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王盛荣独脚也能走天下！”
1945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曙光在前，中央决定将东北作为工作重点。王盛荣也想到东北去建功立业，虽然毛泽东得知后说：还是留在延安吧，他的工作由我来安排。但他还是软磨硬磨，陈云只好同意，王盛荣带了80多名干部和一个连离开了延安。一路上战事频繁，他们边打边走，经内蒙、绥远、热河、察哈尔，到达嫩江时，竟已经有了一个旅的兵力，王盛荣担任了政委，这个旅一举攻克了齐齐哈尔，他担任了市委书记兼警备区政委。战事稍定，王盛荣就开始了艰苦的战后重建工作，经常骑自行车和摩托车下基层，齐齐哈尔市一些大型工厂的重建和恢复生产，都倾注了王盛荣的心血。1946年冬天，解放战争打响，东北局调王盛荣任第5纵队政委，一天下午，王盛荣正在市委小礼堂为300多名干部作报告，突然一声枪响，王盛荣应声倒下。大家都不知道子弹从哪儿来的，以为是国民党特务搞破坏，从外面打黑枪。没想到开枪的竟是他的警卫员小李，后来查明，小李这把枪是刚从日本关东军手中缴获的，他非常喜欢，利用听报告的时间擦枪，不料枪中有子弹，在小李擦扳机的时候，一颗子弹击中王盛荣的左腿。王盛荣当时穿着大皮靴，里面是毛的，靴子里的碎毛和子弹一起钻进伤口，化脓了。妻子赵明珍当时身怀六甲，得知丈夫受了重伤，匆忙赶来，泪如雨下。王盛荣安慰她说：命丢不了，顶多丢一条腿吧。他不幸而言中，真的丢了一条腿。当时兵慌马乱，医疗条件奇差，好不容易取出了子弹，却因为消炎药极缺导致伤口化脓感染。大夫说，左腿实在保不住了。他一咬牙：“我王盛荣独脚也能走天下！”就在王盛荣住院治疗期间，他妻子赵明珍生下了第五个孩子。王盛荣伤养好后，虽然拄着双拐能走路，但是不能到野战部队去冲锋陷阵了。他被调到东北局军工部当政委，组织生产武器。
从副部级降为副处级
1949年6月，王盛荣奉林彪之命南下。他不是只身启程，而是带着军工部的一半人马、十几辆卡车、三个医务站，再次来到家乡武汉。林彪对他吩咐的任务是：在武汉继续抓军工生产，保证一百万的军队的武器弹药供应。林彪这时已经率领第四野战军的主力部队打到了衡阳，而时在武汉的李先念正为军备给养窘困而焦头烂额，听说王盛荣带来一大批人员物资，便打起了主意，以“老战友”的名义求援。王盛荣念竹沟之情，又想支援李先念也是革命事业的需要，便慷慨地给了李先念一个医务所，几辆汽车，几桶汽油。他没有想到，他的支援犯了一个组织错误，林彪得知后，十分恼火，见到王盛荣就批评说：“你跟李先念的生意做得不错哇。”还令王盛荣写检讨。王盛荣想自己又没有中饱私囊，这怎么叫做生意呢，于是拒不检查，林彪更加生气，想把他赶出部队，没等林彪赶，王盛荣索性自己“跳槽”，到了属于地方的中南工业部，当了第一副部长兼中南有色金属管理总局的局长，妻子也调过来担任人事处长。1950年3月，周总理电令王盛荣速到北京，要他完成1年出口1万吨钨砂到苏联换取机械设备和国防用品的任务。王盛荣想，国民党搞了20年，他们的钨砂1年还不足300吨，现在我们刚接手，矿山上又有土匪捣乱，1年要搞出1万吨钨砂来非常困难。于是王盛荣向总理建议，写信给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省的领导，请他们支援。有了周总理的信，还得一个省一个省地落实。同时，王盛荣还马不停蹄地到各个钨砂矿区考察，发现那里极度缺乏机械设备与运输车辆。凑巧的是，王盛荣得到情报说，香港有1000吨钨砂是蒋介石冻结在那里的。他马上请示总理，卖掉那1000吨钨砂，换回钨砂矿急用的车辆和其他机械。征得同意后，王盛荣用这些钨砂换到了100辆大货车，100大桶汽油，这些物资马上被送到了钨砂矿区，终于保证完成1年拿出1万吨钨砂的任务。没想到，这件事也成了林彪整王盛荣的把柄。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林彪，抓住香港1000吨钨砂交易大做文章，说王盛荣是大贪污犯，不仅抄了王盛荣的家，还把他抓进了监狱。当王盛荣的材料报到中央，中央负责“三反”办公室工作的是薄一波，薄一波一看，大吃一惊，想光凭这些“犯罪材料”，王盛荣必死无疑啊。薄一波立刻把材料上报给毛主席。毛主席看过材料后，想起了一件往事。1932年上海地下党经费严重不足，毛主席在打了一场胜仗之后，截获了一笔银行巨款，决定派人送些钱到上海。第一次派人带了2万美金去上海，结果那人携款逃跑。第2次还是2万美金，还是被人卷款跑掉了。于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商议，决定派王盛荣去上海。出发前，邓颖超亲手将一个装有35000美金的箱子交到王盛荣手里，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将这笔钱交到上海方面的负责人陈云或###手中。王盛荣带着几个随从，从江西出发，经梅县汕头香港，闯过重重封锁线，冒着生命危险，终于在7月底到达上海，将钱交到###手上。毛主席觉得王盛荣不像是个贪财的人，怎么到了城里就成了“大贪污犯”了呢。于是，毛主席就问周恩来，周恩来的回答是，王盛荣不仅没罪，还有功。就这样，过了2年零5个月的监狱生活，王盛荣虽然没有被枪毙，却被林彪开除出党，并由副部级降为副处级，担任中南建筑工程局副处长。1957年，毛主席到武汉视察，向湖北省领导打听王盛荣，但领导都不知道王盛荣是谁，赶紧叫秘书去查。查来查去，才知道王盛荣降级之后正在筹建汉阳轧钢厂。秘书赶到厂里一看，只见王盛荣瘸着腿和工人一起干活呢。于是毛主席就对湖北省领导说，把王盛荣调到湖北省冶金厅担任厅长吧。第二年赶上了“大跃进”，王盛荣到襄樊、到宜昌视察全民“大办钢铁”运动，看到土高炉遍地开花，大批森林被毁，炼出来一堆堆派不了任何用场的废铁渣，忍不住要说点真话、泼点冷水。有心人搜集他与“大跃进”不合拍的言论向省委汇报，王盛荣就成了与省委唱对台戏的典型。据他自己回忆：1958年省冶金厅开了他18次批判会。但王盛荣不仅不检讨，18次批判会他拍了18次桌子。人们口诛笔伐一起上，揭批他的大字报一直贴到了专门接待中央领导人的洪山宾馆。那年深秋，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汉召开，王盛荣一不做二不休，拄着拐杖直闯洪山宾馆，找总书记邓小平讨说法。在宾馆里见到了很多官居要职的战友，纷纷请邓小平给王任重打招呼，放王盛荣一马。还真立竿见影：本来省冶金厅当天就有一个批判他的大会，主持者接到上级通知，批判会立即取消了。但从此之后，王盛荣就淡出政坛。
“二十八个半”难逃“文革”厄运
“文革”风暴刮起来，这下王盛荣在劫难逃，虽然他已经不是当权派，对翻来覆去的运动也退避三舍，但还是无端地被卷到旋涡里了，突然有一天，武汉三镇大街小巷刷满了大标语：“揪出苏修特务王盛荣！”“打倒‘二十八个半’骨干王盛荣！”群众涌进他的家“搜查罪证”，将他全家扫地出门。随后他突然被抓走，被关押的头三年，他被押解到全湖北省70多个县市，挂着铁牌子，强行反扭双手、弯腰低头（俗称“坐飞机”）接受群众批斗，批斗场次多达190余场，仅在武钢就斗了15场。他是一个残疾人，在战争年代失去一条腿，他的假腿、双拐支撑不住躯体，多次倒在台上……有人甚至断言，这个跛子活不了多久了。可是王盛荣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王盛荣所以能够坚持活下来，和一个口信有关系。1967年，徐海东来到湖北，跟省领导提出要见一见王盛荣。省领导说王盛荣是苏修特务，已被关押。徐海东解释说，他是想从王盛荣那里调查一些材料。见到王盛荣后，徐海东支开边上的人对王盛荣说，盛荣，你的处境毛主席已经知道了，他要我给你捎个口信，主席讲，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再说，什么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王盛荣当即老泪纵横，对徐海东说，感谢毛主席，也感谢你，我不会轻易倒下去的。在监狱里，王盛荣忍受着人格的侮辱与肉体的痛苦，缓过气来后，有饭就吃，不管好歹，能睡就睡，什么也不想，王盛荣终于把自己炼成了在恶劣环境而不惊的久经考验的“运动员”。到底王盛荣触犯了什么天条？人们从“北京来电”的大字报上得知：身居党内第四位、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康生讲了一番话：湖北有个王盛荣，在莫斯科学习时就追随王明，是“二十八个半”的一员……
2002年10月，与王定国在武汉梨园医院王盛荣被关了10年，在长达10年的时间中，王盛荣到底是死是活，被关在哪里，家人亲友谁也不知道。同时他的亲人也都遭了殃。妻子赵明珍先被拉上台批斗，后被捕入狱，送到沙洋农场劳改；两个毕业于哈尔滨工程学院、在军队里搞技术工作的儿子，都被迫转业，女儿也挨了斗。直到1978年8月，王盛荣才获得无罪释放，此时王盛荣已经年逾古稀，身体衰弱不堪，被人背回了家。1997年党中央专门派一位负责同志到武汉，说张爱萍建议邀请当年中革军委惟一健在的委员王盛荣列席党的十五大，考虑到他已是91岁高龄，又长期住院，天天吃药，腿脚不便，王盛荣最终没去成北京，只是在医院的电视上了解了十五大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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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二十八个半”
在讲述王盛荣的经历时，我们提到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历史上，这“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到底是怎么回事？“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说法发源于上个世纪20年代末莫斯科中山大学，曾经是个相当流行的说法，40年代以后慢慢被人淡忘，却在“文革”初期因康生断言“‘二十八个半’没有一个好人！”将之妖魔化，而重新引起人们注意，人们才知道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陈昌浩这些党史上的“错误路线代表人物”原来都在其列，“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中的###也是其中一员。以康生当时的权势气焰，这句话仿佛盖棺论定，凡在大陆、还在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都遭到审查批斗，有的甚至被关押，被迫害至死。岁月流逝，人事代谢，70年过去，“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陆续作古。王盛荣不但成了惟一健在的“第一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也成了惟一健在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要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先得说上世纪20年代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这学校是所专门招收中国学生的大学，成立于1925年秋，全名是“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学制两年，课程有历史（包括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史等）、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学等。先后有三个校长：拉狄克、米夫、威格尔。从1925年到1929年，每年都有一批人由中国长途跋涉、辗转赶赴中山大学学习，莫斯科成为中国精英荟萃之地。不过，1927年春夏，蒋介石在上海“清党”、汪精卫在武汉“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取缔”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之断绝一切关系，严禁再向莫斯科派遣学生。1930年夏大学宣布解散。“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于1929年夏天诞生。中山大学照例进行一次学期总结大会，中心议题是“大学支部局的路线是否正确”。大会争议激烈，开了10天，史称“十天大会”。最后只好就中大支部局的报告举手表决。有28人投票拥护支部局，一人既年龄小又观点“摇摆不定”，“二十八个半”便由此而来。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头头的王明，几个月之前就被共产国际派回了中国，其实并没有出席“十天大会”，没参加的还有张闻天、王稼祥等。因此有人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专用名词是在“十天大会”上产生出来的，但具体人物不是在那次会议上确定的。在大会上投赞成票的，未必就是“二十八个半”之一；没有参加那次会并投赞成票的，也未必就不是“二十八个半”之一。其实，“二十八个半尔什维克”名单有好几种版本，涉及的人数加起来，都超过了56个人了。为何众说不一？原因即在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并非确定的集体，没有明确的成员，这个说法其实是王明一伙以“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自居，被反对派扣的一顶帽子，是一种表达反感的蔑称。有种比较通行、也比较可信的说法，是指以下29个人：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夏曦、孟庆树（绪）、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民（盘铭）、陈原（源）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一）新。
王盛荣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最后一个，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东方卫视创意总监主持人骆新
其实我没想到，自己竟还能采访到王盛荣老人——当年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真要感谢我的好友——赵劲松女士。当我在办公室罗列要采访的“老红军名单”时，她正好进来，见状问了我一句：“老红军？干嘛不采访我姥爷？”在我所查到的近年一些党史资料中，几乎都是这样的结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国内目前已无人在世” 。而对“王盛荣”本人的描述，也最多是记录到“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1978年平反”，甚至，还有的书籍上干脆就写着“1986年逝世”。但当我们在武汉一家干休所，见到这位一生经历了无数磨难，与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恽代英、谢觉哉、邓小平、胡耀邦、###、伍修权等人有过密切交往的耄耋长者，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