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公不语对枯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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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公不语对枯棋- 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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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新史料,把翁同被贬斥同5月下旬接待亨利亲王的礼节争议乃至罢宴直接联系起来,虽然只是张荫桓的说法,但翁的态度和上谕所说“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 是对得上的。但是否就是翁氏被开缺的原因,还需继续研究。
  2003年10月31日记
  

清流·淮戚(1)
  清流·淮戚 —— 关于张佩纶二三事
  一
  时下喜欢张爱玲的读者很多,但知道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的人极少,甚至连博学多才的张爱玲本人,似乎也不太清楚。在近代史上,张佩纶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犹如张爱玲在现代文学史上一样。在后来的相当一个时期,他们祖孙二人都被冷落了,直到近年,张爱玲忽然被文学界热络地炒作起来,而张佩纶研究依然寂寞。朋友曾邀我写本张佩纶的传记,可惜我冗务在身,不敢贸然应允,但我内心中,却是真想抽出时间做点深入的研究。
  按《对照集》的说法,张爱玲仅仅知道祖父是李鸿章的女婿,而她得悉祖父的名讳,竟然还是来自她的弟弟:
  我弟弟永远比我消息灵通。……有一次他仿佛抢到一则独家新闻似地,故作不经意地告诉我:“爷爷名字叫张佩纶。”
  “是哪个佩?哪个纶?”
  “佩服的佩,经纶的纶,绞丝边。”
  我很诧异这名字有点女性化,我有两个同学名字就跟这差不多。
  此外,她对祖父的了解,就完全局限在小说《孽海花》中的庄仑樵了,甚至以为李鸿章被张佩纶参劾过,因而“褫去黄马褂,拔去三眼花翎”,使我惊诧不已,正好印证了一句老话:“文学家是不读历史的。”
  张爱玲又说:“我祖父出身河北的一个荒村七家坨,比三家村只多四家,但是张家后来也可算是个大族了。世代耕读,他又是个穷京官,就靠我祖母那一份嫁妆。”其实张佩纶之父张印塘早在1819年中举人,镇压太平天国时,曾官居云南按察使和安徽按察使,与李鸿章有着生死之交,这是李对张佩纶青眼有加的重要原因。虽说当时恰逢战乱,张印塘又死得较早,但印塘的曾祖、祖父都是秀才,印塘本人,娶一妻二妾,生六子七女,想来张家应该不至太穷。此外,张氏老家,应是直隶丰润的齐家陀,比三家村只多四家的荒村“七家坨”云云,也是张爱玲自己的想当然。
  张爱玲把自己对祖先的无知,归结为父母“在思想上都受过五四的影响”,对子女绝口不提上一代,我以为这个理由是勉强的。她又称她对祖上的了解,都靠“自己‘寻根’,零零碎碎一鳞半爪挖掘出来的,所以格外珍惜”,其实她只要抽空看看父亲张志沂出资刻印的祖父全集《涧于集》,哪怕是父亲在书后所附的跋语,就肯定会知道得更多且更准确一点。然而她既无兴趣,更不在乎,这恐怕才是受过五四影响的世家子对前朝遗事的态度。
  现在常见一些作者不经证,就按着《对照集》的说法去写张爱玲的家世,结果在许多地方都搞错了。
  二
  张佩纶,字幼樵,号蒉斋,直隶丰润人,1870年中举,次年联捷进士、入翰林院,年仅23岁。当时人说他“长身伟干,天资聪颖过人,读书目十行并下”。在光绪初年的政坛上,他是锋头极健的“清流”人物,与张之洞、宝廷、黄体芳合称“翰林四谏”。所谓“清流”,是当时官场中的一批言官,取法儒家传统,以刚正不阿、主持清议、议论时政、纠弹大臣出名。时人称作“今日一章,明日一疏,专事弹劾,遇事风生。贪庸大吏,颇为侧目。朝廷欲播纳谏图治之名,亦优容之。于是遂有清流之号”。以张佩纶为例,1875至1884年间,共上奏折127件,其中弹劾和直谏的占三分之一。崇厚擅签《里瓦基亚条约》,割让伊犁周边土地予俄国,张佩纶上奏极言其非。尚书贺寿慈、万青藜、董恂,皆因种种劣迹被其劾去。弄到后来,一疏上闻,四方传诵,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连张佩纶爱穿竹布长衫,都有人竞相模仿。
  张佩纶的弹章写得极好,这在当时是有公论的。他曾上《疏陈大员子弟不宜破格保荐折》,称四川总督丁宝桢特膺保荐大学士宝之弟候补道宝森,恐以虚誉邀恩;刑部郎中翁曾桂系翁同侄子,京察列入一等,恐为奔竞夤缘者引为口实。当日,军机大臣王文韶即在日记中称其“风骨,可谓朝阳鸣凤,无形之裨益良多也”。而翁同也认为;“张侍讲原折甚切实,真讲官也”。这样的评语由被批评的人讲出来,可见其立论及文字的把握都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也有被骂得急了的时候,如张佩纶谈论丁戊奇荒,说河南数百万灾民不死于荒而死于部臣之心术,翁同 就抱怨,“吾辈何苦在此席为人指摘唾骂耶?”1882年,云南报销案起,案涉王文韶,御史洪良品、邓承修连续奏劾不能动摇其地位。张佩纶旋上三折,终使王文韶挂冠而去。稗史中说,后来王文韶东山再起,出任直隶张佩纶 此照为流放归来后所摄,老友陈宝琛见照曾赋诗云:“梦中相见犹疑瘦,别后何时已有髭?”相貌大约和青年时代已有区别。
  总督,“见文卷中有张手笔,自谓愧对”。王文韶是否有此雅量我不知道,但张佩纶在政坛上的杀伤力,一时间真是无与伦比。
  一般认为,前清流奉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领袖,政治上趋于传统保守,凡稍谈外交、识外情者,咸斥之汉奸大佞,痛诋不遗余力,是洋务派的主要对立面。然而,政治层面的实际运作远非如此,从现存李鸿章与张佩纶间的数百封通信看,他们在关于朝廷政治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刻而坦率的沟通。张佩纶曾对李鸿章说:“作清流须清到底,犹公之谈洋务,各有门面也。”读过张氏的这些信札,我确信所谓“清流”,恐怕真的只是他的门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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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淮戚(2)
锋利无伦的张佩纶从来不攻击李鸿章,这同张佩纶之父张印塘与李鸿章是早年旧识有关。李鸿章回忆,“方江淮鼎沸,独君(张印塘)与鸿章率千百羸卒,崎岖于扰攘之际,君每自东关往来庐州,辙过予里舍,或分道转战,卒相遇矢石间,往往并马论兵,意气投合,相互激励劳苦。余谓古所传坚忍负重者,君殆其人。”1879年夏,张佩纶丁忧去职,收入窘迫,李鸿章在给前江苏巡抚张树声之子张华奎的信中说,张佩纶丰才啬遇,深为惦念,不如到北洋担任幕僚。张树声本是淮系中的第二号人物,张华奎在北京又同清流走得很近,人称“清流腿”。李张接近,是他为之拉拢牵线。后来张佩纶出京赴苏州迁庶母灵柩,李鸿章以资助营葬名义向其送钱。张佩纶在1879年9月10日日记中说:
  申刻,合肥(李鸿章)来答拜。承假白金千两,为营葬之需。并委四兄充津捐局绅士,月领三十六金。先世交情之耐久如是,孤儿真感德衔悲也。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使得官场的人际关系错综复杂。 1880年初,李鸿章在回复张佩纶给他的要求为张印塘作墓表的信中说: “鄙人与尊公为患难之交,承以表墓相属,奚敢不以文辞?”不久张佩纶过津,李鸿章邀其小住两旬。讨论水师将才、进退人事及北洋水师规模,并周览大沽炮台。从此他们私下走得很近。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谓:“佩纶初弹劾鸿章,鸿章以五千金将意,且属吴汝纶为介,张李遂交欢。”此说依据何在?不详。不过,李鸿章答应撰写的“原任安徽按察使司按察使张君墓表”,倒是吴汝纶代的笔。1883年底,张佩纶出任总理衙门大臣,他两三天就与李鸿章通一次信,署中大小事情都逐一报告,简直就像是李派进去的眼线。
  清人李慈铭说:“近日北人二张一李(指张之洞、张佩纶、李鸿藻)内外唱和,张则挟李为重,李则饵张为用。”这是当时官场的普遍看法。但张佩纶与李鸿章早在中法战争之前就结成了紧密关系,却似乎从未为外人洞察,更没有发现他其实是李鸿章同李鸿藻沟通的一座桥梁。张佩纶前述日记中还提到:“高阳师(李鸿藻)以余南下,嘱合肥加意相待,可感也。”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张以二李为体,二李以张为用,才使得19世纪 80年代上半段的晚清官场显得色彩斑斓。
  1880年1月2日,张佩纶与张之洞饭后高谈阔论,他们认为:
  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澍)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求吏事、考订掌故,得之者在上则贺耦庚(长龄),在下则魏默深(源)诸子,而曾文正(国藩)集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则徐)、蒋砺堂(攸)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直凑单微,而陶(澍)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今左恪靖(宗棠)虽大功告成,而论才太刻、相度未宏,绝无传衍衣钵者。闻阎丹初(敬铭)得其精而规模太狭,李少荃(鸿章)学其大而举措未公,不知将来孰作嗣音也。
  这是一个宏大的角度,与今人所论颇有不同。在这个视野中,二张认为李鸿章学陶澍之大而举措未公,可以说是有独到识见的。
  但在私下,张佩纶似乎跟定了李鸿章。1882年,李鸿章因母亲去世,请假去武汉奔丧。行前,他安排张树声做自己的替手,在他丁忧守制期间,由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佩纶私下同张华奎约定,协助张树声进行北洋海军建设。但当张佩纶得悉李鸿章获朝廷挽留,将夺情复出,而李对他与张家父子的接近颇不以为然的态度,就不惜与张树声翻脸,通过李鸿藻控制的军机处,否定了张树声的提名,使张讨了个老大的没趣。
  限于史料缺乏,有许多事情我还一时理不出头绪。比如张佩纶1882 年弹劾王文韶事件。张的原配朱芷芗的父亲是大理寺卿、长期担任军机章京的朱学勤。朱学勤十几年中深得恭亲王的信赖,协助其处理大量政务,“声气灼甚,外吏争走其门。”(李慈铭语)曾国藩谓之“学足论古,才足干时,枢辅之重器也”!张佩纶在京时,一直寓居在北半截胡同朱家,这个地点与李鸿藻、陈宝琛居住的丞相胡同紧挨,走动极为方便,陈氏诗中,有“十载街西形影随”之句。而王文韶的儿子王庆桢1879年娶了朱学勤另一个女儿,张佩纶就与王庆桢成了连襟,张王二家结了“新亲”。王文韶与张佩纶交谈后,认为他“学识人品俱好,可敬也”,显然,他也可以成为张佩纶攀附的又一座靠山。什么原因使得张佩纶非要同王文韶反目呢?张佩纶在奏折中表示:“臣与洪良品、邓承修、景廉及其子治麟均无一刺往来,而王文韶究涉姻亲,并无嫌怨,揆之人情,即不欲稍自贬损以阿附之,亦断无从而下石之理。实以机务至重,时会方艰,若不决去贪人,无以儆惕有位。血诚披沥,不敢顾私”云云,他是否就是这样地坚持原则、坚持正义,内中没有其他隐情?比如李鸿藻是否愿意借此机会搬掉同僚王文韶? 张佩纶难道就不可以像对待李鸿章那样,回避批评王文韶吗?
  政治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利益场,恐怕没有什么单纯的“清流”。同样,李鸿章对张佩纶,既有欣赏的成分,又有利用的考虑,这是不言而喻的。
  三
  

清流·淮戚(3)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清廷下谕,委派36岁的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张佩纶已刊日记中,本年记载全部阙如,使得后人难以知道他接获任命时的确切心态,但从各种蛛丝马迹分析,他的感觉未必是后人猜想的春风得意。
  朋友们在陶然亭为他送行,清流健将宝廷作诗曰:
  友朋久聚处,淡泊如常情。偶然当离别,百感从此生。
  人生各有事,安得同止行?各了百年身,甘苦难均平。
  古今几豪贤,畴弗有友朋。离别亦习见,别泪例一零。
  今日天气佳,有酒且共倾,勿作祖帐观,联辔游江亭。
  俯视大地阔,仰视高天青,余生尚几何,愿醉不愿醒。
  宝廷本人,官至侍郎,却在前年出学差返京的路上,买船妓为妾,自劾挂冠而去,论者多以为这是他自保的一种策略。晚清清流消长兴衰,不可解的疑问尚多,此即未解之谜也,暂且不作讨论,但从这篇诗歌的气氛看,送别的气氛是压抑和低调的。
  作为钦差大臣,张佩纶开始主持福建海防。当时闽省官场“十羊九牧”,疆吏大员,有闽浙总督何、福建巡抚张兆栋、福州将军穆图善、船政大臣何如璋。论资历、论科名,张佩纶都比他们差,然而他是新贵,朝中大受宠信,于是大家对他恭恭敬敬,称他“幼翁”,将大局交他主持。
  关于这次任职,李鸿章曾私下分析“自系当轴忌其多言,然未始非磨练英雄之具”。张佩纶自定的方略是先“将船政、台事及各处防务查明复奏,静听朝命。召回,中途乞病,不召,设辞乞病”,这不失为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谋求自保的一种选择。但到了福建,却又踌躇满志,准备一展抱负。殊不知,此行正是他身败名裂的开始。
  清政府对于中法越南冲突在处置方案上一直举棋未决,甚至当法国军舰开进闽江,同中国军舰交错停泊的时候,依旧和战不定。张佩纶虽是书生,也懂得先发制人的道理,可是军机处愣不同意,却又训令他“法人如有蠢动,即行攻击”,不可放法舰出闽江。这就注定了最后的悲惨结局。中法军舰在双方的火力圈中对峙了一个多月,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头顶,我想,无论谁都会绝望。依张佩纶之绝顶聪明,他自然预感到了。在给侄子张人俊的信中他说:南援不来,法船日至。闽已苦守四十余日,止能牵制。而忽令阻其勿出,以至法不肯退;忽令如蠢动即行攻击,以至闽仍不敢先发 (此时先发亦败)……澶渊之德不成,街亭之败难振,命也!
  果然,当法国人在8月23日开炮袭击时,中国军舰连同生产这些军舰的福州船政局,顷刻之际便被摧毁(船政局的造船设备连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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