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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
《劝学篇》写完之后，张之洞也有着很大的宣传计划，首先是送往北京。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三日（1898年7月21日），张之洞发电其侄吏部主事张检、其子新任刑部主事张权：“折差寄《劝学篇》三百本，以百本交仲韬、百本交叔乔，百本自留，亲友愿看者送之。”“折差”，湖广总督派往北京递送奏折的差弁。“仲韬”，黄绍箕，字仲彛胖匆话阈醋髦勹海笆迩恰保钊瘢质遽剑胖淳Ｐ醋魇迩牵饺私晕旁诰┳钗仔胖恕Ｒ淮渭此褪�300本，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恰恰于此前的六月初一日，黄绍箕因浙江巡抚廖寿丰保举其为“使才”，由光绪帝召见，他在召见中向光绪帝推荐了该书。六月初五日，黄绍箕通过翰林院向军机处致送《劝学篇》2本并副本40本。六月初七日（7月25日），军机处正式呈递，光绪帝当日下旨：
《劝学篇》“内外各篇，朕详加披览，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著将所备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
这是百日维新期间得到光绪帝认可的两部政治指导性著作之一（另一部是孙家鼐推荐的冯桂棻《校邠庐抗议》），《劝学篇》由此奉旨在全国各地刊印，成为晚清印量最大的著作之一。陈庆年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六月十三日日记称：
“惟本月初七日上谕：以《劝学篇》颁发各督抚刊行，谓其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南皮师此书纠正康党之论极多，诏书褒嘉，是可喜也。”
然而，《劝学篇》之“非康”，仅是该书的目的之一，其相当篇幅且相当重要的内容，是呼应当时的变法，其中许多政策或政治设计也与康有为、梁启超的主张大体相同。在一些人眼中，特别是保守人士，难以分清张之洞与康有为的差别。前引辜鸿铭称“外国人认为此书证明了张之洞赞成康有为的改革方案”，是指不了解内情、尤其是无法读懂孔子改制之类内容的外国人；而戊戌政变后，张之洞也担心本国人尤其是当政者未识其意而不辨其异，主动站出来予以说明。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二日（1898年10月16日），陈庆年在日记中称：
“梁节庵以字见邀，云有事要商。及去，朱强甫、陈叔伊均在，乃南皮师嘱将《劝学篇》中暗攻康、梁者一一检注，分我三人分任之。归后，检书为之。”
九月二十六日，上海《申报》以《读南皮张制军〈劝学篇〉书后》为题，刊出此文：
“伟哉！此篇。殆综中西之学，通新旧之邮，今日所未有，今日所不可无之书也然仆服膺之意，尤有进也。当大逆无道之康有为邪学倡行之日，无所忌惮，而靦然人间，始则鸱张于其乡，渐且流毒于天下，从未有著书立说以斥之者。制军劳心国事，寝食未遑，独于康书康教康徒康党，灼知其奸，先防其弊，不惮再三指斥。读之者事前或不尽觉，事后无不晓然。试举数条，以知旨趣。”
该文共举出《劝学篇》中刺康言论共计14条。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外篇非弭兵第十四》一节，称言：
“今世智计之士，睹时势之日棘，慨战守之无具，于是创议入西国弭兵会，以冀保东方太平之局。此尤无聊而召侮者也奥国之立弭兵会有年矣，始则俄攻土耳其，未几而德攻阿洲，未几而英攻埃及，未几而英攻西藏，未几而法攻马达加斯加，未几而西班牙攻古巴，未几而土耳其攻希腊，未闻奥会中有起而为鲁连子者也”
第17节，
此处所言，直指一事，即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给事中高燮曾上奏保荐康有为入“瑞士弭兵会”，光绪帝下发总理衙门“酌核办理”。《读南皮张制军〈劝学篇〉书后》一文对此评论称：“此诋康有为去年欲诳骗金钱，即衔妄议游历外洋，入弭兵会之笑柄也。”此后，湖南经学家苏舆编辑《翼教丛编》，作为“批康”的专集，又收入了《劝学篇》中的《教忠》、《明纲》、《知类》、《正权》、《非弭兵》共五篇。
《正学报》甲午战败后，学会与报刊盛行，张之洞一开始对此是支持的，如前节所述，他对京师与上海的强学会以及《强学报》都给予了实际的帮助；上海的《时务报》、湖南的《湘学报》以及上海的《农学报》，张之洞皆下令用官款订阅，分送湖北省内的官衙、书院，以能在湖北输入新思想。然当时的《时务报》以梁启超为主笔，《湘学报》又深感康、梁的影响，张之洞对此也颇有不满，由此打算在武昌办一份能完整表达自己意志的报刊，并取名为《正学报》。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1898年3月18日），陈庆年在日记中记：◇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过官报局，晤朱强甫，报稿久呈南皮师，尚未发出。王干臣《实学报》改名《正学报》，亦归南皮师出报，尚无付印之日也。”
闰三月十八日（5月8日）日记，陈庆年又记：
“午刻始见，师（张之洞）意在以《正学报》辟诸报谬论，谓余《卫经》、《卫教》二书能作成最佳。”
由此可见，《正学报》以《实学报》改，其目的是“辟诸报谬论”，其主要矛头是对准康有为及其“康学”的。四月初八日（5月27日），张之洞又亲笔下令：
“武昌两湖书院梁太史、纺纱局王干臣、陈叔伊、朱强甫三君：《正学报》请梁节庵太史总理，早经议定奉达，一切馆内事宜，凡选刻各报及各人撰述文字，均须节翁核定，方可印行。切要。洞。庚。”
由此可见，《正学报》以梁鼎芬、王仁俊、陈衍、朱克柔为班底，由梁鼎芬负总责。
王仁俊（1866～1913），字捍郑、干臣，江苏吴县人，俞樾弟子，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授吏部主事。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他在上海创办《实学报》，旬刊，自任总理，章太炎为总撰述，另有撰述、翻译、理事多人，馆址设于上海英大马路泥城桥鸿文局隔壁。至十二月，该报共出了14册。王仁俊曾在《实学报》上曾发表《实学平议》，内含《民主驳议》（在该报第3、5、13、14册上发表）、《改制癖谬》（在该报第14册上发表）两文，批评“民权”论及“素王改制”论，矛头是针对康有为的。张之洞接手《实学报》，改为《正学报》，很可能出于此因。陈庆年称新的《正学报》“尚无付印之日”，似可说明张之洞此时对《正学报》的创办情况或拟刊内容不太满意。
陈衍（1856…937），字叔伊，号石遗，福建侯官人（今福州），光绪八年举人，曾入刘铭传幕。光绪二十三年九月，陈季同、陈寿彭兄弟在上海创办《求是报》，以陈衍任主编。而他在《求是报》上的文字，引起了张之洞的注意。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98年1月19日），梁鼎芬发电上海陈衍：
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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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制造局福州陈叔伊印衍：别友愿见，南皮知君才名，亟思一谈。明正初五前请来鄂。盼复。鼎芬。”
为了加大这一邀请的份量，同一天，张之洞又发电上海郑孝胥，托其婉商：
“上海铁路公司郑苏盦：《求是报》载有陈君衍文字，才识杰出，文章俊伟，近今罕见。欲邀来鄂一谈，可否？望婉商，速示复。洞。感。”
由此，陈衍被张之洞邀至武昌。而从梁鼎芬、张之洞发电时间来看，张之洞自行办报的设想于光绪二十三年底便形成了。
朱克柔（1871…1902），字强甫，浙江嘉兴人。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在上海创办《萃报》，周刊，他任主笔，馆址在上海泥城桥新马路。《萃报》是一种文摘报，摘录当时各种报刊，在上海先后共出版了20册。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1897年11月15日），梁鼎芬代张之洞发电，邀朱克柔至武昌：“上海新马路《萃报》朱强甫：南皮约君来鄂，有要事相商。能来否？速复。芬。”该报此后移至武昌出版，改为半月刊，第21册出版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八日，最后一册为第24册，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
以梁鼎芬、王仁俊、陈衍、朱克柔此时及此后的个人经历来看，皆颇具才华；王、陈、朱又有在上海办报刊的个人经历，可以说，张之洞已经为《正学报》安排一个强大的阵容。而他们还请来了此时才华已露、后来名声大振的章太炎任主笔。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光绪十七年，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谭献。甲午战败后，他关注于时政，也为康、梁参预的强学会捐款。光绪二十二年，他来到上海，任《时务报》的撰述。然因学术分歧，于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三日（1897年4月14日）在上海被康有为弟子所殴，狼狈不堪，避走杭州。此后，章太炎在给其师谭献的私信中表达了对康党的不满：
“麟自与梁、麦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尝谓邓析、少正卯、卢杞、吕惠卿辈，咄此康瓠，皆未能为之奴隶。若钟伯敬、李卓吾，狂悖恣肆，造言不经，乃真似之。私议及此，属垣漏言，康党衔次骨矣。会谭复笙来自江南，以卓如文比贾生，以麟文比相如，未称麦君，麦忮忌甚。三月十三日，康党麕至，攘臂大哄。梁作霖复欲往殴仲华，昌言于众曰：昔在粤中，有某孝廉诋諆康氏，于广坐殴之，今复殴彼二人者，足以自信其学矣。噫嘻！长素有是数子，其果如仲尼得由，恶言不入于耳耶？”
“梁”，梁启超。“麦”，麦孟华。“复笙”，复生，谭嗣同。“梁作霖”，梁启超弟子。“仲华”，孙荣枝。章因被殴，信中言词自然有一些意气，但可见康党在《时务报》馆中气焰之盛。谭献收到此信时，正在武昌。他与梁鼎芬、钱恂等交善，此事必告张之洞。很可能经钱恂介绍，张邀章太炎到武昌。章太炎在《自订年谱》中称：
“余持春秋左氏及周官义，与言今文者不相会。清湖广总督南皮张之洞亦不熹公羊家。有以余语告之者，之洞属余为书驳难。余至武昌，馆铁政局。之洞方草《劝学篇》。出以示余，见其上篇所说，多效忠清室语，因答曰：下篇为翔实矣”
章又在《自述学术次第》中称：
“余昔在南皮张孝达所，张尝言国学渊微，三百年发明已备，后生但当蒙业，不须更事高深。张本好疏通，不暇精理，又见是时怪说流行，惧求深适以致妄，故有是语。时即答曰：经有古、今文，自昔异路；近代诸贤，始则不别，继有专治今文者作，而古文未有专业，此亦其缺陷也。”
第19节，
由于张之洞、章太炎的学术宗旨有相同相通之处，皆主古文经、左氏传；张邀章的目的，是请章写文驳康的“素王改制”。而章被康党所殴的经历，更使张之洞、梁鼎芬希望其能激发讨康的强烈意志。章太炎到武昌后，撰《〈正学报〉缘起》，并作《〈正学报〉例言》；《正学报缘起》称言：
“南海梁鼎芬、吴王仁俊、侯官陈衍、秀水朱克柔、余杭章炳麟有忧之，于是重趼奔走，不期同时相见于武昌冀就其疆域，求所以正心术、止流说者，使人人知古今之故，得以涵泳圣涯，化其颛蒙而成其恳恻”
由此可见，此期办报者为五人，且也没有明显的批康言论。
张之洞精心筹办的《正学报》，最后未能刊行，其原因未详。以我个人的揣度，其未刊的原因大体有二：其一、《正学报》的班底皆有较深的学术功力，以此似可办一所学园式书院（或近代学院），各自讲学研究，千妍万艳；而若要同心协力共办一份政论性的报刊，未必如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康门弟子那般真能力行果效。作为负总责的梁鼎芬，其对学术精神的追求，可能会过于雅致而细碎，这作为学者当属极其自然与正当；而主持定期出版的刊物，字字处处计较，将大大不利于各位撰述的自由写作。作为后台老板张之洞，对报刊文论时有苟求，往往揪其一点而不及其余，且手头事务极多，呈上稿件经常不能及时返回，这一作派明显不利于刊物的定期发刊。其二、光绪二十四年四月“百日维新”开始之后，京师的政治局势变动极快，这本是各类报刊充分成长的最好时机，可随时发布评论或消息，且有众多读者而市场扩大；而《正学报》作为代表张之洞政治观念与立场的政论性刊物，企图对全国的思想与学术进行正确的指导，很难在纷乱的政局中，找到并坚持那种恰如其分的政治立场与学术态度。从前引陈庆年日记中可以看出，张之洞及其幕中人物虽在武昌，但关注的是京师，任何景象与气温的变幻，都会在他们的心中激起重重涟漪。政治家与政治评论家不同。政治家需要那种平静的态度和适度的言论，以能在政治风波中保持其稳固的地位，而不能像政治评论家那样，在政治动荡中指引人们的前进方向。而到了秋天，政变发生了，变法中止了，此类刊物也顿然失去存在的条件和原有的意义。┊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从甲午到戊戌，以上海为中心，全国各地办起了许多学会与刊物，大多是由志同道合的学人士子仓促为之，其绚丽的色彩来自于思想者的摸索与探究，不成熟，多变化，是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