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另面- 第15部分

　　　　然黄遵宪未回籍，也未等到九月，而是在陈宝箴的催促下，于是年七月中旬赴任。途中过鄂，与张有密切且长久的交谈。七月二十一日，湖南巡抚陈宝箴发电张之洞，有意让黄遵宪署理湖南按察使。张之洞次日回电，称言：◆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箇电悉。黄道遵宪署臬篆，极为相宜。当即将尊电录示黄道。黄意以台端初六日即须入闱，该道拟二十七日行，约初一日到湘，尚可谒见数次。至李臬司入觐批折，虽于初十日外方到，该道渥蒙优待，俾权臬事，到省后谨当静候数日。嘱代请示等语。鄙意黄道似以月初到湘为便，庶可早得晋谒。即候十余日，再委署臬似无妨。盖将委以重任，即无投闲之疑也。特此奉达。尊意究以如何为妥，祈速电示，以便饬遵。祃。”

　　　　陈宝箴、张之洞为黄遵宪的仕途作了精心的安排。黄到湘后，张、黄两人电报频频，交情亦好。

　　　　前已述及，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三日，清廷下旨召张之洞进京，黄遵宪闻讯即于初四日（1898年4月24日）发电张之洞：

　　　　“闻奉召入觐，此事关系中国安危，谨代通国志士叩贺。遵宪禀。”

　　　　此时张之洞对召见的背景一无所知，黄遵宪如此发电，很可能与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共同参与了杨锐、刘光第在京的密谋。闰三月十二日（5月2日），张之洞决计北上入京，发电黄遵宪：

　　　　“急。初四电愧悚。此行不过备顾问耳。尊意有何救时良策，祈详电指示，以便力陈。感祷。洞。文。”

　　　　黄遵宪为此于闰三月十六日（5月6日）发回一份长电报，详细说明其外交与内政的主张：

　　　　“捧读文电，感悚无似。宪台此行，倘进枢府，必兼总署。自三国协谋还辽后，彼以索报、以争利、以均势之故，割我要害，横索无已，至今日已明明成瓜分之局。俄、法、德皆利在分我土地，惟英以商务广博，倭以地势毗连，均利我之存，不利我之亡。故中国是必以联络英、倭为第一要义。

　　　　“然联络英、倭，尚不足以保国；欲破瓜分之局，必须令中国境内断不再许某国以某事独专其利、独擅其权而后可；既不能理喻势格，何以阻其专利、擅权？故必须设法预图，守我政权，将一切利益公分于众人而后可。彼欲争揽于我者——铁路，不如商立铁路条例，无论何人，均许其入股。彼所垂涎于我者——矿山，不如商立开矿条例，无论何人，均许其开采。彼素责我以不愿通商，今即与之设开通之法，无论何处，均许通商。彼责我以不愿传教，今即与之商保护之法，有法保护，任听传教。自订约五十年来，凡彼所求于我者、责于我者，譬如昨死今生，一切与之图谋更始。所有均利之法、保护之法，但使于政权无所侵损。凡力所能行者，均开诚布公，与之熟筹举行。如谓华官不能妥办，宁可由中国国家聘雇西人，委以事权，俾代襄办。举从前未弭之衅端及他日应杜之祸患，均与之约束分明。
第53节，
　　　　“既许各国立（入）我内地筑路、开矿、通商、传教，应照万国公例，此均系各国子民自图之利益，不必由各国政府出头干预。不幸有进入内地亏产受害者，均照新议条例办理，专就商人、传教人本事，秉公妥办，不得于本事之外，牵涉他事，责偿于中国国家。倘再有无故侵我土地者，中国必以死拒。援大同之例，期附公法之列；藉牵制之势，以杜独占之谋；处卑屈之位，以求必伸之理。朝议一定，便邀约各国商办，并请各国公保不相侵占，务使中国有以图存。如此办理，英、倭必首先允诺，俄、法、德亦无辞固拒，或者瓜分之祸可以免乎？

　　　　“国势既定，乃能变法，以图自强。变法以开民智者为先。著先于京师广设报馆，以作消阻闭藏之气，博译日本新书，以收事半功倍之效；再令各省设学堂，开学会，以立格致明新之堂。而先务之急，尤在罢科举，废时文，其他非一时所能猝及也。~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窃为宪台熟计，如入参大政，必内结金吾，外和虞山，乃可以有为。倘若奉诏回任，不如留驻京师，专以主持风会、振新士气为己任，其补益较大。

　　　　“以遵宪之愚，何敢及军国至计，顾受知最深，辱承下问，敢倾臆缕陈，伏惟裁鉴。谨叩荣行，并贺公子捷音。遵宪谨禀。咸。”

　　　　黄遵宪的这份长电，从未发表过，故录全文，以说明其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政治主张。其中全面开放铁路、矿山、通商、传教四事，未必能真阻列强各国之进逼；而开报馆、设学堂、废时文，又是当时主张改革者的共同主张；“金吾”，步军统领，此处指荣禄，虞山，常熟城外有虞山，此处指翁同龢，前者与张之洞不通交，后者与张之洞派系相异，黄皆主张联合。至于“倘若奉诏回任，不如留驻京师”一句，似指光绪帝若命张之洞回任，张即以病求退，留在北京，主持舆论。黄于此确实开诚布公，说明其真意。然张之洞对此似无复电。是年六月初五日，张之洞保举使才，其中包括黄遵宪。黄于六月十四日复电张之洞：

　　　　“长沙黄道来电。奉谕敬悉。职道自海外奉调，始屡邀荐举，感念恩知，愧难报称。过鄂重亲训诲，冀有秉承。启行定期，容再续禀。遵宪谨禀。”

　　　　“过鄂”，指黄遵宪因徐致靖保举，光绪帝命其入京预备召见，他将经武昌再拜见张。（后将详述）从“启行定期”等语来看，张之洞曾有邀请其过鄂相谈之电，黄对此表示同意。

　　　　以上我用了极大的篇幅来说明张之洞与黄遵宪的关系，正是为了反衬此后张之洞与黄遵宪的决裂。
第54节，三、黄遵宪对《时务报》内部分歧的态度及张之洞幕中反应
　　　　三、黄遵宪对《时务报》内部分歧的态度及张之洞幕中反应

　　　　由前节的叙述可知，当康有为从南京到上海办理《强学报》时，黄遵宪已在上海与法国总领事谈判办理江南教案。康、黄虽为广东同乡，但两人的结识却由梁鼎芬介绍。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九《己亥杂诗》中有一首称：

　　　　“怜君胆小累君惊，抄蔓何曾到友生，终识绝交非恶意，为曾代押党碑名。”

　　　　该诗另有注文曰：

　　　　“八月二十五日得一纸曰：□与□绝交。然乙未九月，余在上海，康有为往金陵谒南皮制府，欲开强学会。□力为周旋。是时，余未识康，会中十六人有余名，即□所代签也。又闻□与康至交，所赠诗有南阳卧龙之语。及康罪发，乃取文悌参劾之折，汇刊布市，盖亦出于无奈也。”

　　　　此中的□，即为梁鼎芬。以“南阳卧龙”——即在野而尚未出山的诸葛亮——来比拟康有为，可见梁此时的评价之高。上海强学会名单中黄遵宪之名，亦是由梁代签。当康有为因上海《强学报》中用孔子纪年诸事遭张之洞强压时，黄遵宪曾致书梁鼎芬，欲从中调解关系。

　　　　前节已述，《时务报》之创，张之洞已回武昌，黄遵宪仍在上海，是该报最主要的创始人之一。从今存《汪康年师友书札》来看，黄遵宪对该报初期事务甚为关注，有着许多指示；黄于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北上天津后，仍是书信不断。对于《时务报》内部的汪康年、梁启超之争，黄遵宪虽在北方，仍十分关注。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十日（1897年4月11日），黄致汪信称：

　　　　“馆中仍请聘铁乔总司一切，多言龙积之堪任此事，铁乔不来，即访求此人何如？而以公与弟辈为董事。公仍住沪，照支薪水，其任在联络馆外之友，伺察馆中之事。”

　　　　黄提出由汪的朋友吴樵或康的学生龙泽厚出任《时务报》经理，黄和汪仅任该报董事，汪的责任仅是“联络馆外之友”，实际是削汪之权。光绪二十三年七月，黄遵宪去湖南赴任途中路过上海，与汪康年、梁启超均有商谈，其削减汪《时务报》之权限一事并没有成功。前节已叙，在章太炎与康党矛盾中，汪与章一党，且为同乡；而在汪康年、梁启超的矛盾中，黄遵宪护梁责汪。黄又与康、梁同乡。此中又有浙、粤地域之见。

　　　　《时务报》第40册梁启超《知耻学会叙》一文，引起了张之洞的反感。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五日（1897年10月10日），张之洞让其幕僚钱恂发电《时务报》馆：

　　　　“《时务报》馆汪：四十报速电京缓发。恂。咸。”

　　　　虽是短短数字，且未说明原委，然汪康年、梁启超十分谨慎，仍立即联名回电：

　　　　“奉电谕，感切。惟报早分寄，容设法改正。康、超。咸。”

　　　　即在电中表示了完全妥协的态度。然张之洞却未与梁启超细加计较，直接去交手，而是于九月十六日（10月11日）发电陈宝箴、黄遵宪：
г米г花г书г库г ；http：//www。7mihua。com
第55节，
　　　　“《时务报》第四十册，梁卓如所作《知耻学会叙》，内有放巢流彘一语，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恐遭大祸。陵寢蹂躏四字亦不实。第一段越惟无耻云云，语意亦有妨碍。若经言官指摘，恐有不测，《时务报》从此禁绝矣望速交湘省之人，此册千万勿送”

　　　　上海的《时务报》刊文、在上海的梁启超作文，张之洞却发电湖南长沙，实际上是想用黄遵宪来约束梁启超。张当然听说了黄与梁的关系，可能也听说了湖南官绅已聘梁来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陈宝箴、黄遵宪对此立即回电。黄遵宪回电称：

　　　　“既嘱将此册停派，并一面电卓如改换，或别作刊误，设法补救，如此不动声色，亦可消弭无形卓如此种悖谬之语，若在从前，诚如宪谕，恐招大祸。前过沪时，以报论过纵，诋毁者多，已请龙积之专管编辑，力设限制，惟梁作非龙所能约束。八月初旬此间官绅具聘延卓如来学堂总教，关聘到沪，而卓如来鄂，参差相左，现复电催从速来湘，所作报文，宪当随时检阅，以仰副宪台厚意。”

　　　　“宪当随时检阅”一语，也承担其中的连带责任。十月初二日（10月27日），黄又发电：“四十号《时务报》抽撤两页，如常分派，即电报馆通行，鄂省可否照此办法？宪禀。”在此之后，康有为的学生徐勤在《时务报》上的文字，也得罪了张之洞。

　　　　光绪二十三年秋，在黄遵宪等人的操办下，梁启超离开上海，到长沙主持时务学堂。在此前后，《时务报》馆中的康有为各弟子亦陆续离开。由此可见，汪康年、梁启超之争中的第一个回合，以汪胜梁败为结局。

　　　　虽说在第一个回合的纷争中，张之洞在梁、汪两人之间稍偏于汪，但仍是很不明显的。张的这种态度，不仅是私人关系的远近，也有学术观念与政治立场间的差异。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汪康年到长沙，梁启超于十一日（1898年3月3日）致信汪康年称：

　　　　“公等在上海歌筵舞座中，日日以排挤、侮弄、谣诼、挖酷南海先生为事。南海固不知有何仇于公等，而遭如此之形容刻画！然而弟犹靦然为君家生意出死力，是亦狗彘之不如矣。此等责弟，有意见诚不敢避也。要以此事一言以蔽之，非兄辞，则弟辞；非弟辞，则兄辞耳。弟此次到申，亦不能久留，请兄即与诸君子商定，下一断语，或愿辞，或不愿辞，于廿五前后与弟一电（梅福里梁云云便得），俾弟得自定主意。如兄愿辞，弟即接办。并非弟用私人阻挠，此间已千辛万苦，求人往接办，必不用康馆人也。如兄不愿辞，弟即告辞，再行设法另办此事。”

　　　　梁启超此信是摊牌，以迫汪康年辞职。然汪至此仍不肯交出《时务报》，在其背后已有张之洞之撑腰。梁启超随后离开长沙进京参加会试，《时务报》完全由汪控制，另聘郑孝胥为主笔。汪又在武昌宣称：“梁卓如欲借《时务报》行康教”。这正是张之洞及其一派最为担心者。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清朝驻日公使裕庚致函总理衙门，称：“孙文久未离日本，在日本开中西大同学校，专与《时务报》馆诸人通。”而汪康年恰于光绪二十三年冬有日本东京一行。康有为、梁启超欲将此归咎于汪。黄遵宪出面发电让汪康年交出《时务报》，梁鼎芬则出头致电湖南与黄相抗。时在张之洞幕中的陈庆年，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日（1898年5月10日）日记称：

　　　　“闻康长素弟子欲攘夺《时务报》馆，以倡康学。黄公度廉访复约多人，电逐汪穰卿，悍狠已极。梁节庵独出为鲁仲连，电达湘中，词气壮厉，其肝胆不可及也。”
第56节，
　　　　四月初一日日记又称：

　　　　“闻节庵说，黄公度复电，以路远不及商量为词，且诬汪入孙文叛党。其实公度欲匈挟湘人以行康学，汪始附终离，故群起攘臂”

　　　　而在闰三月二十一日，陈庆年致信汪康年：

　　　　“闻报馆之事，群起攘臂，殊堪骇异。梁公节庵独出为鲁仲连，电告湘中，词气壮厉，幸如所嘱，坚持无动，鬼神之情状，圣人知之，何足畏哉！”

　　　　陈庆年的话，表明了张之洞一派的集体态度。他们此时与康有为一派不仅是学说上的分离，而且已在政治上对立，汪康年又一次度过了危机。梁鼎芬之所以能“出为鲁仲连”与黄遵宪对抗，是其背后站着张之洞。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1898年7月13日），即《时务报》改官报风波之前夜，张之洞发电汪康年：《时务报》“六十五期尊撰必至之势论，精确悚切，有功世道人心，海内自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