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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没有被留下的肖像，那不曾被记住的名字
新华社解放军分社记者徐壮志
采访李中权老将军，最令人感动的就是老人书房里那幅他母亲的画像。70多年过去了，当年20来岁的青年也已变成了91岁高龄的白发老人。但，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冲淡老人对在长征路上故去的亲人的哀思。那画像是画家依据李中权将军的描述而绘制的。老人说，虽然不太像，但总可以寄托哀思。在去世之前，将军的母亲并没有机会为将军留下任何一张画像或相片，连埋骨之地都无法确定。如今，将军对母亲的回忆，更多地寄托在长征路上那两次短暂的相遇上。一次伟大的长征，一条漫漫的远征路，洒下过多少红军将士、家属的鲜血，留下了多少鲜活的生命？有多少生命如同将军的母亲一样，默默地倒在了这条纵横中国西部的红飘带上，甚至没能留下一个名字，一块墓碑。权威的史料告诉我们，4路红军超过20多万人的大军，经长征和西路军蒙难后，到达陕北的只有3万余人。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的今天，在我们不断挖掘长征伟大意义，赞美长征精神之时，我们更应记住将军母亲这样平凡地牺牲在征途上的人们，向那些从前不为人所知、今后可能永远也不会被知道的名字致敬。无名烈士，从来都是作为一种伟大牺牲的象征而受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永久祭奠。我想，那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是一种默不作声但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力量。他们是战斗中倒在阵地上的士兵，是行军中掉下山谷的挑夫，是陷落在泥沼中的身影，是冻死、饿死、病死在道路上的战友们……他们多数不识字，并不了解“红军”和“苏维埃”的确切含义，实际上，有些人仅仅是因为一碗米饭就加入了这支红军大军。这些对今天的人来说已经难以想像和理解的现象，在那个时代却相当普遍。在我所采访的近百位老红军中，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因为一碗饭，或者只是能吃一顿饱饭的目标就加入一支军队，并为之献出生命，这样的现象，今天的人们和未来的人们会如何评价？当我在采访中第10次、第100次听到老红军用“穷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人人平等”等简单明了的口号来解释鼓励他们参加红军和支撑他们走完长征的原因时，我渐渐意识到，这些单纯得几乎未脱蒙昧的理由下面，一定潜藏着更为重大的必然。那也许是千百年来积累的对生存和尊严的强烈渴望，那也许是人类选择美好未来的本能和直觉，使这些纯朴的农民几乎是本能地选择了红军，选择了一条艰苦的战斗和牺牲之路。“是他们巨大的牺牲，成就了我们的胜利。”李中权将军含泪告诉记者，提到长征，自己最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母亲，以及那些倒在征途中的战友们。将军的话，让我回忆起江西兴国那面刻有23179个名字的烈士碑——排得整整齐齐、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黑压压的名字，令人窒息。23万人的兴国，当年有8万人参加红军，其中有12038人永远地倒在了长征路上——每一公里的长征路上，都有一位兴国儿女用生命化成的永恒路标。“地址都成遗址，笑容都成了遗容，墓表示苦难，碑表示光荣，一样的深刻也一样恢宏”。几十年后，一位追踪红军足迹的诗人曾写下这样的诗句。70多年过去，万水千山间征战的痕迹早已荡然无存。但是，在赣南，在湘江，在遵义，在雪山，在草地，在红军所踏过的每一处地方，我们见到了无数处仍然被当地人不时祭扫的红军墓地……令作者难过的是，这些以青春永恒的献祭，换来了长征胜利和中国革命胜利的人们，永远也无由获悉胜利的消息，永远也无由享受梦想成真的喜悦。我们无法一一记取他们的名字，但让我们记住他们共同的名字：长征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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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
在说王盛荣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1931年的一段历史。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赣、湘鄂西、湘赣、闽浙赣、琼崖等革命根据地，各红军军团、军、独立师，全国总工会及上海、武汉工会等方面代表610人，大会的主要议题是成立苏维埃政府并讨论通过相关的法规、政策等。会上，毛泽东、项英、张鼎丞、朱德、王稼祥、邓广仁、周以栗分别作了报告。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建立的政权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一切权力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大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过了包括《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在内的多项决议，决定改瑞金为瑞京，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并发表对外宣言及至红军、工农、国内各革命团体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通电，宣告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并决定组建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国红军的作战和建设。25日，根据大会的决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宣告成立，由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向前、关向应、王盛荣等十五人组成，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中革军委下设总参谋部，部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总经理部，部长范树德；军医处，处长贺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萧劲光。中革军委成立后，红一方面军总部奉命撤销，所属各部直接归中革军委领导，统称中央红军。在这段历史中，我们读到“王盛荣”这个名字，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成员。1906年，王盛荣出生在武昌筷子街一个码头工人之家，父亲以搬运为业，母亲以做筷子贴补家用。由于家里生活贫困，王盛荣13岁就进纱厂当了一名童工。1926年，在项英等人的介绍下，王盛荣参加了工人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青团，并担任童子团团长。大革命时期王盛荣曾担任过团支部书记。当时团中央书记是任弼时，组织部长是陆定一，宣传部长是贺昌。湖北团省委书记是李子芬，组织部长何成湘，宣传部长何成德。1927年，王盛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王盛荣调到党的省委作内部交通，曾在当时市公安局长吴德峰同志指派下，担任“八七”会议的保卫工作。也就在这时，王盛荣认识了毛泽东同志，和董必武、项英、肖楚女、恽代英、任弼时等人也有秘密联系。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日甚一日，为了保存革命的力量，党决定选送一批革命性强、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去苏联学习政治和军事，准备开展武装斗争。1927年8月底，王盛荣和陈昌浩一起离开武汉到上海，11月在上海乘一艘苏联货轮去苏联，同船的还有周恩来、何克全（凯丰）、向忠发、项英、瞿秋白、邓中夏等。到了莫斯科后，王盛荣被分配到中山大学学习。经历了近三年的艰苦学习生涯，王盛荣在1930年7月学成返国。回国后，正值王明一伙莫斯科毕业生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共青团中央为机会主义，他们一伙还拒绝党、团中央分配工作，要求召开党中央全会，改组党团中央领导。尽管王盛荣也是从苏联回来的学生，但他坚决与王明等人的错误行为划清界限，并接受了团中央分配的工作。先是在上海担任沪西区团委副书记，1930年9月下旬，组织上决定送王盛荣到苏区。1930年10月，王盛荣抵闽西苏区，在龙岗团特委做少先队工作。11月调到江西中央苏区，分配到兴国团县委任书记兼少先队队长。当时党提出的口号是：“一切为了战争”，中心工作是动员青年参加武装斗争。在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中，王盛荣领导的少先队配合独立师（师长肖克）打击敌人，围困盘踞兴国县城的19路军，使他们既不能睡，又没有吃的，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第一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2）
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州运动大会篮球冠军
少共中央篮球队1931年8月底，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党中央局组织部长任弼时同志到兴国县视察，随后，王盛荣和任弼时一起来到瑞金，作为兴国县委出席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参加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被选举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其实这一年，中央苏区同时召开了三个大会：党代表大会、团代表大会、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各个革命根据地都派代表参加。苏区共青团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团苏区中央局，大会宣布了团中央局领导成员，王盛荣是少先队总队长，胡耀邦同志在这次团代会上被选为团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当时，少先队工作是围绕着战争而开展的，少先队、模范少队都是半武装的组织，每次战役或战斗，都要有少先队、模范少队的配合，因而有必要让少先队总队长参加军委会议，了解军委的战略意图。因此作为少先队总队长的王盛荣，被选为中央军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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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的“体育明星”
没想到就在红军一次次取得反围剿胜利的时候，党内“左”倾机会主义掌握了领导权，主张农村包围城市的毛泽东受到排挤，王盛荣也不再担任少先队总队长。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向西北转移，王盛荣被编入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在1934年10月和红军一起开始长征。长征中，王盛荣先后担任总政治部青年部副部长、部长。1936年4月，王盛荣奉命调到团中央任武装工作部部长，他的同事有胡耀邦等。红军到了陕北，经廖承志做媒，他与红四方面军的“川妹子”赵明珍举行婚礼，花了五毛钱买了包瓜子、沏了一大壶茶，来贺喜的主要是他的共青团同事：胡耀邦、冯文彬，以及赵明珍的战友刘英（张闻天夫人）、李伯钊（###夫人）、康克清（朱德夫人）等人。在延安，王盛荣还是一个“体育明星”，他在苏联留学时学会滑冰，一直把滑冰鞋带到延安。在延河冰面上，滑冰健将王盛荣飞快的从人群里穿过。王盛荣说：“如果延河的冰面能够连成一片，我可以用一个小时从延安滑到延长。”延安到延长有160多华里，大家不信，说他吹牛。有一次打排球，王盛荣连续把排球打出界外，陈云在一旁评论：“你太悲观了，净想自杀了！”大家闻言，哄笑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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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柏山区打游击
转眼就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战烽火燃起，国共两党签署了《国共合作宣言》，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南京沦陷后，八路军南京办事处迁到武汉，需要派大批干部到武汉工作。当时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兼长江局群工部长的董必武，点名向延安要来在武汉土生土长的王盛荣，委以群工部“高级联络参谋”的官衔，负责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和社会名流打交道。王盛荣于1927年离开故乡，十来年之后带着妻子重返江城，夫妇俩却实在不愿干这种特别需要“讲风度”“讲气质”的雅活。他觉得自己没有金刚钻，实在难以胜任这种瓷器活，耐着性子一边与权贵们周旋，一边三番五次向董必武和长江局书记王明诉说。董必武被他磨得没办法，只好同意他去河南游击区。1938年1月，经过董必武的安排，王盛荣和妻子进入了桐柏山和大金山之间的竹沟镇，王盛荣被任命为竹沟游击队政委。那时这一带失散的红军战士不少，王盛荣将之收容、整训，壮大队伍。还指挥队伍打了一次以少克多的胜仗，伏击歼灭了附近一支奸淫抢掠无恶不作的千余人土匪队伍，缴获了3百多枝枪，游击队壮大到2千人，改编成新四军第8团，他担任了豫南特委书记兼8团政委。后来刘少奇到河南，对王盛荣的工作给予肯定，报长江局任命他为河南省委副书记。李先念1939年元月来竹沟组建新四军支队，并任司令员，王盛荣任政委。
得罪康生埋祸根
不久，王盛荣就被调回延安，在陈云主管的中央组织部工作，后来担任了中央管理局的副局长。没想到王盛荣在延安得罪了两个人，一个是江青，一个是康生。得罪江青起因是跳舞，前面已经说到，王盛荣是个“体育明星”，喜欢文艺的江青觉得和他跳舞很潇洒，但王盛荣觉得有顾虑，便有意回避她，于是江青就骂他是不识抬举的东西，对他怀恨在心，以后就趁机报复。而王盛荣得罪康生和延安整风有关，1942年，整风时，作为中央管理局副局长的王盛荣，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主持党校整风运动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保卫部部长康生。在党校，康生提出一个“抢救运动”的口号，大搞逼供信，党校好几百人被打成叛徒、托派，3百多人被关押。因为经不起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人自杀，有人精神失常，王盛荣对此非常反感，很想找个机会向毛泽东汇报。有一天，他见到陈云，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讲了出来。而另外一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也向毛主席直接报告了实际情况。几天后，陈云通知他：毛主席想当面听听你的意见。当天他就去见了毛主席，竹筒倒豆子将康生大整干部的情况做了汇报。毛主席非常重视，找来党校副校长彭真了解情况。彭真说：王盛荣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毛主席立刻建议召开一次党校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王盛荣被点名作了发言，听了王盛荣的发言，中央领导重申一定要防止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定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纠正极左的偏向，康生也因此被免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保卫部部长的职务，但20年之后王盛荣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王盛荣独脚也能走天下！”
1945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曙光在前，中央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