以后，新兴的京戏开始占据各个会馆的戏楼，成为名角和看戏的商家跟官宦出没的所在。各地的地方菜系，也随之进京，有吃有看有听的，到了看戏的时候，原来的地缘规矩就不存在了，沟通无极限。
在没有广播影视等现代传播和娱乐形式出现之前，戏曲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消闲娱乐唯一渠道（前提当然是戏剧已经出现），官员当然也不例外，许多人不仅喜闻乐见，而且还是“顾曲周郎”，比如汤显祖和孔尚任。尤其是清朝禁止官员嫖娼之后，官员对于青楼妓馆的兴致，全都转移到了戏园子上，加剧了官员对于戏剧演员狎玩的分量，一时间，逛“相公堂子”蔚然成风。这样一来，某些设施比较好，在看戏的同时可以摆宴招待客人的会馆，就成为商人联络官员的最佳场所。通过演员这个中介，官商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有的名角（尤其是旦角），往往跟大商人和王公贵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