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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是多么高尚的气节和献身精神！ 在一同殉难者中，林旭是前南洋大臣沈葆桢的孙女婿（沈是林则徐的女婿），也是个激进的青年才子，死时年仅23岁。林夫人闻其死讯，亦自杀殉夫。杨锐是张之洞的门生，在改革观念上更趋持重。但临危受命，正气浩然，目击者说他就刑之时，血吼丈余，“冤愤之气，千秋尚凛然矣”。刘光第遇难后，尸身不倒，观者惊叹，皆焚香罗拜。他的嗣子，伏尸痛哭一日一夜而亡。更有御史杨深秀，在慈禧重新训政，朝中形势突变，维新言论万马齐喑，大小官员正准备调整自己立场倾向的9月23日，上奏诘问光绪被废原因，要求慈禧撤帘归政。这份梗直和勇气，令我肃然起敬。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可以继续探讨，为变革流血牺牲的烈士却是不可轻慢，更不可以忘却的。“戊戌六君子”是在民族危亡关头挺身而出的仁人志士，他们永远值得后人怀念。如今菜市口的丁字路口，飞架着一座过街天桥。宽敞的马路上，车流和人流匆匆来往。路东，当年监斩官歇脚并代为保管杀头砍刀的鹤年堂药店早已迁到路西，原址改为百货商场，喇叭里正播放着流传了半个世纪的时代曲《蔷薇蔷薇处处开》。关太太告诉过我：从前鹤年堂是有权用死囚的颈血作人血馒头入药的。此说使人想起鲁迅小说中的夏瑜和华老栓。中医是种古老的医术，但有许多奇怪的药引和偏方。为什么会想到人血呢？我不明白。谭嗣同也是想到血的。大约，在最古老最神秘的祭祀仪式中，血是巫师手中祈祷胜利与祥和的象征。
阅世空有后死身（7）
1988年12月初稿
1996年修订
2003年12月再次修订
％％％附 记 一
在完成本文之后，我于1996年3月8日，利用去京开会之便，重访宣南，为本书补拍一些历史照片。在原南海会馆，我得知关胜勋先生已在几年前作古，关太太被送入敬老院。汗漫舫的门紧锁着，大杂院显得更为破落。一位邻居妇女正色地告诉我：这里属于私人住家，是不能拍照的。而更多的人，以为我是房产商，纷纷向我打听动迁的消息。他们似乎只有一个愿望：找到有钱的开发商，快把这旧房子拆了吧。
1996年记
％％％附 记 二
2003年12月，我再次踏访宣南。今非昔比，从前破旧的城区，造起了高楼大厦。本来，宣外大街到骡马市大街就打住了，形成一个T字形的路口。现在，南北向的宣外大街穿过骡马市继续向南，铲除了菜市口胡同到南、北半截胡同之间的大片旧宅，新辟出车水马龙的菜市口南大街，也有人把它称作“传媒大道”。从前的一些会馆房舍，消失在柏油马路之下。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借谭嗣同的光，得以保留西面的院墙，原来胡同深处的四合院，现在成了突兀的临街房子。从1995年摄下的照片对照今天的景观，我发现会馆外墙被贴上暗红色的墙砖，显得不伦不类。而院子里，莽苍苍斋更加陈旧不堪。浏阳会馆北面，耸立起一栋栋据说为21世纪“传媒人”准备的高档住宅。一个居民问，这房子什么时候拆啊？我说，这是文物，大概不会拆吧。居民说，那老百姓在这儿怎么过？我说，前面不是盖了许多高楼吗？居民说，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是拆迁，也住不到那房子去。而北京的朋友告诉我，这里由于靠近菜市口，新楼房很难出售。
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还在，门前堆满了垃圾和蜂窝煤，旁边还有等待转让的小发廊。南海会馆对面的54号，是栋民国时期的西式两层建筑，一位在这里住了七十余年的老人说，这儿曾经是婚丧嫁娶轿子租赁铺，相当于如今为年轻人结婚提供豪华轿车的服务。这是目前米市胡同最气派的房子了，不知将来能否被有“文化眼光”的传媒大道开发商们相中，创办一个充满怀旧风情的婚庆公司？
2003年12月记
落尽夭桃又侬李（1）
落尽夭桃又侬李——从八大胡同想到赛金花
一
1990年2月的一个下午，阴霾满天，似乎将要下雪。我在瑟瑟寒风中逛了一圈琉璃厂书肆，也没有找到可意的书。这时，我忽发奇想，决定到从前的八大胡同去漫游一回。 “八大胡同”是北京前门西南隅八条胡同的统称。清末民国年间，为娼优聚居的芳菲之地，名声极大，类似南京的“秦淮河”、上海的“四马路”，用一个笼统的地名作红灯区的简称。究竟哪八条胡同，就说法不一了。《清稗类钞》载：
京师八大胡同，……即石头胡同、胭脂胡同、大李纱帽胡同、小李纱帽胡同、百顺胡同、皮条营、陕西巷、韩家潭是也。……或谓有十条胡同，则益以王广福斜街、樱桃竹斜街是也。《都门识小录》则引用一首竹枝词作介绍：
八大胡同自古名，
陕西百顺石头城。
韩家潭畔弦歌杂，
韩家潭。
陕西巷、百顺胡同、石头胡同。
王广斜街灯火明。
万佛寺前车辐辏；
二条营外路纵横。
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我从琉璃厂东街迤逦东去不远，穿过桐梓胡同，来到樱桃斜街和铁树斜街，就到了八大胡同的地面了。寻找一番，得悉不少巷名在1965年已经更改。比如铁树胡同，便是当年的李铁拐斜街；大李纱帽胡同，改称大力胡同；小李纱帽胡同，改称小力胡同；韩家潭，改称韩家胡同。我不由想起王广福斜街，在更早的时候，是叫过王寡妇斜街的。当年清人评论说：改动数字，“地名稍雅，而失其真矣”。但在今人看来，保留这类地名之 “真”，似乎并无意义，且看洋洋洒洒百余万字的《北京名胜古迹辞典》，就是不设“八大胡同”辞条，读者不难体察个中端倪。
这里是非常普通的旧城区。道路狭窄，街道两侧都是灰暗斑驳的围墙。透过漆皮剥落的院门看去，院里没有什么花草点缀，也没有影壁游廊的痕迹，见缝插针般挤满了低矮的红砖或灰砖平房，显得密不透风。那平房，多半也是简易式的，似乎没见到卷棚顶或硬山顶的大房子。与走在鼓楼、西四一带的小巷，没有特别的差异。间或有几幢二层楼的半中半西砖式建筑，由于年代久远，也已残破不堪。对比刚刚走过的按照清代街面风格“穿靴戴帽”，粉饰一新的琉璃厂东、西街仿古建筑群，再遥想当年笙管弦歌、缠头争掷的风流景象，今日的八大胡同便更显得寥落和残败，犹如一具早已僵死的爬行动物遗蜕下来的躯壳，看不到半点温柔乡、销金窝的风韵。我料想，这里的每个院子，都有自己悲欢离合、如泣如诉的往事，踌躇许久，终觉不便串入某家，去细询昔日金粉勾栏的详尽情况。
二
有学者认为，妓女是人类历史上除了祭司或巫师之外第二项最古老的职业。中国的妓院史可以上溯到两千年前。但在清朝咸丰、同治年前，朝廷禁律较严，士大夫涉略花丛、挟妓冶游，例须革职。道光十八年（1838年），庄亲王奕、辅国公溥喜、镇国公绵顺等王公大臣，到东便门外的灵官庙去吸鸦片狎妓女，被当场抓获，成为轰动一时的丑闻，道光帝下谕革去他们的爵位。因此，这一时期京师的女闾业并不兴盛。文人相聚，无可遣兴，常招“像姑”唱曲侑酒。所谓“像姑”，是指那些二十岁以下唱青衣花旦的男伶，语义上，是“像个姑娘”的简称。也有用其谐音，叫做 “相公”的。——北京人的缩略语常使人纳闷，眼下时兴把每乘坐十公里付十元车价的“大发”面包出租车（的士），说成是“面的”，便同“像姑”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当时，大多是文酒之欢，称作“好色不淫”。作为一种时尚，未必均是后人理解的断袖之癖。像姑们的居处，就在八大胡同一带，而以陕西巷、韩家潭为最盛。稗史中说，像姑悬牌门前，称“某某堂”，并悬一盏角灯。庭中花木池石，室内鼎彝书画，陈设颇为雅致。客至，瀹茗清谈，诗酒流连。“韩潭月上，比户清歌”，堪称当年的 “KTV”。光绪中叶，社会日趋失控，禁网渐弛，内城的口袋底、砖塔胡同，出现了唱曲的女子歌班，其中多数暗中卖淫。八大胡同也飞出了莺莺燕燕。庚子之乱后，像姑烟消云散，妓院完全占领了八大胡同。时值“新政”，设立警察，妓院纳税，充作警费，妓院得以公开亮牌，称为“官妓”，与警察局相得益彰。但堂名悉数改称“清吟小班”，或某某“茶室”，兴隆了二三十年。近年来，许多人出国观光，发现国外妓女纳税，妓院只要开在指定区域内，也属合法。红灯区甚至可作对外开放的旅游景点，并有一套“公共厕所”理论，便大为叹服。殊不知，在这方面，北京人早在本世纪之初，已同国际接轨。
妓院自然是出卖灵肉的地方，但仅仅看作色情场所，也是不够的。美国历史学家罗伊·唐娜希尔在《历史中的性》（Sex In History）一书中认为，对盛行多妻制的中国丈夫而言，私家经营的青楼，是躲避家庭责任和纠纷的避风港。这里能提供宁静和松弛，精美的食物与饮料，音乐和舞蹈，当然，也可以提供夜间的殷勤款待。她认为，只提供性满足的妓院一直是很少的。上海社科院历史学者许敏在讨论晚清上海社会生活时也说，租界中的早期妓院还包括社交聚会、美食餐饮和演艺娱乐场所的功能。他说，妓女实际上是第一批在社会上自谋生存的working girl，当时能在社会上抛头露面的女子也惟有她们。只是随着整个近代城市生活从各个方面的逐渐展开，早期妓女的各种社会功能才随之分解和专门化，最后更集中于性服务。长期以来，人们把妓女看成私有制社会妇女遭受摧残蹂躏的畸形产物，但往往忽略了对她们从社会学角度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思考。妓女是融合了女人各种特质的复合体，她们把女人的美丽、温柔、善于和男人和谐相处的优点发挥到了极致；同时又将男人琢磨透了，有时利用姿色，有时利用柔弱，巧妙地控制男人，将自己的生活完全寄生在男人身上，从而将女人最美和最恶的两极融会一身。至少在八大胡同，号称“卖嘴不卖身”的清吟小班，门前香车宝马，结交公子王孙，仅靠色相而无公关能力，没有一二手动人心弦的表演技能，不懂得点诗书棋画，恐怕是难以打动恩客的。其中出名者，还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上层政治。而不少政治交易和幕后活动，也确是在妓院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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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尽夭桃又侬李（2）
三
晚清八大胡同最出名的妓女，当推赛金花。赛金花的出名，首先在于她的传奇经历。
据赛自述，她本姓赵，原籍在徽州。因为太平天国征战，父亲逃难到苏州。后来娶了苏州太太，她也出生在苏州。以后家道中落，她被人诱骗到花船上“出条子”，成了“清馆人”。十四岁（实际为二十三岁）嫁给了正在家乡守制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洪钧。虽说是第三房姨太太，但因洪钧是同治戊辰科的状元，所以赛金花也就被人称作“状元娘子”了。 台湾作家高阳曾写小说《状元娘子》，讲的是洪钧尚未中试前与山东烟台风尘女子李蔼如的爱情悲欢，读来扣人心弦。书中的洪钧，是个薄情寡义的负心郎，金榜题名后，不愿娶妓女作自己的正牌夫人，朝中提携他的以军机大臣沈桂芬为首的南派势力，也想把新科状元塑造成纯洁贤达的公众偶像，因而鼓动他抛弃了曾在逆境中鼎力扶持他进取的蔼如，把蔼如母女逼上投圜自尽的绝路。这个蔼如，便是小说《孽海花》第三回中提到的“新燕姐”。用《孽海花》最初的作者，笔名“爱自由者”即金松岑的说法，“赛之前生为烟台名妓，洪文卿游幕烟台，眷之。洪欲入得试春官而无资，妓助之五百金。即贵而弃之，妓缢。阅十七年……洪纳一小家碧玉于苏，入门则貌固俨然一烟台之妓也。弟于《孽海花》开宗，即影射此事。”前生云云，当属无稽。有无此妓，亦可存疑。但高阳却以此敷衍出一部三十余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把烟花女子企图通过婚姻改变命运的心情，刻画得丝丝入扣，这番本事，确实令人十分钦佩。赛金花婚后数月，洪钧服满，被简派为大清帝国出使俄、德、奥、荷四国大臣。大太太不愿出国，洪钧便携带新婚燕尔的小妾（家里人称她“新太太”）上路，在欧洲做了三年外交官。赛金花也就在欧洲的社交界做名正言顺的公使夫人，晤过德皇威廉二世和首相俾斯麦，游历过柏林、圣彼得堡、巴黎和伦敦。虽说在她之前，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就带着侍妾梁夫人出使，第二任公使曾纪泽的夫人还在伦敦使馆生过孩子，但她们的名气都没有赛金花响亮。这恐怕同小说《孽海花》所作的夸张渲染有很大关系。尤其是洪钧任满回国不久病逝，赛金花不愿为他守寡，跑到上海，重做冯妇，挂牌开书寓，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那会儿，赛金花年过三十，风韵犹存，据她自己晚年回忆，“出去时头戴一根大簪，三排小簪，每排都是四根，全都是翡翠的。梳着五套头，——当时最时新的样式 ——颈上挂金链，戴着珐琅银表。冬天穿狐裘都是按着颜色深浅递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