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把水师士兵牢牢地吸在了军营里，安静了许多。
安静了儿子和安静了的士兵，都成了废物，但却都实现了他们各自“领导”的期待。别误会，古代的人也是人，跟我们现在差不多，当年的领导没有吃错药，这样的期待，其实是形势逼出来的，不是说，形势比人强吗？
引导儿子吸鸦片的，多系八旗中人，而且是有头有脸的那一帮，什么王爷、贝勒、贝子和将军、云骑尉什么的。到了大清快要不行的当口，这些人家的子弟，多半都不学好，教也教不明白，改也改不过来，没出息呆在家里还好，一出来，准惹事败家，眼看着家里的那点底已经薄了，皇上的铁杆庄稼也靠不住了，打算多过两天富裕日子，想来想去，也就只有把孩子圈在家里这一招。八旗人家开了头，后来北京的小康之家也跟着学，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怪事干得人多了，也就见怪不怪，反倒显得咱们老北京厚道。
广东水师也是这样，到了道光年间，距离打台湾已经过去了百多年，承平日久，陆上的绿营还说不定有个土匪和造反的农民需要剿，水师则连这点事都没有。没事做，却有走私者的贿赂可以享用，饱暖思淫欲，不闹事才怪！凡事，积习已久，成为大家共同的习惯性行为，就难改了，除非把这个群体整体换掉——显然，这是谁也做不到的。因此，做领导的，为了自己在任期间的太平，开花会赌博，倒也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
咱们中国人的老祖宗真是高明，老早就造出了饮鸩止渴这个成语。对于得过且过的领导来说，做事的原则，是需要第一，况且，这个“鸩”（毒药）又不是自己喝下去，混一天算一天，如果侥幸混过了，管他以后洪水滔天。
法国的路易十五，比起咱中国的官来，算个甚！这句名言安在他的头上，简直胡闹，完全不尊重知识产权嘛！
官服的前襟与后襟
明清之际，北京有个关于裁缝的传说。说是有个高明的裁缝，为官员做衣服的时候，先要打听此人科考得售年龄的早晚，说是中进士早的，心高气傲，走路昂头挺胸，难免肚凸胸挺，所以衣服的前襟要长一点；中进士晚的，被考试折磨得惨，未免弯腰驼背，衣服的后襟要长点。这个故事的版本很多，也有说专指都察院御史的，因为御史气性都比较大，刚进院的和进院时间长的不一样，刚进院的，衣服的前襟要长一点，御史干长了，钉子碰的多了，气性渐渐消了，背也就驼下来了。
这个传说，我总觉得是说官员的，跟裁缝无关。除了衣服样式有变化，做衣服的工具现代化了之外，古代的裁缝跟今天的裁缝并没有什么区别，是裁缝，给人做衣服，都要量身材，量体裁衣嘛，能揽上官员买卖的裁缝，手艺自然不差（传说里也说是高明的裁缝），怎么会蠢到量身材的时候连前凸还是后弯都弄不清？还需要打听人家简历才能知道？所以，传说说的，实际上是官员的前肚和后背，不是裁缝的前襟和后襟，官员前肚和后背与宦海生涯的关系。
官员的身材当然首先是跟他爹娘的遗传有关，跟营养好坏有关（跟金多金少也有关，像范进这样，考一回试都要饿肚子的穷秀才，估计入仕之初肚子是鼓不起来的），但与仕途状况，却也不能说没有关系。不过，如果非要说这种相关性，那么跟入仕之早晚的关联度，其实远不如升迁快慢，官阶高低的关联度大。不管个子高矮，肚皮脂肪薄厚，脾气秉性如何，只要仕途顺利，肚子多半是要凸起来的，反之，仕途蹭蹬，背就要突出一点了。
更多的时候，官员的挺胸凸肚还是弯腰俯首，关键要看他们跟什么人在一起。跟上司和来头大的同僚在一起的时候，身体必然有向后的弧度，点头如同鸡啄米。如果下属来见，或者审理官司，堂下跪着老百姓的时候，那么，身体向前的弧度自然就出来了。
有什么样的裁缝，能够顺应这种变化，裁出合乎官员动作需要的官服来？我想没有，除非准备许多套不同的衣服，或者前襟长，或者后襟长，在不同场合，见不同的人，换不同的衣服，如果是这样，衣服合适与否，关键不取决于裁缝，而是仆人了。好在，那个时代，士大夫的服装，都很长，弹性大，只要剪裁大体合适，无论肚子挺到什么程度，腰弯到什么地步，断不至于衣襟前撅后翘，更不可能走光的。
时代在进步，袍褂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经过革命洗礼之后，长的衣服没有多少人穿了，干部队伍，更是没有长衫的生存余地。幸好，当官员们再次学会跟前辈们挺胸凸肚和鞠躬如仪之时，西装开始流行，很快，前面不太扣扣子的标准西装，就成了官员们标准的官服，样式越来越洋，剪裁越来越好，自然，也越来越合乎官员在各种场合的需要，断不至于让他们失仪。从前流行的中山装，或者一度被外国人视为新中国官员标准制服的毛制服，很快退出了官场。
衣服，或者说官服，也要识时务。
官运挡不住的人（1）
从晚清入民国的大人物中，徐世昌算是地位很高的一号要角。在晚清位极人臣，做到军机大臣，太傅衔太保，进入民国，做过袁世凯的“国务卿”（内阁总理），最后居然成了民国大总统。可是细想起来，此公虽然一路大官做上去，但好像什么事也没做过。他参与过袁世凯小站练兵，但兵不是他练的；他做过清朝第一任的巡警部尚书，但警察也不是他办的；他做过东三省的总督，好像除了让自家的宦囊鼓了好些之外，没留下什么政绩。至于在民国做总统，本是傀儡，姑且不论，给袁世凯做国务卿，连主子要做皇帝，都没帮什么忙。这样的人，你说他好吧，没做什么好事，你说他坏吧，也没什么坏事他是祸首，就是官运亨通，挡都挡不住。曾国藩说过，俞樾拼命做学问，李鸿章拼命做官，他都赶不上。但是拼命做官的李鸿章也赶不上徐世昌，没有过上一把总统的瘾。
不过，徐世昌的官运在入仕之初，并不那么好。虽然金榜题名，而且入了翰林，但一连八、九年，却连一个外放学官的机会都没有。清朝的翰林，有黑红两分，红翰林，可以上天入地，上天则到皇帝身边“上行走”，沾着皇家的仙气，皇帝的恩典，福分自然小不了。入地则是外放学官，做主考或者学政，收一堆弟子门生，和弟子门生的孝敬，当下可以享用，日后可以援引。而黑翰林则两下都不沾，既上不了天，也下不了地，干在京师苦熬，除了同乡同年的地方官进京的时候可以打打秋风之外，自己也许还可以混个饱肚子，家人仆役未免吃不上穿不上的，袍褂都时常要进当铺，用的时候再赎出来。不用说，徐世昌就是这样一个黑翰林。
终于，徐世昌熬不下去了。甲午战败之后，袁世凯接替胡燏棻在小站练兵，邀请徐世昌来帮忙，徐居然欣然从命，到新建陆军营务处公干。那时节，翰林属于清望之职，科举金字塔塔尖上的人，黑翰林固然穷点，但去军营谋事还是绝无仅有的稀罕事，像徐世昌这样的正式翰林，即便是外放做地方官，都算是丢人，自降身价，跟丘八混在一起，似乎连想都不用想。
别个想都不敢想的事徐世昌做了。事实证明，这一步，他走对了。徐世昌日后的功名利禄，都在于他做了这么一个当时看起来很不可思议的选择。事实上，徐世昌的仕途蹭蹬，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上头没人（靠山），而毅然投身小站，意味着他买了官场潜力无限的绩优股，对于袁世凯来说，尚未发迹的他，有一个翰林来做幕僚，对提高自己的身价，无疑有莫大的好处；对于徐世昌而言，一可以解决经济困难，二算是压宝，搏一下，总比困死在翰林院要强，事实证明，他的运气很好，这一宝压下去，以后的富贵荣华居然全有了。
实际上，徐世昌是个很会做官的人，自从跟对了人之后，官运亨通。庚子以后，袁世凯一跃成为继李鸿章之后中国政坛的台柱，徐世昌也随之进入最高层，时而尚书，时而总督，时而军机大臣，最奇妙的是，1908年西太后和光绪相继去世之后，满族亲贵要当家作主，排挤袁世凯出局，但徐世昌却得以保全，不仅如此，他还在后来的皇族内阁中担任仅有的两个协理大臣（副总理）中的一个，要知道，在这个内阁中，满打满算，汉人才四个，而徐世昌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会做官的人都喜欢做官，自从庚子以后，清朝实行新政，徐世昌要缺、肥缺一个接一个，巡警部、邮传部、东三省总督，内阁协理大臣，辛亥革命的时候，还趁乱从清廷拿到了太傅衔太保的名义，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名义上达到了清朝官员的最顶点。清帝逊位，作为太傅衔的太保，总不好意思马上做民国的官，闲了下来，跑到青岛跟一班遗老遗少混在一起，做了若干台诗钟，未及两年，终于熬不住了，袁世凯改国务总理为国务卿，请徐世昌出山，徐世昌食指大动。然而他真心做遗老的弟弟徐世光看不过去，出来横挡，苦劝兄长不能为袁氏之官，辜负清朝的皇恩。哥俩熬了一夜，弟弟哭，哥哥也哭，哭到天亮，哥哥还是上了火车，不久成了袁世凯的国务卿。袁世凯的大儿子和一群幸臣，发起洪宪帝制，徐世昌自恃身价，没有积极响应，帝制成，袁世凯尊徐世昌为“嵩山四友”，说是不好意思让老朋友称臣。徐世昌当然明白是什么意思，很是不爽，对人言道：所谓嵩山四友，就是永不叙用。他明白，官瘾极大的他，从此在袁朝想做个弼马温亦不可得矣。
官运挡不住的人（2）
好在袁世凯的帝制很短命，在此后的军阀争斗中，徐世昌凭自家多年练就的身段和功夫，最终做上了民国大总统。
晚清号称士官三杰之一的吴禄贞曾经这样评价徐世昌的左右（时徐为东三省总督）：“议论皆文明，样子皆标致，救东事则不足，坏事则有余。”（注：东事即指东北边疆之危机）其实，有什么样的幕僚，就有什么样的东家。在中国，就是这样的人，才官运亨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成事不是他的创意，败事也不是他的首恶。功夫都在“样子”上，至少在上级看来，这种人的模样和做派总是那么可爱，老成稳重，静若处子。
“光绪”来了（1）
戊戌政变后次年的一天，武昌出大事了，街面上哄传，光绪来了。
传说中来了的光绪，只带了一个仆人，住在一个租来的小公馆中，杜门不出。不过，前来造访的人却不少。主人2、30岁的年纪，面白无须，干干净净，举手投足，都有点戏里“王帽子”的架式，仆人4、50岁，也面白无须，声音略带女腔。主人用的被袱、玉碗，上面均有五爪金龙，而且仆人对主人，一口一个“圣上”的叫着，反正怎么看都像是一个皇上。一时间，武汉三镇的官民人等，着了魔似的往这里涌，有三跪九叩的，有送钱送物的，也有单纯看热闹的。有好事者为了验证那个仆人是不是太监，还设法把他弄到澡堂子里洗澡，脱了衣服大家定睛一看，嘿，人家还真的就没有男人的那个命根子。前来“恭迎圣驾”的人中，有官员按说是有见过光绪的，清朝的制度，地方官上任之前，哪怕仅仅是个七品知县，皇帝也要接见一下，只是见的时候功夫短不说，官员一般都低着头，即便偷偷看一眼，其实也看不清楚。眼下比照起来，只觉其像，越揣摩越像。
来到武昌的光绪，口口声声说要张之洞来见，但是身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图8）却做了缩头乌龟，一声不响，任凭外面闹翻了天。在汉口和上海的报纸连篇累牍地编“张之洞保驾”的故事的时候。张之洞暗中派人到京城打探，待得到光绪还囚在中南海瀛台的确切消息之后，马上派人把那主仆二人抓来，刑讯之下，两人招了。原来，来了的“光绪”是个唱戏的旗人，多次入宫演戏，长相跟真光绪有几分相似，同行都叫他“假皇上”，仆人倒是个货真价实的太监，犯事逃了出来，两人一拍即合，出来假扮光绪骗钱。
扮光绪的戏子把戏演砸了，因此丢了自己的脑袋，政变以来，多少有点跟康党不清不白的张之洞，因此立了一功，重新得到了西太后的信任。不过，当时的舆论，却不肯罢休，那些奉献了银两物品的人们，自然肉痛，而其他地方的人，在对张之洞失望而且愤愤之余，倒宁愿相信真有其事，是张之洞出卖了光绪，然后找了一个替死鬼结案。
自甲午战败，到庚子之乱这段时间，是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和官僚阶层最为惶惶不安的年月。大家都知道中国必须变，不变，就要亡国，但却不知道怎么变，在变革过程中自是怎么回事，尤其是不知道变了以后自己会怎么样。到了中国输给小小的日本，而且输的如此丢脸的这般田地，当年像倭仁那样富有理想主义的顽固派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绝大多数害怕变革的人士，不过是担心变革带来的结果损害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所有反对变革的说辞，也不过是借希图苟安一时的借口，只是维新人士的变革主张，却往往由于人们对其过于陌生，而顾虑重重。毕竟，中国大多数士大夫，对于西方乃至日本的情形，知道的太少，西学的ABC，对他们来说，已经足以吓得晚上睡不着觉了。
说起来，在近代史上特别闻名的戊戌维新，其实只是场雷声大雨点小的变法。维新人士把西方政治乃至社会变革的大多数口号都喊了，但真到变法诏书上，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制度变革，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裁撤几个阑尾式的衙门，撤掉督抚同城的巡抚，甚至包括科举考试不用八股，都是传统政治框架内制度变革的应有之义，自秦汉以来，中国制度已经如此这般地变过很多回了。然而，吊诡的是，这种看起来既不伤筋也不动骨的改革举措，由于前面很西化的鼓噪，那些希图苟安的人们，往往会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