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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系倒台之后，有一个直系和奉系共同当家的时段，在这个阶段，占了优势的直系调子唱得很高，对宪政看起来相当尊重，不仅民元国会重开，连黎元洪都再作冯妇，重回总统宝座。可是，一旦奉系被驱逐出关，直系一统北京政府之后，曹锟就公然搞起了贿选，早就堕落成政客的民元国会议员，也相当配合，3000元一票，5000元一票地把个文字上只知道写一笔“虎”字的曹锟，选成了民国大总统。连选总统都可以收钱投票的国会，自然做不起代议机关，国会，从此废掉。北京政府，进入了曹锟要钱，吴佩孚专权的时代。
在民主的下降线行进的民国政府（3）
直系的垮掉，跟内部分裂有关。一方面是吴佩孚个人专权，排挤同一系统的其它将领，尤其是直系的另一员骁将冯玉祥。一方面也是由于吴佩孚民族主义的高调唱得太高，上去下不来，阻碍了北京政府靠出卖主权换取借款的途径，导致中央政府财力枯竭，机关干部和军警一起上街游行讨薪。财力有限，难免就分赃不均，吴佩孚自家的嫡系还能保障供给，而别的人，尤其是没有地盘的冯玉祥就好闹穷，转而接受直系夙敌奉系的资助，一旦直奉开战，冯玉祥倒戈自然不可避免。原本旗鼓相当的直奉，打得正激烈的当口，直系一个方面军回师倒戈，抄了大队人马的后路，吴佩孚再硬也撑不下去，于是，开始了奉系入主北京政府的时代。
当然，奉系时代的序幕，有一个国民军和奉系共同当家的过渡，此时的临时政府，又抬出了段祺瑞，段的头衔，是临时执政，执政府，根本没有立法机关。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做了大元帅，代议机关，连形式上存在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奉系统治的4年，是北洋时期最黑暗的时期。不仅连形式上的代议机关不复存在，连起码的言论自由，也遭到封杀。敢言的记者被捕杀，民国最有名的两个名记者，邵飘萍、林白水，都死在奉系军阀手里。学生的游行请愿，也遭到军警射杀，著名的3·18惨案，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在奉系的天下里，才可能出现。北京的教育界，一向独立，由专家教授治校，但奉系上台之后，派人接管，说是教员的薪水不再拖欠，但必须听话，如果不听话，就军法从事。张作霖的名言，管你吃，管你穿，不听话怎么能行？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我只一章，不听话就枪毙。
后来，由于小张（张学良）后来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一白遮百丑，结果，父藉子贵，连老张（张作霖）的种种，包括做土匪打家劫舍，也变得很是正面，实在是历史叙述的滑稽。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中央政府在下降线上行进，其它地方也如此。孙中山的南方政府，非常国会，也一样卷在阴谋、暗杀，军阀恶斗之中难以自拔，孙中山在骂南北军阀一丘之貉的时候，他的政治操作，也没有脱离权术和武力威胁的窠臼。湖南的赵恒惕，广东的陈炯明提倡联省自治，省宪倒是做的像模像样，可是基于省宪的自治却都谈不上，还是有枪的说了算。
从骨子里讲，北洋时代跟中国历史其它历史阶段出现的军阀统治时期，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唯力是恃，武力崇拜。整个社会进入一个武化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有的调节机制受到很大破坏，暴力手段受到最多的推崇，枪杆子，成为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物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际上是湖南一个文人出身的军阀谭延辏ё芙岢隼吹模苄蜗蟮亟沂玖苏庖皇逼谡蔚恼孚小�
然而，这一时期的政治，跟东汉末年和五代十国时期又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时的中国，已经被西方拉入了它们的世界体系，军阀政治，无论在操作手段上多么的传统，但毕竟摆脱不了现代性的印痕。中国农民，在闹义和团的时候，对洋枪洋炮还相当地陌生，想拥有，但拥有了却不会使用。可是经过军阀多年混战、兵变为匪，匪变成兵的战争习染，农民对西洋火器的熟悉程度，实现了质的飞跃。招来农民，稍加训练，就是兵，当兵也成为很多地区农民的一项还算不坏的职业选择，这一切，也为后来的共产主义的农村革命，提供了准备。
更令人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知识界，不但没有阻止政治的下滑，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界的主流政治意向，只在两个方面特别的活跃，一方面依然沉醉于“根本解决”的方案，当发现制度改变没有能改变中国的时候，就把努力方向投向伦理和文化改造方向。新文化运动本身倒无可厚非，但知识界寄托在其上的政治理想，不仅过于沉重，而且模糊了政治变革的真正方向。另一方面，某些知识精英，又对好人政治，贤人政治有过多的幻想，甚至希望托庇于某个好军阀，借助军事和政治的强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在民主的下降线行进的民国政府（4）
这一时期虽然也不乏有留学西方，专攻宪政和民主的学者回国，但就总体而言，西方民主宪政理论的研究，在中国并无多大起色，即使在学界也没有多少声音，学界丧失了对政治的理性思考的能力。相反，唯物史观和阶级话语，倒在学界逐渐发出大声，甚至占据主流，唯一有力的抵抗，倒来自于主张文化保守主义的陈寅恪、钱穆等人。
北洋时期这种延下降线行进的政治演进，值得后来的人们认真地思考，在政治的台前表演的军阀武夫们，不见得都是白鼻子的丑角，也不见得都是背后受帝国主义列强牵线操纵的牵线木偶。中国政治从代议制逐渐演变军事专制，最后变成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党治和军事专制的混合，道理何在？绝非一句转型期的特有现象可以说清楚。
历史从来都是复杂的，北洋时期纷乱的历史，就更加复杂，这个复杂，蕴含着机遇，一种可以解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现代化转型迷局的机遇，但愿，当我们再次面对北洋历史的时候，不要再放过了。
三跪九叩的健身操（1）
自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人经过革命时代的奋不顾身，忽然之间对于养生健身在意起来了，吃穿行止，都在养生上下留神。先是打鸡血、喝红茶菌，然后学气功，扭秧歌，现在是打太极拳，练健身操，有钱的泡健身房，上器械。各种名目的保健品，从当药吃的到当饭吃的，不管管用不管用，都卖得出去，活生生冒出来一个产业，发了一干白手起家的人。
古人也讲养生，官员讲的更多一点，因为吃的好，运动少，又惜命。有节食的，有吃药的，也有练功夫的，从五禽戏到玉女经都有人钻研。在此基础上，晚清的时候，有人琢磨出的一套健身方法，很出有创意，即使在当时，也令很多人大跌眼镜。此人叫全庆，系满族正白旗人，进士出身，为官60年，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元老，最后官拜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少保，活到82岁，在那个平均寿命不到40岁的年月，应该属于很长寿的了。此老长寿秘诀，据他的学生，晚清一个更有名的重臣翁同和在日记里记载，是三跪九叩。即每日磕头一百二十次，起来跪倒四十次，风雨无阻。在得知老师的这个秘诀之后，翁同和也加以效法，尤其在晚年被罢官回乡之后，每日坚持，入夜，必在房间三跪九叩凡五次，才上床安歇。翁老能活到75岁，据他自己讲，全赖于此。
每天跪倒爬起几十上百次，有无助于健康？当然有！如此大的运动量，比起现在任何一种形式的健身操，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老年人，每天坚持这么折腾一回，身体安有不好之理？只是，这种健身方式，的确有点奇特，奇就奇在它跟当年官员的公务活动，有太多的一致性。
人活在那个时代，长了膝盖，就是要下跪的。不过，一般人只是在过年和祭祀的时候跪，而做了官，不仅过年和祭祀，见皇帝和见上司，都要跪，官越大，见皇帝的机会越多，跪得也越多，以至于很多高官都得准备特制的护垫，缝在裤子里，免得腿脚受不了。下跪，甚至三跪九叩，不仅仅是礼仪，还是一种为官的工作方式，比全庆早一些的官场前辈曹振镛，做官秘诀据说就是“多磕头，少说话”。见了皇帝，一句话，三个头，稍微出点差池，那头磕的有如鸡啄米一般，皇帝就是想怪罪，也多少有点于心不忍了。据说磕头也有技巧，感动皇帝，关键要响。头上不能暗藏护垫，摆放机关，不会磕的，头磕得生疼，甚至出血，也不响，会磕的，声若擂鼓，却不十分痛。因此，做官，在熟悉公务之前，要先练习磕头。
清朝是个官员做奴才的朝代，满人见了皇帝和上司，自己就称为奴才，汉人臣子，虽说不称奴才，要称臣和卑职，其实却是比奴才还要低三分的奴才。这个朝代，皇帝不允许有名臣、能臣存在，所有的官员，都只能是心甘情愿做做事情的奴才，皇帝和太后，评价一个官员的好与坏，只是说这个人能不能办事，某人能办事，某人不能办事，某人办得好，某人办得不好等等。连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中兴名臣”，到西太后嘴里，也不过是能办事而已。
不仅如此，官员们还动辄获咎，稍有不慎，就莫明其妙地犯了错，重则丢命，轻则丢官降级，全庆60年宦海生涯，以高等种族之身，又是满人中不多见的进士出身，行事谨慎小心，身体力行“多磕头，少说话”前辈遗训，依然数次被罚，连咸丰时大学士柏葰的科场舞弊案平反，也被因所谓的“附和”（即没有抵制当时皇帝和肃顺对柏葰的处分）而被牵连进去，遭到降职处分。伴君如伴虎，无妄之灾太多，官员们能做的，大概只有磕头，三跪九叩，以磕头作公务。实际上，所谓三跪九叩的上朝礼仪，也是到了清朝才确定下来的。
小的时候，看鲁迅先生提到过，说是有人认为，磕头有利于健康。一直以为是先生在调侃国人，没想到其实是真的，真的有人拿磕头当操做，还真的可以强身健体，活到七八十岁。不知道是上朝磕顺了，回家以后惯性动作，还是化公为私，创造性发挥，把公务活动拿回家来操练了。反正，如此家里家外地操练起来，到了官场上，动作会更加娴熟，对公务也是种促进。
三跪九叩的健身操（2）
只是，这样的官场，这样的官场文化，只能盛产逢迎和顺从，作为皇帝和上司，固然因此而周身上下比较舒服，屁股因此而干净，但真话却听不到了，真实的信息，也收不到了。整个朝代，什么人都不缺，就是缺直臣和诤臣，连所谓的康乾盛世都是如此。所以，一旦外部威胁来到，上下全无应对之方，因此上留下来一连串挨打的记录，让后人读起这段历史时，只感觉气闷。
时间过得很快，磕头作为官场礼仪和工作方式，已经早不见于神州，但比磕头更讨上司喜欢的方式，却依然存在，而且在以后现代的速度，在某些地方发展着。小说《神鞭》说，辫子没有了，神在。头不磕了，神也在，那种低眉顺眼，那种阿谀奉迎，都还在，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都能不费力气地看到。
文人的舌头（1）
文人的舌头是惹祸的根苗，也是谋生的工具。姑不论众多三家村学究，私塾的教书先生，无日不赖这根舌头为自家换取衣食，就是那些混到庙堂之上的士大夫，无论晋升还是保级，舌头都是离不了的。我们曾经有过游说得官的年代，那时候的张仪，在被人暴打一顿之后，醒过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舌头还在吗？有了舌头，就挡不住人家滔天的富贵。后来得官之途改道了，从推荐变到考试，但做官的人，还得要会说话。
做官首先要建言，对政务提出建议和看法。建言当然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但开会的时候，总要说话，这时候面对面的对话，显然更要紧些。其次是拍马，拍马也一样可以有文字的形式，但直接拍，当面拍，毕竟立竿见影，喜笑颜开。其三是“忽悠”，想法让别人相信你，同意你的看法。这当然非得直接而且当面才会有效。
不过，但凡要说话，就有风险，马屁也有拍到马腿上的时候。某些出身草莽、居心叵测的皇帝，比如朱温和朱元璋，还经常设套引诱臣子来拍，然后按个欺君的罪名杀了，比如朱温就曾经跟臣子说，柳木做车轴好。臣子马上附和道：当然好。朱温马上大怒：你们玩我，柳木怎么能做车轴，车轴必须用枣木做！于是附和的倒霉鬼就真的变了鬼。至于建言和忽悠，危险就更大，尤其是面对君主的时候，伴君如伴虎，不知道什么时候碰了哪根龙须，人家龙颜大怒，自家吃饭的家伙就没了。所以，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镛说，做官要多磕头，少说话。少说话还是得说，为了防止说错，唐朝的苏味道告诉你要“模棱”，含含糊糊，藏头缩尾，到处留下活扣，见机行事，看风转舵。这些说话的“经验”，一提起来大家就痛心疾首，大批特批，说实在的，其实这些招数，多半是皇帝老儿逼出来的，又要让人说，说错了就要挨整，不想点辙可怎么混呢。
最惹祸的舌头，是跟领导过不去的那种。上司说东，他偏说西，上司说西瓜好，他偏说南瓜也不错。中国文人因为管不住舌头活生生就下了割舌地狱的，不知有多少，但是，不吸取教训的，就是断不了根。这样的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觉得皇帝做的不对，给皇帝提意见的，学名叫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