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却又是无法遏制的强烈的读书愿望。无奈之中，幼小的李中权想出了一个自己以为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偷了家中20几个铜板，连夜离家出走，翻山越岭朝罗江口镇走去。一边走，李中权还一边想，去做别人家的儿子，只要他们能供自己读书，就是跪在地上磕头，也愿意。就这样一个10岁出头的孩子，赶了将近一百里地到了罗江口，即没能找到有钱供自己读书的“父母”，身上20几个铜板也很快用完了。不过幸运的是，李中权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婆婆，问过李中权之后，那婆婆说，孩子你别太天真了，这年头能挣几个钱糊口已经不错了，哪有人肯出钱供别人读书啊。给李中权吃一顿饭后，婆婆劝李中权回家去，说你在外面跑出来，你家里爹妈多着急呀。这时候，李中权突然感到自己想爹妈，想家，恨不得立刻飞到家中。半路上，李中权碰到了父亲，背着米，吃力地爬着山。李中权又是跑又是喊，一头扎进父亲的怀里。回到家中，父母想尽了一切办法，东凑西借，筹到了学费，1928年，13岁的李中权终于如愿以偿，进了薄家场第五高小读书。李中权知道，自己的学费，是父母和两个哥哥用血汗换来的。在学校里，李中权读书非常用功，第一学期，李中权各门功课都得了个第一。因为成绩优秀，从第二学期开始，学校免去李中权的学费。家里不必再为李中权的学费操心，只要背些米到学校，当作口粮就行了。当时正是20世纪的30年代初，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不久，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相继回到四川，在自己的家乡点燃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熊熊烈火。蒲家场高小就是中共梁（梁山）达（达县）中心县委的重要活动场所，学校也控制在党的手里。那时，共产党和川东红军游击队在梁达一带已经有了较大影响，川东游击队的活动十分活跃。而“公民”课程的老师，就是后来任国防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的张爱萍上将。他更是经常给学生们灌输革命道理，还公开骂国民党，骂蒋介石。有一次李中权悄悄地问张爱萍是不是共产党，张爱萍没有回答，只是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随后，张爱萍把李中权拉到一棵大树后面，从内衣口袋拿出两本书：列宁的《论两个策略》和《唯物史观》，并叮嘱李中权说，“要保守秘密，要用生命保护这两本书。”从此，李中权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还积极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加入“反帝拥苏大同盟”，组织学生开展爱国行动。两年后，他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入达县中学。那会儿，考了个第一名可是了不起的大事。乡亲们敲锣打鼓，抬着滑杆把李中权抬回村里，全村转了一圈后，才把他放回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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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已是老革命
李中权考进达县中学是个好消息，但同时也是个坏消息。学费，对李中权家来说，依然是个难题。虽然在农会的帮助下，李中权最后还是凑够了学费，但当时风雨飘摇的形势，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也容不下李中权安心读书。到了1932年，王维舟率领的游击队正活跃在万源、宣汉一带，离李中权的家乡只有百十里路。那年暑假，李中权回家看望父母，却意外地碰到了王维舟。从王维舟那里，李中权得知，被国民党抓壮丁抓走的大哥李中泮，在壮丁队里待了40多天，就趁机带了一个班，几枝枪投奔红军了。更让李中权惊喜的是，他父亲和二哥，已经参加了农会和游击队。早已向往革命的李中权马上要求王维舟接受他加入游击队，王维舟也毫不犹豫地把别在腰里的枪，交到李中权手里，郑重接受李中权加入游击队。第二年，李中权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被组织派往重庆，侦察四川军阀刘湘的动向。顺利完成任务后，李中权跑到川东师范看望堂兄李中瑜。一见面，他问李中权来干什么，由于不便暴露身份，李中权只好骗堂兄说是来考学校的。聊着聊着，两人谈到了今后打算，自己的前途。李中权就试探说自己想去当红军，结果堂兄的想法和李中权的竟然不谋而合，当天，兄弟俩就收拾一下东西，赶回了薄家场。李中瑜也成了绥定道苏维埃政府的秘书。1933年10月，年仅18岁的李中权，就担任了蒲家场红军游击队一大队政委，受组织派遣，李中权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碑牌河，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地方政权，迅猛发展红军队伍，配合主力红军进军。李中泮还被选为碑牌乡苏维埃主席。他的五妹李中珍被选为乡苏维埃妇女主席。不久他们俩都加入了共产党。随后，前方传来捷报，红军取得了宣达战役的胜利，宣汉、达县、万源三县宣告解放。同时，游击队奉命扩编为红33军第98师第294团，李中权担任团政委。蒋介石立刻在四川设立了“剿匪”行营，调集100多个团，分六路进攻川陕苏区。同时，在张国焘错误路线影响下，红军内部“肃反”也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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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门革命赤子
1934年4月，又是一年春草绿，火红的杜鹃花开遍大巴山。上旬的一天，已在川陕省委巡视团工作的李中权忽然收到中共达县县委书记余明奎的一封亲笔信，一种不祥之兆使他急忙拆开一看，信中说他大哥李中泮率领赤卫团编入主力红军后，担任独立团政委。但不久，有人诬告他当过国民党的团防队长，现在押到元山场师部去了，叫李中权赶紧想办法解救。顿时，李中权眼前一黑，晕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心如刀绞，大哥是受苦人，当过乡苏维埃主席，参加了红军，历史是清白的，张国焘怎么这样武断，肃反怎么这么个肃法？他迅速找到省委宣传部部长刘瑞龙，借巡视之机，带上省委介绍信直奔元山场师政治部。谁知师政治部首长不在，接待李中权的政务科长支支吾吾地说：“李中泮已经押到雷山军部去了！”李中权马上反驳说，你的师部在后面，军部怎么会在前面呢？实在遮掩不过去的政务科长把他拉到屋外，递上一本“犯人名单”说：“你找吧！”李中权一页一页查找，终于在第12页见到“李中叛”三个字。顿时，他泪如泉涌，仿佛大哥伸出血淋淋的双手向他求救……“我大哥名字的‘泮’怎么被改成了叛徒的‘叛’！”。“你大哥……当过……敌军！”政务科长一脸无奈，暗示着李中泮已不在人世了。夜幕降临，四周一片漆黑，星星闪烁，一钩残月在天边不断地画着问号……李中权撕心裂肺地痛哭，在大巴山留下了永恒的呼唤！在回省委的路上，李中权意外地碰到堂兄李中瑜。看到李中权泪流满面，李中瑜吃惊；而看到李中瑜脸色憔悴，李中权也吃惊。见边上有人，李中权就用英语告诉李中瑜说自己大哥被害死了。而李中瑜也在张国焘“肃反”当中被抓，被关了起来，还差点被害。李中权就安慰他，告诉他要相信党，坏人迟早会被抓出来的。后来，红军长征开始不久，李中瑜还是跑回家了。等到李中权到延安，还忘不了李中瑜，专门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说自己有一个堂兄，曾参加红军，差点被张国焘错误的“肃反”政策给害了。后来长征的路上他回家了，可不可以让他回来。毛主席很快写了批示：可以，叫他回来，毛泽东。但是，受到过伤害的李中瑜这次死活不肯听李中权的话了。其实在当时，李中权自己也未必保险，在四方面军里，大家都不敢说自己是知识分子，连眼镜都不敢戴，因为一个人戴了眼镜，就等于说自己是知识分子了。就极有可能被张国焘“肃反”。李中权那个时候也不敢说自己是初中毕业，只说自己是高小毕业。再说说李中权的父亲，就在大哥被害的消息传来之前，李中权先得到的是父亲牺牲的消息。那天，父亲李惠荣正在通江县肖口梁为红军砍柴，途中突遇敌人的几个侦察兵，为了掩护红军通讯员，他把通讯员的帽子抢过来戴上，把敌人引向自己，在与敌拼搏中，手刃两个敌人，自己跳岩身负重伤，由于缺医少药，不久病逝。听到这个消息，李中权连夜跑步赶到父亲坟前，在一片新坟的最边上，李中权找到一个画着五角星的坟，李中权知道，那是他母亲亲手画的。扑倒父亲的坟头上。李中权失声痛苦。全国解放后，李中权曾回去找父亲的尸骨，但已经找不到了。李中权一家为革命献出生命的，不仅仅是李中权的父亲和大哥。二弟李中池在长征中的理番战斗中牺牲；五妹李中珍在往返草地时病故；母亲于1936年7月病故于西康炉霍；六弟李中衡在359旅王震部当译电员时病故。转眼到了1934年，红军迎来了战略反攻的大好时机。8月份开始，红军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彻底打垮了敌人的“六路围攻”。不仅收复了宣达战役之后的根据地，还有所扩大。到了1935年初，红四方面军由原来入川时的四个师，发展到了五个军共8万多人。又是张国焘，利用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抗日之际，撤出了全部主力，把川陕苏区拱手让给了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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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过草地
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之后，横扫了川西北10余个县，歼灭了敌人12个团，从战略意义讲，很好的配合了红一方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大渡河。6月，红四方面军、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李中权也终于打听到了张爱萍的消息，并和昔日的恩师见面。1935年的夏天。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方针，决定占领川陕甘边区，把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西北，促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根据各部队的所在位置，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把一、四方面军所属部队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向北挺进。那时，李中权在总政治部担任地方工作部部长，随着左路军一起行动，第一次踏上草地。正当他们部队历尽千辛万苦，翻过雪山，快要走出草地的时候，张国焘公然违抗党中央的决定，擅自命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又调右路军中原属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南下，并下密令，妄图裹胁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全部南下。党中央、毛主席发现张国焘的阴谋后，决定迅即脱离危险区，率领红1、3军团继续北上。就这样，红四方面军又折回长征途中这段最艰难的路程，第二次踏上草地。已经有不止一个红军战士回忆当年过草地的艰苦，李中权也不例外，那么在他眼里，草地又是怎样一番情景？我们不妨看看李中权回忆录当中写的：“一望无际的草地，时常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使你东西难辨。草丛里河沟交错，水呈淤黑色，散发着腐臭的气味。茫茫的泽国，到处都是草茎和腐草结成的泥潭，稍不注意，就会踩上去，你越使劲，就下陷得越深。草地的天气也好像在与我们作对，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夜晚的严寒更是令人难耐，大家只好挤在一起，背靠着背取暖。我们携带的粮食已经全部吃完，全靠野菜草根充饥。风雨、泥泞、寒冷的折磨和饥饿的煎熬，使大家的身体越来越弱了。不少同志走着走着就倒了下去，长眠在这片荒无人烟的草地上。”第二次走出草地，再往南走，必须翻越两座大山：红桥山和夹金山。这两座山海拔都在几千米以上，山上终年冰雪覆盖。李中权所在的部队，已经是第二次来到这里了，在山脚下，他们看到了上一次通过时被摔死的马匹和弃下的鞍具、炊具、脸盆等，还有不少依稀可辨的战士遗体。尖尖的山峰直插云霄。红军将士开始爬雪山，他们一个跟着一个，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山顶爬。越往上，山越来越陡峭，空气也越来越稀薄，红军战士的胸口就好像压上了千斤重担，透不过气来。但谁也不敢坐下来休息片刻，因为一坐下来，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一路上，李中权看到有的同志实在支持不住，就倒了下去。有一次，李中权眼睁睁看着走在自己前面的老陈倒下了。老陈含着眼泪，吃力地说：“中权同志，我不行了，把我的枪背过去，好打敌人。”至今，这些悲壮的情景，李中权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无比难过。红四方面军南下后，1935年的11月先后解放了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兵锋直指名山、邛崃，威胁成都。四川军阀刘湘急调80多个主力团，与只有15个团的红军在百丈关展开了激战。这是四方面军南下以来最激烈的战斗，战斗持续了七天七夜，虽然毙敌1万5千余人，红军也伤亡上万人。随后，红四军只能退守天全、芦山等地，到了1936年初，形势对红四方面军更加不利，被迫于1936年2月退向西康甘孜地区。正当红四方面军遭受挫折的时候，毛主席率领1、3军团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党中央、毛主席到达陕北后，指挥一方面军打了很多胜仗。他们还东渡黄河，打击阎锡山的军队。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日作战。由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坚决斗争，以及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同志和广大指战员逐步认识到南下是错误的，纷纷要求北上同党中央会合，张国焘才被迫放弃了自己的错误主张。于是，红四方面军又踏上了北上的征途，这是李中权他们第三次过雪山草地了。这一次的准备工作比上次稍微充分了一些。多数同志穿上了自织的军服，每个同志的米袋也都装满了，有的还带上了帐篷。但是，这还远远不能解决爬雪山、过草地时所遇到的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仍是粮食问题。因为通过这一地区，至少得一个多月的时间，沿途又没有什么补给，全靠出发前自带的那点粮食。进入草地以后，原先每个同志鼓鼓的米袋越来越短了，直到倒不出一粒粮食为止。当时，李中权已经在红军大学学习，他和战友们最后只剩下了一碗面粉。这点粮食成了大家的一点安慰，每天像宝贝似的轮流背着。尽管一个个饿得肚皮紧贴着脊梁，但谁也舍不得吃上一口。忽然，队伍中有人传说牛皮可以吃。消息传开后，不少同志就煮起牛皮来。李中权也解下身上系着的牛皮带，切下一段，先放在火苗上烧一烧，牛皮很快膨胀起来，发出诱人的香味。然后再放到锅里煮，时间要稍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