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立即交代户部侍郎王家祯、工部侍郎张维枢，一定要着力筹办，务必使前方不缺钱粮、武器。
袁崇焕又提出人事问题：五年之中，事变难以预料，吏部、兵部在用人事宜上必须让臣得心应手，当用则用，不当用则立即罢斥。
朱由检立即关照吏部尚书王永光、兵部尚书王在晋照办。看得出来，朱由检把恢复辽东作为营造“中兴之治”的重要举措，所以对于袁崇焕提出的要求一一满足，为了实现“五年复辽”，什么都可以答应。
袁崇焕又提出言官的舆论监督问题，说：以臣之力制服辽东而有余，调和朝廷众人之口则无能为力，那些忌功妒能的言官，虽不至于掣臣之肘，也足以乱臣之心。
朱由检全神贯注于“五年复辽”的方略，听得专注，不由得从宝座上站了起来。听罢袁崇焕的话，略加思索后回答：朕自有主持，你不必为浮言介意。
袁崇焕再也没有什么条件可以提出了，只得表态：臣如果不能马到成功，收复故土，还有什么颜面见皇上！但臣才疏学浅，还望皇上指示、教训。
朱由检没有给他什么指示、教训，平淡地说：你的陈述井井有条，不必谦虚。随后敦促他早日出山海关，实现诺言。
在一旁的内阁大臣刘鸿训等提请皇上，赋予袁崇焕便宜行事的权力，赐给尚方宝剑，把指挥大权统一于袁崇焕。朱由检表示同意。他还招呼袁崇焕走近，和颜悦色地说：愿你早日平定外寇，以舒四方苍生之困。袁崇焕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遵照皇上心意，早日了结辽东战局，宣扬皇上威德，消灭敌寇。
这场御前会议，显示了崇祯皇帝刻意营求“中兴之治”，急于平定辽东的焦虑心态。他即位以后，着重抓了两件大事，一是清算“阉党逆案”，二是平定辽东，应该说全部抓到了点子上。在他看来，只有办成这两件事，“中兴”才有希望，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因此，对袁崇焕寄予厚望，几乎言听计从，全力支持。袁崇焕看透了皇上的急切心情，投其所好，草率地提出“五年复辽”的方略，来“聊慰上意”。动机固然良好，效果却适得其反。
袁崇焕虽然清正廉洁、能征善战，毕竟缺乏谋划全局的政治头脑，尤其不熟悉在朝堂之上、皇帝面前条陈方略所使用的政治家辞令，应该模棱两可，有回旋余地。他贸然提出“五年复辽”这样的军令状，使自己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铸就了无可挽回的错误，因为他是在用“戏言”搪塞这位办事顶真的皇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无异于把达摩克利斯剑悬在了自己的头顶之上。
以袁崇焕在辽东这么多年的戎马生涯，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了解，对这场战争旷日持久形势的判断，他无论如何不能违心地许诺“五年复辽”。俗话说，军中无戏言，君前无戏言。当时在场的许誉卿警告他，在英明君主面前信口开河，到时按期责功，你如何交代？袁崇焕自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于是提出许多苛刻条件来刁难各部大臣，力图留下回旋余地。不料未等各部大臣开口，皇帝已经一一满足，使得他再也无退路可遁。一年后，御史毛羽健冷静地回顾此事，评论袁崇焕向皇帝许下“五年复辽”的诺言，如此说：他对豪言壮语佩服的同时，也看到了问题，这并非袁崇焕平日胸有成竹的语言，眼中毫无全局观念，恐怕是仓促应对陛下的提问，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确实，从当时力量对比判断，明朝方面要抵抗后金的南下，已经很困难，企图收复失地更是难上加难，“五年复辽”云云，完全是无法实现的梦想。袁崇焕日后的悲剧下场，就由这场对话而铸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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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督师辽东（5）
这和袁崇焕的秉性有很大的关系。清初学者张岱《石匮书后集》为袁崇焕写的传记，对他的秉性有这样的评论：“袁崇焕短小精悍，形如小猱（猴子），而性格躁暴，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幕士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魅着魇也。五年灭寇，寇不能灭，而自灭之矣！”基于对袁崇焕秉性的深切剖析，就可以理解“五年复辽”豪言壮语的提出，并非偶然。但是，大言不惭的结果，不仅不能“灭寇”，反而导致了“自灭”。
钦差出镇行边督师
御前会议以后，袁崇焕就成了皇帝寄予厚望的“钦差出镇行边督师”，位高权重的钦差大臣、督师统帅。如果说一句套话：机遇和挑战并存，实在很牵强。对于这位督师大臣而言，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失败的可能性很大。因为这个缘故，他在离京履任之前，向皇帝呈递奏疏，再次想从皇帝那里得到一点回旋余地。
他从前任辽东经略熊廷弼、孙承宗一再受到排挤、难以实现抱负谈起，说到自己的顾虑。说得文一点，就是“任而勿二”和“信而不疑”——对任用的人不要有二心，对信用的人不要有疑心。他认为，朝廷驾驭边臣与驾驭京官有所不同，边防统帅处于战争之中，可惊可疑的事情经常发生，必须从成败大局着眼，而不必过于计较一言一行的细小差错。
出于这样的考虑，他重申自己的“平辽方略”，可以概括成三句话。第一句是：“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第二句是：“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第三句是：“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
他的意思是，守卫辽东这片国土必须依靠辽东人民，辽东人民必须依靠辽东这片国土来养活，这是基本的立足点；因此战略方针应该固守、征战、和谈三手同时并用，而以固守为主导，征战为辅助，和谈为补充，不求一时一事的得失，而求长远的成功。很明显，他主张在辽东打一场持久战，这和他两天前许下的“五年复辽”的诺言，是格格不入的，他希望皇帝能够谅解，不必拘泥于五年责功；也希望朝廷大臣能够宽容边臣的难处，不必疑虑和怨恨，一旦五年之内没有“复辽”，不要骤然绳之以法。所以他要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看得出来，袁崇焕字里行间流露出瞻前顾后的不安情绪。
朱由检是理解他的，接到奏疏后立即批示：“战守机宜悉听便宜从事，浮言朕自有鉴别，切勿瞻顾。”希望他按照战略方针大胆行事，不必瞻前顾后。袁崇焕当然明白，任之愈专，爱之弥深，一旦失误，则责之愈严；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朝廷大臣则不然。在御前会议上深知袁崇焕信口开河的兵科给事中许誉卿，针对袁崇焕提出的“法在渐不在骤”，向皇帝请求“以法治边臣”，不给他留下回旋余地。许誉卿援引杨镐、熊廷弼、王化贞在辽东惨败的先例，总结其中的缘由，就在于：近来用人过滥，封疆大吏久已不知法律。请皇上重申法律，明示边臣，今后如果敌军入境而不能堵截，攻占城池而不能固守，隐瞒伤亡而不如实上报，在外的巡按御史可以据实揭发，在内的六科给事中可以参驳弹劾，有关部门可以按照法律逮捕法办。
许誉卿和袁崇焕并没有个人恩怨、过节，他的话也没有偏激之处。确实，只有“依法治边臣”，才能确保不再出现杨镐之类的边臣。朱由检毫不犹豫地予以批准，这无异给袁崇焕预示一个不祥之兆。
袁崇焕这个督师大臣实在不好当。他还未出山海关，辽东巡抚毕自肃就向他报告宁远守军因为长期领不到军饷，而聚众哗变的消息。袁崇焕一面向朝廷请求拨发军饷，一面前往宁远安抚士兵，严惩哗变首领，一场风波才算平息。
接着，他着手调兵遣将，按照自己的意图重新部署将领。调蓟镇总兵赵率教以“平辽将军”名义出任山海关总兵，把原任总兵麻登云调任蓟镇总兵；山海关外宁远、锦州军事由总兵祖大寿以“征辽前锋将军”名义统辖，驻守锦州；宁远则由都督佥事何可纲驻守，原先驻守此地的总兵朱梅被撤职。为了统一指挥权，以免重蹈“经抚不和”的覆辙，取消辽东巡抚和登莱巡抚的建制。这样整顿的结果，他的督师辖区再无一人可以与他的权力相抗衡。
袁崇焕督师辽东（6）
然而，驻扎在鸭绿江口皮岛的总兵毛文龙，却是一个例外。袁、毛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了。
同室操戈：毛文龙之死（1）
毛文龙其人其事
在裁撤了辽东巡抚、登莱巡抚之后，袁崇焕势必要对驻扎皮岛多年，逐渐尾大不掉的毛文龙加以制裁，否则就不足以显示督师大人的威严，号令的统一。
毛文龙何许人也？
在明末的历史上，他实在是一个毫不显眼的人物，一般人对他感到陌生，是不足为奇的。
毛文龙，浙江杭州人，年轻时穷困潦倒，学习麻衣相术，摆测字摊，以看相谋生。后来浪迹江湖，来到北京，又从北京前往关外边塞，在军队中混迹二十多年。天启元年（1621），友人把他引荐给辽东巡抚王化贞，成为一名小军官。辽阳沦陷后，他从海路突围，乘虚攻下鸭绿江边的镇江堡。镇江堡又名九连城，位于鸭绿江口定辽右卫（凤凰城）东南，与朝鲜义州隔海相望。王化贞提升他为副总兵，命他驻守镇江堡。镇江堡被后金攻陷后，他率部撤往鸭绿江口近海的皮岛，随后晋升为总兵。
皮岛也称东江，又名椴岛，东西长十五里，南北宽十里，与鸭绿江口的獐子岛、鹿岛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它的地理位置险要，处于辽东、朝鲜、山东的中间，号称三方交流的孔道，颇有战略价值。毛文龙为了永久驻守此地，在岛上披荆斩棘，招集流民，吸纳商贾，成为南货绸布、北货人参貂皮的集散地，皮岛随之号称东北雄镇。
天启三年（1623），毛文龙鉴于辽东的金州地势险要，南可通旅顺口，北可通三牛坝，西可通广宁，向东可以收复失地，如果据有这座城池，那么陆路能够遏制后金骑兵的南下，海路能够前往登州运粮，还可以同皮岛构成犄角之势。于是，率领部将张盘拿下金州，命张盘驻守此地，自己仍旧退回皮岛。朝廷因此提升毛文龙为左都督，挂将军印，赏赐尚方宝剑。不仅认可他镇守皮岛的事实，而且予以嘉奖，希望他在牵制后金军队方面发挥作用。
当时朝廷上下都认为毛文龙在海外有牵制后金军队的功劳，兵部的估价是：毛文龙要消灭后金显然力量不足，但是要牵制后金则绰绰有余。工科给事中杨所修说得更为明确：自从后金猖狂以来，毛文龙是孤撑海上的唯一力量，经常在后金的肘腋间撩动、牵制。后金军队没有离开老寨，不时前往攻掠；后金军队离开老寨窥探边关时，乘机捣袭，断绝它的后路。这就是毛文龙控制皮岛、金州的战略价值。因此皇帝朱由校在谕旨中，多次嘉奖他：“多方牵制，使奴狼狈，而不敢西顾，惟尔是赖。”在派遣内官监太监、御马监太监前往朝鲜册封国王李倧时，皇帝特地命他们转道前往皮岛，赏赐毛文龙蟒衣、银两，表示朝廷并没有忘记这位孤守海外的将军。
毛文龙以明朝封疆大吏的身份，与皇太极多次联系和平谈判，维持边疆安定。天启七年（1627），在给皇太极的信中说：如今两国相持，终无结局之期，为何不缔结和约，寻求停战的对策？此后又去信指责对方言而无信，一面与我讲和，一面又来偷抢我人民，似此颠倒反复，良心何在，天理何在？
朱由检即位以后，继续对毛文龙实施优容的方针。但是，朝廷中一部分大臣借口他的飞扬跋扈，经常用各种方式对他加以牵制。这种做法引起了毛文龙的抱怨，他向皇帝报告：臣势处孤立，动遭掣肘，功劳没有见到尺寸，怨恨已经深于万丈，皇上知道吗？朱由检深表同情，告诉他：你几年来的苦心，朕是清楚明白的。户部借口毛文龙虚冒军饷，派员前往皮岛核实，建议朝廷按照三万六千兵员发饷。毛文龙向皇帝诉苦。朱由检不同意户部的做法，在给毛文龙的信中说：辽民避难于海岛，拿起锄头是民，拿起武器是兵，很难用内地的标准核定兵员军饷。毛文龙应该乘机奋勇，立功显效，就没有人敢以浪费军饷为借口，说三道四了！显然，朱由检不赞成以浪费军饷为借口，对毛文龙进行钳制，而主张对远在海外孤军奋战的军队采取特殊政策，不妨在军饷上稍微宽松一点，以激励他们奋勇报国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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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室操戈：毛文龙之死（2）
“将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于同室”
袁崇焕执掌辽东军政大权后，他的头衔是：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毫无疑问，皮岛、金州的毛文龙应该在他的节制之下。然而，毛文龙拥有先帝赏赐的尚方宝剑，可以便宜行事，使他感到比较棘手。他早就听说毛文龙在海外多年，成为不受地方官节制的割据势力，因此确定了对付毛文龙的态度：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除之。基本的倾向是想方设法除掉这个割据势力。
他的第一招，就是试图从经济来源上卡住毛文龙，迫使他就范，以显示钦差督师的下马威。他宣布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实行海禁政策，不许登州船只出海，凡是运往皮岛的物资，一律先运至宁远附近的觉华岛（菊花岛）由督师衙门登记挂号，才可以经由旅顺口运至皮岛。这一举措，无疑是把皮岛的经济命脉置于督师衙门的控制之下，不仅限制了毛文龙粮饷、装备的供给渠道，而且切断了他的海上贸易路线，是非常致命的一击。毛文龙立即向皇帝申诉：长期受到诽谤，早已心如死灰。不料，袁督师竟然封锁登州沿岸，不许一船出海，以致客商船只不敢前来。故而部下士兵惊惶地说：这是拦喉切我一刀。毛文龙礼单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毛文龙借用士兵之口，说出了他的心里话：“拦喉切我一刀。”或许有一点夸张，毕竟点到了要害，道出了袁督师对毛将军的基本态度。由于皇帝正对袁崇焕“五年复辽”寄予厚望，不便对他的举措表示异议。毛文龙见皇帝没有表态，再呈上一本奏疏，倾诉他在海外苦苦支撑的苦衷：臣受命九年，一直受到误解。是为了冒领军饷？是为了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