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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还告诉喻松：“苏联的军事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尤其是空军，已大大超过美国。苏联现正派出大批空军支援我们抗击日军，南昌将成为苏联红军的驻留基地。”
蒋经国是位闲不住的人。他常说：“不怕工作忙，就怕没事作。”在讲习院工作时，蒋经国身强体健，又爱劳动，干劲很足，与学员同吃、同住、同上课，以身作则，表现出一股朝气。每逢星期六，还带领学生打着赤膊和赤脚，清扫讲习院内的厕所，挑大粪送到农民的地里。夏收期间，他曾几次率领全体学员帮助附近农民抢收抢种。他对插秧割禾样样在行。
星期日上午，他带领学员下田参加义务劳动。他身穿工作服，赤脚穿草鞋，带头下水稻田，帮农民拔草。当地农民耘田完全靠双手双脚，弯着腰用手拔，双足踩，劳动强度大。在炎日如火，泥水蒸人，稻叶如刀，苗茂不透风等条件下，就是从小做惯的农民，也视耕田为畏途。俗话说：“读书人怕考，种田人怕拔草。”但是蒋经国却率领学员一下田就半天，不怕烈日晒，不怕溽暑蒸，不怕田里污泥脏，不怕苗里不透风。学员见到总队长以身作则，也就拼命去干。农民见到他这样不怕苦，为他们义务劳动，无不感谢。
有一次外出劳动，下乡去帮农民插秧，队员雷少山是一个在小集镇上生长的小伙子，没下过田。当他正在全神贯注地躬着腰杆插秧时，偶然看到左腿爬上了一只蚂蝗，正在津津有味地吸他的血，他吓得惊叫起来，不知怎么办。这时左侧有个人，用手掌替他拍落，还慈母般地说：“这怕什么！”
被人“造册”告状到他老子（3）
他抬头定睛一瞧，竟是蒋总队长。他不觉为自己的大叫大喊脸红，再看总队长插的秧，整整齐齐，笔直顺溜，不由得打心眼里佩服。
休息时，他对喻松和雷少山说：“我在苏联参加过劳动，种过地，打过铁，还扫过厕所。回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劳动，现在手指也显得细了。”
政治讲习院是高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有些人不把小蒋放在眼里，对蒋总队长从苏联列宁格勒政治军事大学学来的军训这一套，不加欣赏。但是每当小蒋率领学员义务劳动、收工归来的时候，看到他们浑身大汗，半身黄泥半身水，整支队伍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抗战歌曲走进院大门的时候，许多教师、职员也就心悦诚服，自愧不如了。
训导处主任许德珩是一贯支持蒋经国的。他常在留学欧美的教师面前说：“小蒋能带头赤脚下田劳动，这种不怕苦的精神，是我们之间办不到的。我们应该认输，承认不如他。”小蒋对这些老人也以父辈视之，以晚辈自居，谦虚谨慎，恭而敬之。
在讲习院要结束时，喻松发现第三营营长在学员伙食上有贪污行为，便据实转报了蒋经国。他把这位营长找来，大动肝火，当众厉声斥责：“你还要不要做人？你这么搞，就离太阳远离土地近了。”
喻松同蒋经国去看过好几处难民收容所。有一次他们到石头街难民营吃了一餐饭，办得还好。一问难民，都说：“只有这一餐好。”蒋经国便批评了乱弹琴的所长。
蒋经国不只是光看难民们的住、吃情况，而且还深入难民之中去询问温饱，并调查难民中能为抗战出力的人才，一有发现，随即登记。例如，韦安仁是小学教员，蒋经国把他从难民收容所调到讲习院军训总队搞文书工作。韦后来跟蒋经国到赣南，当了定南县县长。如遇到难民控诉管理人员克扣伙食，他轻则当众斥责，重则转知有关部门撤换。可见，蒋经国对于他所认为的“四害”，确乎是深恶痛绝的。
当时，讲习院预定8月份停办，喻松顺便问蒋经国：“下一步作何打算？”
他答得干脆：“两个打算，一个是去西北开垦；一个是在江西选个县来作实验。”
大约是1938年的7月上中旬，正在讲习院临近结束阶段，蒋经国勿匆忙忙跑来对喻松说：“老头子来了电报，要我火速回去，这里的事情你照应。”
喻松说：“目前没有什么，不过在结束前你得赶回来，那时可能有许多事要处理。”他连说了几声好之后便大步走了。
这一去就是半个多月，直到7月底才回来。小蒋一回来便急着向喻松询问工作情况，是否有什么遗留问题得解决。
喻松告诉他：“结束工作基本解决。各县保送来的学员已悉数回县，只剩下在南昌招考的几十名区指导员班学员尚留院等候分配工作。”
小蒋立即拉喻松同去民政厅找王次甫厅长。他说明来意后，王次甫一面表示设法解决，一面又诉苦说：“我是老牛拉破车，分下去的人县里不一定接受。”
蒋经国却一变常态，用严峻的口吻对王说：“这个事你要负全责，务必在最近几天里分下去。”用这种责备的语气对人说话，在小蒋是极少有的。
这次蒋经国一回来，喻松就发现他情绪不对头，他变得表情深沉，素有的那种蓬勃朝气也消失了。
第二天晚上，喻松去到他的卧室，他正坐在桌边思索什么。喻松先发问：“这次何以去了这么久？究竟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他咳了一声说：“一言难尽！”
喻又追问：“到底是为什么事？”
他低声说：“挨了老头子的训。”停了一会，他又稍稍提高嗓门说，“不知道什么人捣鬼，把我在江西的情况，添油加醋、捕风捉影地编造了厚厚一册‘情报’，送到老头子那里去了。老头子见面，话还没说，便气愤地将那册‘情报’往地下一掷，说了声‘你在江西做的好事，你自己看去，’便起身走了。”
喻松又问：“那册材料编造了些什么呢？”
他说；“总括来一句话，无非是指责我在江西包庇共产党。”
喻再问：“后来怎样呢？”
他说：“打这以后，每天有党国###来对我进行教育，戴季陶、于右任、居正、陈果夫等都来过，要我明确党的光荣史和伟大业绩，要体验创业的艰难，要领导抗战到胜利等等。稍后，陈立夫来了，他开门见山地要我参加国民党，并说：‘这是老头子的意思，如不办好参加党的手续，就不能回江西去。’”
喻进一步问：“你办了参加手续没有？”
他说：“办了，不办不行。回来前，老头子曾短时接见，再三叮嘱要以党的意志为本，三民主义是永远不能动摇的。”
被人“造册”告状到他老子（4）
小蒋其实在上海上学时就加入了国民党，但那是秘密入党，到苏联留学后国民党籍就取消了，得到的是苏###籍。这时候他迫不得已公开加入国民党，他的联###证当然也就抛到九霄云外了。
蒋经国回来后的头几天，郁悒寡欢，言行上也明显地收敛了，既少找人，也少说话，由“朝天椒”变成了“蔫茄子”。也不由他不蔫，小蒋回来后不久，蒋介石派了40名武装卫士来到南昌。当时，小蒋还在讲习院，他要喻松安排这批武装卫士的食宿。约一周后，这40名武装卫士便随蒋经国去了抚州温泉新兵督练处。
在讲习院这段时期，喻松有一点印象感受较深，即小蒋对父亲的命令是坚决服从的。蒋介石每月都给他写信，而且是用毛笔正楷书写，内容多半是嘱他认真学习《曾文正公家书》，并领会齐家修身治国之道，以及尊重上级、爱护部属之类的话。同时，也要蒋经国用毛笔正楷书复。在当时，这对于他确实是个难题，可是他认真对待，常一遍又一遍地书写，总要写到自己认为可以时才封发。他小条桌上摆着的惟一东西，就是蒋介石派人为他送来的四大本《曾文正公家书》，据说是蒋介石亲手用朱笔批点过的。
有一次，喻松故意指着《曾文正公家书》问他：“你对这个感兴趣？”
他只稍稍摇晃了一下脑袋，并没有吱声。这显然是表示不感兴趣或兴趣不大。可是，他还是每天按时阅读，很少间断。
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第一期区乡镇人员训练班，自1938年5月开学到7月训练期满，正当办理结业分配计划筹办第二期之际，日军沿长江进犯，赣北湖口、马当失陷，九江告急。讲习院连遭敌机空袭，部分房屋被炸毁，不得不暂告停办。王造时、许德珩、罗隆基等参政员赴重庆，蒋经国回到江西保安处坐冷板凳。
1938年冬，政治讲习院迁往泰和小溪头，1939年春，又南迁至赣州七里镇的梅林，继续开办第二期。不久，蒋经国接任赣南行政区专员，迫切需要大批基层干部。为适应他的需要，熊式辉在政治讲习院专门为赣南培训了一批区乡镇干部，其生源主要是原赣南11个县的在职干部，并公开招考了一部分，训练三个月后，全部都交由赣南公署分配工作，其中一部分成了小蒋的亲信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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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练的新兵被小蒋练得服服贴贴（1）
江西政治研究院不办了，蒋经国又只有仍当那个虚设的保安处副处长。闲来无事，他便往下走动，常与保安团的下级军官来往，在士兵当中公开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兵役制度，揭露征兵时用钱买卖壮丁、虐待士兵的弊端，得到青年人的拥护，却又让熊式辉头疼。他又想把小蒋打发得远远的，免得尽在眼皮子底下找麻烦。可往哪儿打发又颇费心思。
蒋经国曾要求熊式辉派他出任南昌附近的永丰县长，但永丰县在江西是个比较大的县，熊式辉认为蒋经国太年轻，怕稳不住阵脚出乱子，没有同意，只允许安排他到赣南的偏远小县——安远县当县长。据说蒋经国曾到安远县去看了看，很不满意那块闭塞落后的巴掌大地方，就没有去。
小蒋仍然无事可干，东游游西逛逛，到处打抱不平，又在外面批评这指责那，甚至指责到省政府头上来了。熊式辉甚感厌烦，就像手里不小心抓了个刺猬。就在这时，熊彬出了个主意，成立一个新兵督练处，让蒋经国去管，看看他有什么办法来管壮丁。熊式辉拍手称好，立刻批准，拨了四个团的壮丁交给他去训练。任命蒋经国为处长，柳昕为副处长。柳昕是熊彬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属熊式辉的亲信，派柳昕到新兵训练处，完全是为了暗中监视蒋经国的行动。
新兵难训，这难不倒蒋经国。
训练新兵，得找一个僻静地方，蒋经国听说临川温泉不错，就前去勘察。这里原来是一个荒凉的地方，人烟稀少，乱草丛生。蒋介石在江西“剿共”时，有一次宋美龄跟着路过这儿，她看到有温泉就来了兴致，下车洗了洗手，然后对蒋介石说：“大令，这温泉真好，可惜这儿太荒凉了，要是在这儿盖所房子，砌个池子就好了，我们可常来这里洗洗澡。”
宋美龄也就是顺嘴随便说说。一路跟随委员长夫妇的熊式辉省长，为了讨好宋美龄就马上征调民夫，只几个月的工夫就在这儿修起一座别墅，还开办了一个“励志社”。可是别墅修好后，宋美龄早就回到南京去了，日本人一来又到了峨嵋山，这儿就废弃了。
真是父母栽树，子女乘凉。蒋经国在温泉转了一圈，认为这是个练兵的好地方，夏天可以避暑，冬天可以洗澡，士兵们一定会高兴。于是他就在这里安营扎寨了。
场地选定后，小蒋就着手制定了练兵计划。他胃口很大，决定第一批要训练六个团。蒋经国虽说是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红军军政学校毕业的，但他没有亲自带过兵，尤其是国民党的懒散兵和当时威武雄壮的苏联红军又完全没法比，远不在一个层次上。国民党的兵多半是抓来的，莫说训练了，连把他们拘在军营都难，刚从农村抓来的壮丁甚至连做梦都开小差，一跑就是一大串，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小蒋的同事们都为此犯愁，怕兵多了不好管，六个团的新兵得多少人才能看住他们？
蒋经国也伤脑筋，正在他也一时无措的时候，他在俄罗斯军校和野营的训练经验在脑海活跃起来，他忽然灵机一动，高兴地说：“我们为什么不采取苏联红军加强政治工作和思想教育的办法？”
部属问：“那是什么办法呢？”
小蒋说：“在加强军事训练的同时，要深入地对士兵进行保家卫国的教育，启发他们的民族意识，说明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是军人的神圣职责，把国家的安危和他们的家庭利益紧紧地联系起来。”
大家都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不妨一试。蒋经国又眉飞色舞地说：“光这还不行，我们还要关心士兵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官长要去掉军阀作风，不许随便打骂士兵。另外，还要通知地方政府，让他们照看好军人家属的生产和生活。这样才能使战士安心服役打仗，去掉后顾之忧。”
新官新作风，蒋经国率先垂范，树立榜样。他把前苏联的官兵关系搬过来，运用自如，虽然山高皇帝远，他也不能太放肆，所以要贴上中国标签。刚好他在溪口学了王阳明的“知行统一”的哲学，那可是他老子喜欢的哲学，是很好的保护伞。他自己本来也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和士兵们生活在一起，同住宿，如同家人。于是，令南昌官僚头疼的小蒋，在偏远的临川温泉热热闹闹地练起了兵。
经过深入的思想教育，树立了新的官兵关系。蒋经国又对一些“专以卖身给有钱人家顶替壮丁来赚钱的兵痞”进行惩处。这些兵痞十分可恶，他们卖一次得一笔钱，到了部队就跑，跑出来吃喝嫖赌干坏事，钱花光了再卖，有的已经卖过三次了。他对这样的“兵痞”执法如山，严惩不贷！这样一来，开小差的显著减少了。
当时国民党军队的纪律实在坏得很。有的人只要一披上军皮就趾高气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