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大家读书写字，每人写的大字要集中到秘书室审查。除了请学有专长的人前来讲课外，他自己也登台讲话。他不采取先生讲学生听的方式，而是台上台下打成一片，有问有答。
有一次他谈到“动”和“静”的问题时，指着讲坛上的讲桌说：“你们说它是动还是静的呢？”下面听的人说“静”的很多，也有几个说是“‘动”的。他问：“为什么它是动？”有的说：“因为地球是动的。”有的说：“今天放在这几，明天搬到别处。”他不满意这些答案，点名黄文耀科长问：“黄科长你说它是静的吗？”
黄科长说：“不是，我认为它是动的，桌子放在讲坛上，表面上是静止的，其实它的内部分子是不停地在变动着的。”
他说：“对了！我每次到这里来讲话，见到这张桌子面上的裂缝越来越大，将来总有一天会完全烂掉的。”
除了在台上讲话他像老师上课之外，他有时也像老师批改作文那样批复下属的报告，有眉批，也有总批。黄文耀兼镇长半年之后，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写成了一个有大小标题的报告给他。过了几天他亲笔批阅发还给徐。其中有一段徐写的，大意是他过去在小学、中学和大学，虽然读了不少书，但到了社会基层却学到了很多过去书本里所没有的东西。因此可以说过去在学校里读的是小书，而社会却是一本大书。当时，徐以为自己的这种观点很有特色，想不到蒋比他棋高一着，在上面来了一个眉批道：“我们不但要读大书，而且要用血汗写大书！”最后的总批是：“文耀镇长，从远道来赣南工作，少言而有苦干精神，经国望文耀成功之心甚切，故亲批此文，以此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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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化的为政作派
赣南老表经常见到的蒋经国，是个极普通极平常的人，穿着十分随便，夏天穿的是安安蓝布衣裳，冬天穿的是光棉袄，也就是俗称的饿佬棉袄，布料是赣南土布名叫石扣兰。在他的影响下，当时的行政干部都是穿的石扣兰土布衣裳，同普通群众没有什么很大区别。他脚上热天穿的是草鞋，冷天穿的是胶鞋，从未见他穿过皮鞋。他头上戴的是牛皮鸭舌帽。他说戴这样的帽方便，下雨也可以保护头上不淋湿。他下乡总是一个人走路，不带随从，既不骑马，也不坐轿，还不带雨伞，背上背一顶很粗糙的大竹笠。
小蒋个性开朗，胸怀坦荡，行为洒脱，富有生活情趣和幽默感。他常和青年小伙子玩儿，在一起打球、跑步、游泳，说说笑笑，不分彼此。在早晨跑步锻炼之后，小伙子们缠着要他作东请大家吃豆浆时，他却反过来给小伙子们出难题：不讲清豆浆制作过程的不准吃。在大多数人结结巴巴说不清时，他却说得有条有理清清楚楚。由此足证他是一个懂得生活的人。
蒋经国的性格秉赋和他平民化的作派，使他具有做群众工作的天然优势。他在苏联又学到了“党员干部要起先锋模范作用和联系群众”的思想，所以在任内能够勤政亲民。他在行使权力时，敢负责，能办事，对下属比较平和，跟他父亲的威势熏天、弟弟的潇洒自如都有不同之处。据他的老师和身边人员的评价，蒋经国的智商和水平确实不是很高，当然也不算愚笨，但他的勤快平和，尤其对决定政令、处理公文，具有特殊的兴趣和精力，弥补了他的先天不足，使他的办公效率和决策能力都好于父亲，他勤政亲民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这虽是共产党人经常挂在嘴上的话，但并不是共产党人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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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民爱民（1）
蒋经国学苏联学得最好的是“联系群众”。到江西后，他一再要求各级官吏注意各自的形象，狠刹违法乱纪歪风。为摸清下层的腐败程度，他还自兼赣县县长和保长、村长、甲长，一杆子插到底。他以身作则，不准乘坐公家雇佣的三轮车。他经常短衣草履，放下身架，上山下乡，走村串户，与百姓民众任意交谈，广泛联系群众，并注意解决他们的困难。从1939年至1940年，他跑了九百英里，绕赣南三次，随口说得出专区有多少桥梁和水利工程。
他在爱“走路”的同时，还能够做到“廉政”，尽量避免给属下和民间造成自己以特权谋私的印象。
有一次，他同随从刘兆祥来到杰村乡检查后，刘兆祥陪同他一起去社富乡上五指峰寺庙参观。社富乡长提来猪肉、鸭子，想用庙里的锅灶煮了犒劳专员。他不让在庙里煮。他说，如果要煮就在寺外支锅灶。这既说明他尊重寺庙吃斋的规矩，也说明他的饮食是很随便的。
国民党方面在宣传的材料中，曾特意列举二例证明他的清廉：一例说专员在赣州城东镇驾驶三轮车时轧死两只鸡，自己写条子给镇长并赔上20元。一例说专员在1944年8月1日交卸赣县县长职时说：“我在县长任内，未曾为我私人取用分文，动用粒粟，本人因私事而发之电信费用，皆应在本人薪饷下扣除，不得在公费项下开支。”
小蒋经常微服出巡，接近群众。他总是穿一套蓝布工装，戴一顶鸭舌布帽，两个警卫人员，也是粗布便衣。蒋经国经常随意跑到街道居民家里，或农村农民家里，同平民百姓随便聊天。见到谁，他都彬彬有礼，握手问好。他在工农群众面前，总是说：“我们政府的工作人员，连我这个专员在内，都是民众的公仆，是你们工农大众的仆人，是替你们办事的。”但是，工农群众真向他倾诉困苦要他办事时，小事他当场就办了，大一点的事他就说大话推诿了，总是说什么：“只要大家齐心努力，把新赣南经济建设计划实现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接着就是滔滔不绝宣讲“建设新赣南”和实现“五有”的“光明前景”。所以，接近过蒋经国的群众，有的说：“原来蒋专员是给我们宣传‘五有’来的。讲讲‘五有’是容易，做到‘五有’就难啊！”有的说：“‘五有’，何时有？望梅难止渴！”
小蒋不像他父亲那么严肃，他性格中有诙谐滑稽的成分，有时像孩子般喜欢恶作剧，这也有利于他“联系群众”，博得好感。一次，一个三青团筹备处的青年干部在马路上大摇大摆地抽烟，老远看见他迎面走来了，立即把捏着香烟的手藏在大衣口袋里，若无其事地向前走。这一切早已看在小蒋眼里。当那干部走近蒋专员时，小蒋却故意停下来和他说话，不露声色地东拉西扯。那干部很尴尬又不能不陪聊，一会儿，那位干部的手止不住地抖，口袋里冒出了烟，小蒋又故作惊讶地帮他把火扑灭了。他这才哈哈大笑，从容地笑着点题：“你知道筹备处的戒烟条例不应违反，这是好的，错了就改，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不要弄虚作假。我老早看到你把烟揣在口袋里，所以我就故意和你说话。果然布包不住火，真象终于败露了。”那位干部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半晌说不出话来。最后小蒋和他亲切地握手，连说“对不起”，各自走了。他这种戏谑式的批评，比他父亲雷霆震怒骂一顿效果好得多。
蒋经国在赣南时期，规定对赣南的任何工人，不论是产业工人，还是服务性工人，都得称他们为“工友”，不许叫工人，或“茶房”、“黄包车夫”、“汽车司机”等。长期居住在赣南的人，从开始不习惯到慢慢习惯叫“工友”了。但路过赣南的人，却往往不习惯叫“工友”，仍叫旅馆工人为“茶房”，叫人力车工人为黄包车夫等，这样一叫，“工友们”就有意见，因而常发生争吵事件。一家旅社的青年工人这样责难旅客，说：“委员长（蒋介石）的儿子蒋专员都尊重工人称工友，不许叫茶房，你为什么要叫我们是‘茶房’呢？”后来这位工人把警察找来了，警察对旅客批评了一顿才算了事。
一些年龄较大，稍有觉悟的工人，对蒋经国这一套则没有多少好感。他们觉得是不是尊重工人，不表现在嘴巴上，他们说：“叫一声工友，难道就改变了我们工人的地位了吗？蒋专员如果真是关心爱护我们的工人，少给我们搞些额外负担（指这样那样的会议，向总裁行礼、背诵赣南家训等等），就谢天谢地了！”不过，话要说回来，叫工友总比叫茶房、车夫更好听，含着些许尊重。
蒋经国在赣南还组织并亲自参加过许多宣慰赣南人民和宣慰抗日将士的活动。有的是由他率领专署政工人员和三青团江西支团的宣传人员数十人赴赣南各县进行宣传慰问，用演戏、说唱、快板等形式宣传讲解他的“新赣南建设计划”，宣传蒋介石的“丰功伟绩”和讲解他的“赣南家训”等。每到一县或区、乡就要召开宣慰群众大会。会后，他还要搞些什么“访问贫苦民众”呀，慰问表彰建设新赣南的“有功”人员呀！颁发由他署名或签名的奖状、奖品等等。他还在新赣南大礼堂前面的广场设立一座“留芳牌”，样子像过去的忠节牌坊，凡对当时的建设工作做出特殊贡献的人，就把他们的名字刻在上头。这虽有笼络人心，为他效命的成分，更有表彰群众，树立楷模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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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民爱民（2）
那时候，“蒋经国”这牌子很吃香。不属于赣南地区的宣慰活动，也要把他拉进去。如“西北宣慰团”、“江西各界赴粤北前线慰问团”的团员中，都有蒋经国的大名。三青团江西支团组织的“江西青年前线慰劳团”则是蒋任团长，全团约四十余人，奔赴江西上饶三战区慰问司令长官顾祝同，上高副长官罗卓英、临川副长官上官云相以及浙江金华浙省保安司令黄绍竑等。蒋经国并未去，只是打着团长蒋经国这块牌子，散发了大量的印刷品，印有慰劳团团长蒋经国的名字，并扬言“蒋团长”即日就要赶来亲自慰问前线抗日将士们。这样一来，顾祝同、罗卓英、上官云相、黄绍竑等人为了讨好蒋经国，反而发动当地机关团体等组成了“欢迎蒋经国先生远道光临指导”的盛会，慰问者倒成了被慰问者。蒋氏慰劳团借光受到各军政当局盛大的接待，高级烟酒、山珍海味地造，耗费了不少财力物力。结果以所谓“蒋团长因有要公不暇分身”为藉口临时中止亲来慰劳，由副团长代向前线将士深致敬意了事。与此同时，慰劳团人员还向各地大肆宣传“新赣南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所有这一切，说到底，无非是宣传蒋经国个人而已。批评者认为他是沽名钓誉。
蒋经国为了把他的“亲民”、“爱民”活动搞得更加白热化、制度化，曾于1940年起，明令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为“赣南官民同乐节”，开展官民同乐活动。每逢这一天，要在赣南各地广泛召开官民座谈会、联欢会等。在赣州召开的官民座谈会，照例是由他在会上报告一年来赣南经济建设的各项成就，并征询到会者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到会的“民众代表”，实际都是些地方封建势力的头面人物，他们为了巴结蒋经国，对蒋经国只是一味吹捧。随后小蒋及专署人员分别招待各界代表看招待戏、喝招待酒，以及吃招待饭等，猜拳敬酒，耍闹一整天。
“官民同乐节”的晚上，叫做“不夜天”。这一晚，赣州市的百姓都要参加同乐晚会。锣鼓、喇叭、鞭炮、广播、音乐歌声、口号声等响彻云霄；党、政、军、商、学、工、农各界人们成群结队搞各式各样的化装表演，说说唱唱，如醉如狂。蒋经国和他的俄籍太太戴上红绿带扎的高帽子，手舞足蹈地跳跃在人群之中，嘴里高喊：“让我们尽情欢乐吧！”、“祝赣南人民幸福快乐！”、“总裁万岁！万万岁！”等口号。蒋氏夫妇成了欢乐的漩涡，他们游行到那里，那里的人群就热烈鼓掌，大放鞭炮，跟着他呼口号，乱跳乱蹦一阵。他怕“不夜天”游行狂欢的人们不能坚持通宵活动，事先就指示了各保指导员要掌握好游行人数，不准中途退出。否则，就叫做不热心官民同乐的人，要受到指责。这就过分了。弄得赣州城内的市民一个晚上不能睡觉，一直要闹得第二天黎明才回家。老百姓第二天还要劳动，大家叫苦不迭！他们背后说：“这明明是叫人吃苦受罪，还叫什么乐哟！”
蒋经国以专员身份兼任赣州城内他住地保的指导员。在“官民同乐节”这一天，他还以保指导员的名义在该保内挨家挨户间寒间暖，表示亲切关怀民众之意。有时也施一点小恩小惠，送某老大娘一斤猪肉呀，送某残废老人五斤米呀，到街道打扫一下清洁卫生呀等等，以示他“尊老”、“亲民”之意。这虽是象征性的，但以他身分之尊，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
愿听谩骂
在广西桂林大学毕业的黄文耀，自荐成功被蒋专员录用在专署工作。他在专暑工作不久，蒋专员找他谈话，说：“我准备派你到乡镇去工作，凡做事要从基层做起，基础才稳固。你到下面后，可能会听到老百姓骂我的，你可以参加去骂，不要紧的。看看群众不满意的是什么问题。”
由于当时小蒋新政伊始，黄文耀只听到一片赞扬声，所以只好交了白卷。
但是，群众的谩骂却找上了蒋专员的门。
有一次，春风得意的小蒋同得意的部属、上犹县长王继春，步行去虎岗新村，刚走到建春门浮桥头，就看到一个女人在眼泪汪汪地呼天抢地，大骂蒋经国。挨骂的小蒋没有气恼，走前去问他为什么骂蒋专员。妇女不知道眼前就是她骂的人，哭诉她的丈夫被刚抓去当兵，一家失去顶梁柱，屋倒瓦塌，无以度日，所以哭得这么伤心，骂得这么厉害。小蒋听了很同情，着人去调查了解，酌情解决她的困难。
真的骂到头上也不好受的。他一路上沉默寡言，无精打采，一到虎岗，就唉声叹气地躺在休息室，十分委屈地对王继春诉苦：“如果是土豪劣绅骂我，是因为我惩办了他们，为人民除害，那是我做得好，做得对，我并不介意。而今天却是一位普通妇女骂我，说明我还没有为老百姓办好事情，也就是说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好……”
王县长一劲劝慰，一再说明是政府征兵政策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