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在前苏联经历了太多的事，吃了太多的苦，从事过多种工作，接受过鲜花掌声，也承受过打击和磨难。特别是在1929年至1931年间，曾有过下放农村“劳改”睡教堂车房、没人搭理及自行耕种的农村生活；有过放逐到西伯利亚“劳动集中营”在金矿每天淘金沙、挑柴炭，有过在机器制造厂实习时背铁条、修马路、抬机器的重体力劳动；有过在冻得要命的西伯利亚车站重病之中，没有朋友来探望的伤感；有过被秘密警察监视的晦暗日子；也有过被王明等中共左倾分子批判的经历；当然也有过不少顺利遂心的生活，这些经历并非常人所不能忍受，只是蒋介石的大公子过这样的生活则属不平常。正是在这特殊的环境中，蒋经国从15岁长到27岁，占去了他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时期，并完成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磨炼期，完成了思想上的定型和心理上的成型，完成了由“拥苏拥共”向“反苏###”的潜移转变，以至在其父蒋介石身后执掌大权逐渐推行民主进程的光辉，这些显然都与他在前苏联时的经历不无关系，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经历反思沉淀后的作为。
在苏12年间，蒋经国虽然没有太大作为，可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留在了那里，从15岁的稚气少年到27岁的成熟青年，可谓沧桑历尽，爱恨交织，一生都不能释怀，对他以后的政治生涯影响至为深远。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他学到苏联革命的全部基本理论和观点。真是天数，作为后来中国###势力的总头目之一，竟然掌握了世界革命中心所在国的全部革命理论、战略和策略。在国民党逃台后以蒋介石的名义主写、出版的《苏俄在中国》等###理论书籍中，就能看到蒋经国在苏联学到的理论上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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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喜且忧父子相会（4）
台湾的一些传记作家站在他们的立场写道：12年的光阴，对蒋经国来说并非艰难空度，他有两个受用一生的巨大收获。一是有了个金发碧眼、忠实于他的妻子芳娜；二是认识了共产主义的虚伪、残暴和不人道。
留苏期间，蒋经国的政治素养得到良好、集中的锻炼。他当时确实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又为热气腾腾的革命环境所感染，他的言和行都充满了革命的气息，给自己涂上了一层层有效的政治保护色，并与学习革命理论相配合，对苏联社会的不同侧面进行了深入的详尽的正反两面的调查了解，这为他以后在赣南地区从政发迹积累了政治资本，也为他更以后的###活动准备了很有威力的炮弹。他在苏联的12年里，与他同时代的苏联人，也罕有人像他这样对苏维埃社会有如此广泛的体验。蒋经国现在已经是27岁的成熟男子汉，他的眼光和命运将再次投注到中国这块土地及其人民身上。
作为政治家的蒋经国，在苏联学到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统治手法。留苏期间，他对无处不设的基层组织及强调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对如何实行对军队的政治领导和监督，对如何为实现既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目标去宣传、鼓动、组织群众，对如何把秘密警察纳入国家行政、党务和监督体系等具有苏联特色的统治方式，是感同身受的，内心深处是赞赏和厌恶兼备，但他在潜意识里又产生将此移植到中国、由他来改造推行的打算。可以说，以后在赣南和台湾，蒋经国的所作所为就是苏联方式的形式翻版，只是社会性质不同而已。当然，他在苏联也学到了高度集权和个人专断的一套严密的制度和办法，使他形成事无巨细都要独断的执政风格，直至死前坐在轮椅上还是如此。
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在中国有影响的政治家，蒋经国在苏联的12年没有白呆。这12年为他积累了一生的资本，注定了他一生的走向，铸造了一位政治家的磨炼平台，创造了一个在特殊时代特殊环境下的命运传奇。他这段悲喜交集、五味俱全的特殊经历，给他后来的为政生涯打下了深刻而鲜明的烙印，是使他成为“那个时代的那个蒋经国”的关键经历。
蒋介石明显感到儿子变了，当务之急是要把他变回来。他让蒋经国回到溪口，有着很多层次的用心。溪口非常安静，蒋经国可以慢慢地洗脑，从容不迫地修心养性；脱离政治漩涡的暄嚣，慢慢熟悉周围的环境，由调整而适应。如果放在南京，他自己日理万机，焦头烂额，没有时间去照顾儿子，又怕共产党找他的麻烦，又怕和后母宋美龄合不来引起误会和冲突。而和毛夫人一起居住，可以使蒋经国尽点孝，慰籍她冷寂的心灵。真是一举数得。
蒋介石重点关注的还是洗脑。他认为，蒋经国经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长时间的陶冶，中“毒”很深，洗脑的任务十分艰巨。为了全面实现自己的意图，前妻毛福梅按照中国民间传统给蒋经国补完婚礼不久，蒋介石来到溪口，他是特为安排儿子的前途回来的。说实在的，他对惟一的亲生儿子蒋经国一直很钟爱，从小管教也很严。他懊悔自己走错了一步棋，把儿子送到苏联，受到了十多年马列主义的熏陶，走了一条与父亲相反的道路。儿子人是回来了，可思想还没有回来。国民党的字典里，虽然找不出“思想改造”这个名词，却并非说，国民党人压根不搞思想改造。尽管蒋经国一再在他面前表白，忏悔自己在莫斯科“攻击父亲的叛逆行为”，表示要改信三民主义。但是蒋介石总是不放心，洗脑哪是那么容易的？
这次回乡，他给儿子带来了一位先生，此人四十开外，长袍马褂，一副学者派头。他就是前北洋政府大臣徐世桢的儿子，现任江苏省民政厅长的徐道邻。
在客厅，老蒋对小蒋说：“你十几岁出国，一去就是12年，对我国固有的道德哲学与建国精神没有深切了解。我们中国自有好的东西，从孔夫子到曾文正公，道德文章，足为后世楷模。我这次给你请来的徐道邻先生，是当今名士，博学多才，古文底子厚实，且又留过学。1935年他曾经在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担任过设计委员，那时我还经常向他请教呢，这次我特地请他来教你四书五经，你要好好跟他学。”说罢就叫人请来徐道邻，监督蒋经国拜见了先生。
说透了，老蒋是要小蒋在家乡溪口熟悉因在苏12年间已生疏的中华传统文化和国民党的理论、蒋介石的主张，进行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历史和哲学的补课。其中，孙中山博士和曾国藩理家治国的学说是必修课，带有一定强制性。一些古诗词则必须学会背诵。蒋经国后来回忆说：父亲对我最大的担心是多年的国外生活令我忘掉传统，背弃祖宗，怕我对中国传统失去兴趣。
且喜且忧父子相会（5）
正在这时，方良抱着爱伦也进来向公爹鞠了一躬，用生硬的宁波话叫了一声：“阿爸，你好！”还逗着爱伦说，“快叫阿爷。”爱伦结结巴巴地叫了一声，叫老蒋哭笑不得。
老蒋皱了皱眉，对小蒋说：“方良和孝文不会讲中国活，这总不行。我准备到宁波请一位女先生来专门教她母子俩学国语。”
最后蒋介石还嘱咐蒋经国好好研读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他说：“先总理学说，实为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三民主义则为中国哲学的具体表现。”
说穿了，老蒋是要把小蒋脑子里的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清洗得一干二净。他还要要求儿子写一份“旅俄报告”，当作蒋经国的思想检查，让他自己先清洗一下自己的脑袋，看他自己洗脑的程度如何。
蒋经国通常不睡在丰镐房，而是住在他父亲在城门下小石山上文昌阁下，临溪而盖的三间待客小洋房。这个地方山水相连，环境优美、清静，是蒋介石回溪口时经常下榻的地方。蒋介石给儿子亲挑的老师徐道邻，也搬到小屋和蒋经国一起住。徐道邻是个德国留学生，为人敦厚，也很负责，他的老婆是德国人，夫妇俩只有一个女儿。
从此以后，蒋经国便在这环境清幽的小洋房内，跟着徐道邻学中国传统文化。蒋方良则跟着一个慈溪籍姓董的女先生学“人之初”、方言之类。陪伴“蒋太子”的除老婆、儿女外，还有老师家人，又有武装和便衣卫士保护他。当时有八名全副武装的卫士，还有三个便衣卫士。这三个便衣卫士后来一真跟着他，可以说是他的心腹。一个叫曹崧，一个叫聂兆元，一个叫徐文贵，都是南京侍从室侍卫长派来的。溪口一时热闹起来。
开初给小蒋开车的是他的堂兄蒋瑞祥。蒋瑞祥开车不慎，在一次送蒋方良和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的老婆到宁波时，稀里糊涂把车子撞到坟墓上，出了事故，把蒋方良的牙齿碰掉了，王世和的老婆当时有孕，把胎撞伤了，结果小孩胎死腹中。蒋瑞祥被辞退了，换上了毛宁邵。
毛宁邵原籍奉化县溪口区岩头石门长龙头，和小蒋生母毛夫人是同族的两个村庄，论辈份，他称毛夫人为姑母。他家里祖辈是种由的，而他在22岁学会了开汽车，次年便到蒋经国的舅舅毛懋卿开办的邹奉长途汽车公司开车。1937年9月间，公司车务主任毛文亨要他到溪口去给蒋经国开小车。毛宁邵便欣然从命带着毛文亨给的介绍信，回到了溪口。到溪口后，他连自己的家门也没进，先到蒋家去，首先拜见了毛夫人。毛福梅高兴地说：“哦！那很好，你就留在我这里给经国开车吧！”
毛宁邵开的是“皮而克”小汽车，是侍卫长王世和从南京买来的。
小蒋的性格活泼贪玩。门前有一条水面很宽很浅的小溪，他做完功课之后经常在那里玩，光着脚下溪捉鱼。他家的后面有山，他有时也去爬山。在溪口呆得闷了，就要毛宁邵开车送他到宁波、奉化去走走，到四明山脚下的鄞江桥看看。
一次，方良提出去普陀山游玩，因为要过海，毛夫人生怕“凶星天降”，坚决不让蒋经国去。小蒋孝顺听母亲的话，结果，只有蒋方良和其他人去了。
小蒋开始以俄文将他的回忆录《冰天雪地》写在10页纸上，作为给父亲交的第一份思想检查。据说蒋介石看得很用心，还加注眉批。先后邀请的教师徐道邻、黄寄慈，则专注地教他读《四书》《古文观止》《曾文正公家书》等古籍和练习书法。据说，当时老蒋对他的读书要求很严格，不容懈怠。他要按时把作业寄去审阅，后来在赣南工作还是如此。曾在蒋经国身边工作、朝夕与共的表侄毛彭初说：“一次，多天没有写字，到时补足寄往重庆。被其父看出不是逐日完成，来信训斥了一顿。”
老蒋望子成龙心切，开始频频写信，指示已经28岁的儿子如何学习。照蒋经国的说法，父亲担心他“对中国的道德哲学和民族精神，没有深刻了解”。他自己奉曾国藩为稀世圣贤，恨不得蒋经国亦父规子随，拜曾国藩为师。
老蒋不光写信，还派了邵力子到溪口来看小蒋，其实主要是了解蒋经国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邵力子临走时，把蒋经国自习的大小楷毛笔字带了一些回南京去。此外，上海有名的大亨、三北公司的董事长、宁波同乡会会长虞洽卿也来看过他，还有一些其他的官员经常造访，弄得小蒋忙于迎奉各方来客，不胜其苦。
蒋经国后来回忆道：“我回国以后，父亲要我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尤其对于前者，特别注重。父亲认为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可作模范，要我们体会，并且依照家训去实行。平常我写信去请安，父亲因为很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出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阅读。”
且喜且忧父子相会（6）
蒋方良则比丈夫惬意得多。春、夏之季，方良喜欢骑自行车在镇上逛，有时还骑马，甚至还换上泳衣，跑到溪中游泳。这些行为在外国人看来是稀松平常，可镇上居民看不惯，背后指手划脚，风言风语。好在婆婆毛福梅开明，挺身而出替媳妇辩解，说玩水有什么不好，在西方国家的富贵人家妇女也都这么做的，你们不要大惊小怪。
蒋经国在跟徐道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表现出一些离经叛道的倾向，苏联的影响哪是轻易能洗掉的？据徐道邻回忆，蒋经国对于西汉末年的争议人物王莽（前54－23）推动若干社会改革的历史，特别感到兴趣。徐道邻又说，小蒋一再称赞苏联社会的平等精神及不重物质享受的特色，也钦佩苏联重视青年动员工作，发动群众支持政府行动的做法等等。蒋经国在老师面前并不隐瞒他对这些事情的看法，还把他离开莫斯科前夕写下的他在苏联生活体验的文集，送一份给徐道邻过目。
他还把这些文章，配上他新写的回忆录，一起呈送给父亲。老蒋对儿子表示，阅后“非常感动”。老蒋有自己的理解和引导：“当你记得曾经经历的折磨，就更能体念回到祖国的可贵。”蒋介石要求蒋经国亲自把回忆录译成中文，他认为要别人帮儿子把回忆录译成中文“很难为情”。
蒋经国回到溪口后不久就到雪窦寺去参拜，由雪窦寺再往山里走，就是蒋介石用来软禁张学良的一幢西式洋房，他是专程去看望他父亲的“囚犯”张学良的。张学良虽然冒犯了他的父亲，却有恩于他，没有他闹起的“西安事变”，他到现在恐怕都还在苏联受罪。从某种意义上说，张是老蒋的仇人，却是小蒋的恩人，而今，两人结局却是如此反差，施恩者身遭缧绁；受恩者，位极尊荣。小蒋是知恩图报的人，他当然会来拜访落难的张少帅。
这天傍晚，张学良正在捧读《明史》，卫兵前来禀报：“蒋经国公子前来拜见。”张学良一愣，随即迎了出去。蒋经国见了少帅立刻迎上前去客气地说：“张副总司令，家父让我来看看您，您身体可好？”
张学良只是苦笑了一下，一边寒暄，一边说些无关紧要的话。
蒋经国面对着这位心情忧郁的将军问道：“张将军在山上生活还过得惯吗？”
“还好，在禁之身，焉敢奢望。”张学良说，“只是小日本得寸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