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用意，慈禧太后自然是知情的。
由杨锐起草、与刘光第商订的徐桐荐张之洞奏折，已在档案中捡出，其文曰：
“为时局日亟，请召洞悉洋情疆臣来京面询机宜，以襄危局恭折具仰祈圣鉴事。
“臣窃见数月以来，俄、德两国日益恣横，强踞北洋海口，要挟情形，层见叠出。英、法各国群起效尤，或相争竞，皆为我切肤之患。此次德人占踞胶澳各情，实中外通商以来所未有之变，只以势处万难，不得不隐忍完事。然谓德人并不侵占土地，则非也，且俄人并无端可藉而亦索我旅大矣。将来俄人西伯利亚铁路造成，祸有不堪设想者。
第23节，
“此正求贤共治之秋，而并非万无可为之日也。臣思待外国之道，但可令有均沾之利益，不可使有独占之利权。在枢廷、译署诸臣躬任艰难，固已心力交瘁，然事机至危，变幻莫测，尤当虚怀博访，庶几共济时艰。
“查湖广总督张之洞久膺沿江沿海疆寄，深悉交涉情形。闻昔年在湖北晴川阁上宴俄太子，礼仪不卑不亢。去年四月，德人遣人游历湖北，皆意存寻衅，张之洞悉察其来意，从容遣之。皇上轸念目前艰危，可否电召该督迅速来京，面询机宜。现在交涉情形顷刻万变，多一洞悉洋情之人，庶于折冲御侮之方，不无小补。”
这篇奏折说得很圆滑，并无直接点出让张之洞入值军机处与总理衙门，但“在枢廷、译署诸臣躬任艰难，固已心力交瘁”一语，也隐隐道出对当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的不满，也暗含了其中“求贤共治”的意思。
此时以总理衙门大臣留在北京的李鸿章，当然有其消息来源，闰三月初十日（4月30日），即徐桐奏折上奏后十一天，给其子李经方的信中称：
“徐荫轩以时事日棘，疏荐张香涛熟悉洋务，请备顾问。两宫密商，迭有电旨，催令北上。恭邸病笃，恐不能久，香涛必兼枢、译，空谈无补，况彼素不满意于汝耶。樵野恃宠而骄，闻香来，岌岌不自保矣。”
李鸿章指出调张进京，是“两宫密商”的结果，并以他的政治经验，判断张将入军机处与总理衙门，以替代此时病重的恭亲王奕訢。
张之洞的反应杨锐与刘光第的密谋，当时并没有告诉张之洞；杨锐等人也知道，若先告之，张必阻之。由此，张之洞奉到闰三月初三日朝廷召其入京的电旨后，一头雾水，最初将“面询”之“事件”，竟当作此时正在兴起的学堂教育之事，下令正在日本考察的姚锡光等人立即回国。闰三月初五日（4月25日），他发电给杨锐：
“急。京。乔：此次入觐，两宫意若何？政府有何议论？速示。仆衰病不堪，所言必不能行，且亦不能尽言，此行于时局毫无益处。瞻觐后即乞罢矣。钝。歌。”
“两宫”，指慈禧太后与光绪帝。“政府”，指军机处。电文中的“衰病不堪”，当然不是真话；但张之洞却因此感到危机，并准备觐见后以病乞休，退出政坛。与此同时，张之洞又发电时在北京的其侄张彬：
“急。京。楼：奉旨陛见，闻慈圣意及上意若何？政府有何议论？众人有何议论？速电闻。经手要事太多，拟二十日后行。初到京时，西苑门外附近有何处可住？速看定。事毕后，住化石桥宅。我衰病日甚，此行于时局必无益。拟事毕后即告病。权、检、彬同览，并告仲韬、叔乔。壶。歌。”
在这份电报中，张之洞也让张彬打探京城上层的消息，虽表示二十日以后方动身，并预定在京时的住处，但其不愿来京的倾向，又是十分明显的。“权”，张权，张之洞之子。“检”，张检，吏部主事，张之洞之侄。他还让张彬将该电传给张权、张检、黄绍箕、杨锐同看。第二天，闰三月初六日（4月26日），张之洞再次发电杨锐和其侄张彬：
“急。京。楼、乔：闻徐相奏请召仆入京，接待德王，怪极，原奏究何措施，务速确询详示。复电务加急字，不然须四、五日方到。壶。（乔。钝）”
直到此时，张之洞还不知道徐桐奏折的内容及清廷调其入京的用意，而听到了由其负责接待来访的德国亨利亲王的传闻。杨锐与张彬的回电，在“张之洞档案”中皆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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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
也就在此时，安徽布政使于荫霖上奏弹劾李鸿章、翁同龢、张荫桓。于氏此折的背景今天还不能说得很清楚，但非为个人的举动。光绪帝于闰三月初八日（4月28日）收到，将此折留中，也未上呈慈禧太后。此时光绪帝正与慈禧太后同住于颐和园，于荫霖奏折的内容有无向慈禧太后当面报告，今限于材料，无法得知。当日，光绪帝再发电旨给张之洞：“奉旨：昨谕令张之洞即日来京陛见。该督何日起程，著即电闻，毋得迟滞。”这一道催张入京的电旨，很可能经由慈禧太后批准。
张之洞收到后一道电旨后，于闰三月初九日（4月29日）小心翼翼地发电总理衙门代奏：
“电旨恭悉。奉旨陛见，亟应钦遵，迅速起程。惟湖北现奉新章，开办之事甚多，纷纭艰难，骤少一百数十万巨款，众情惶急。减营、筹饷两端，尤为棘手。必须与抚臣、司、道等筹酌大概办法，务求地方安帖。而洞自冬腊以来，即患咳喘、不寐，颇类怔忡，精神疲敝，阖城僚属共见。以时势艰难，不敢请假休息。现在部署一切，尤为艰苦，实无一毫欺饰。惟有力疾昼夜赶办，将经手事件略为清理，大约十数日后即可起程，不敢迟延。再洞愚昧，本无所知，朝廷既有垂询事件，如有急办而可宣示者，可否先为谕知一二条，以便随时豫为筹拟上陈。不胜惶悚。请代奏。”≡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张之洞此电在字面上有三层意思，其一是湖北事务甚重，其责任甚大，脱不开身；其二是身体欠佳，难承重任；其三是试探朝廷命其入京的真实意图。也就在这一天，张之洞的幕僚陈庆年在日记称：
“粥后，过钱念劬，知南皮师入觐，系因徐中堂（名桐）奏请，并非出于特旨，亦非政府之意。徐亦不过言国事艰难，南皮公忠，请饬陛见，以备顾问，上亦循例俞允而已。饭后，过书院，晤梁节庵。知徐中堂奏上，上意未决，呈皇太后乃定，意召南皮陛见。然则南皮师入京以后或有大用，能否回任尚未能必”
张之洞幕中此时已经得到了具体情报，即张入京后“或有大用”；由此可见，张之洞前引电奏的真实意思是对入京后的前景感到没有把握，而有点不想入京。而光绪帝收到张这一明显推脱的电报，十分气愤，闰三月十一日（5月1日）再电张之洞：
“奉旨：张之洞电悉。前谕该督迅速来京陛见，自当闻命即行，何得托故迁延，致稽时日。至面询事件，岂有豫为宣播之理？所奏毋庸议。”
张之洞奉此严旨，不敢怠慢，第二天即闰三月十二日（5月2日）再电总理衙门代奏，完全换了一副腔调：
“电旨恭悉。瞻望阙廷，亟思趋赴，以申瞻觐之忱。谨当迅速料理，拟于二、三日内起程。无论病愈与否，至迟十七日亦必力疾起程，不敢稽延。请代奏。”
同日，张之洞还分别发电湖南巡抚陈宝箴、署理湖南按察使黄遵宪，询问其政治见解。闰三月十五日（5月5日），张之洞再发电清朝驻法国公使庆常和此时正在彼得堡的前清朝驻德公使许景澄，以了解当时的国际情况及其外国对他本人的评论；并电两江总督刘坤一，路过南京时将与之会面，共讨大计。而进京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在紧张进行着，启行时间也一推再推。随行的人员选定为钱恂、辜鸿铭、梁敦彦、张曾畴、梁敦教、王家槐，此后又增加郑孝胥。从人选来看，更侧重于外交。闰三月十九日（5月9日），张之洞发电张彬，预定京中的临时住处。闰三月二十三日（5月13日），张之洞到达芜湖，与其门生芜湖道袁昶会面，并发电北京：
“急。京。乔、楼：《申报》言鉴园有事，恐不确。速电复。回电加急字，寄金陵、上海两处。李木斋因其父事，与仆有隙，故造谣倾轧。祈广为布告，万勿信。仆今晚驻芜湖。钝。漾。”
第25节，
“鉴园”，系恭亲王奕訢在北京后海南岸小翔凤胡同另建的别邸，此处指奕訢，已病重。《申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六日刊出消息：“贤王薨逝”，称：“昨日上海某西字报云，刻接京师电信，惊悉恭亲王已于某日薨逝”张之洞对此虽表示不信，但要求查明内情。“李木斋”，李盛铎，时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并在督办军务处任职；其父李明墀，曾任福建、湖南巡抚。电文中“造谣倾轧”一语，似指杨锐等人来电中的内容。此后，张之洞与刘坤一在南京会见，于二十五日到达上海，立即发电北京：
“京。楼：急。静默寺距西苑门甚近，望速租定。电复。林次煌世焘如未出京，并属其稍候，并送叔峤阅。壶。有。”e米e花e书e库e ；http：//www。7mihua。com
电文的内容是租定其召见时的临时住房。该电原署“敬”，即二十四日的代日，后改为“有”，即二十五日的代日，当是早已拟定，到上海再发出。张之洞此时还不知道，还有一份电旨已经到达上海，将命其折回湖北。
翁同龢的阻挠与历史的结局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九日，沙市招商局更夫与湖南船帮发生械斗，船帮放火点着了海关，沿烧到日本领事住宅等处。这本是一个不大的事件，但在前一年德国籍口曹州教案出动军舰占领胶州湾后，俄国派舰到旅顺、大连，法国派舰至广州湾（今湛江），清朝上下已成惊弓之鸟，惟恐日本乘机发作。二十一日，总理衙门收到湖北荆州将军祥亨的电报，报告沙市事件，清廷下令祥亨迅速查明情况，并命署理湖广总督、湖北巡抚谭继洵派员“迅速办理”；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亦到总理衙门进行交涉，清廷再电谭继洵“力遏乱萌，严惩首要各犯”。二十二日，谭继洵、祥亨连续三电，报告办理情况，称沙市外国人皆安恙；日本公使矢野文雄照会总理衙门，表示对事件处理的不满；而清朝驻日本公使裕庚此时又发来一电：
“沙市滋事甚重，日领署、邮局烧尽。日派高雄、眨橇奖⑼常亟迨乱！�
军舰的出动，可能引发大事件。二十三日，清廷发电谭继洵、祥亨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转告裕庚电报的内容，提醒他们“日谋不可不虑”。闰三月二十四日（5月14日），很可能经过慈禧太后的批准，光绪帝发下一道电旨到上海：
“奉旨：前据张之洞电奏，于十七日起程，嗣后尚无交卸来京之奏，此时计程当抵上海。惟现在湖北有沙市焚烧洋房之案，恐湘、鄂匪徒句结滋事。长江一带呼吸相连，上游情形最为吃重。著张之洞即日折回本任，俟办理此案完竣，地方一律安清，再来京。钦此。”
此电的内幕虽不是十分清楚，但有迹象表明，翁同龢在此施展了手段，他不愿意张之洞入京。杨锐在后来的报告中明确说明：“公入对之举，前沮于常熟”。而张彬收到张之洞二十五日的电报后，次日也从北京发来回电：“有电悉。念四有电旨寄上海，命叔回鄂办沙市案，办毕再来京。收到否？”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六日（1898年5月16日），张之洞到上海的第二天，发电北京张彬等人：
“急。京。楼：昨在沪奉电旨，因沙市事，饬令折回，俟此案办竣，地方安静，再行来京。接鄂电，沙市现已无事，谭已屡奏。我到京于时局无益，回鄂甚愿，沪上有要事，两三天后即回鄂。日来都下系何情形，鉴园病如何？速复。并告韬、峤诸君。复电加急字寄沪。壶。宥。”
张之洞再次表示了不愿入京的心情，也很关心恭亲王的病情。他命张彬将此电内容告诉黄绍箕、杨锐。而黄绍箕、杨锐、张彬收到该电后，立即回电：
“电悉，即告韬、峤。既奉旨，祈速回鄂，迟必有谣言。回鄂日期速电奏。事毕速请旨，令来京。否，势成骑虎，能来方好。法因粤西教案要梧州。德王昨觐见，动静未闻。鉴园病痊。韬、峤、楼。宥。”
从电文的内容来看，黄绍箕、杨锐、张彬已经听闻了阻张入京的内部消息，故让其尽快回鄂，并尽快电奏回鄂日期，以防止京中的“谣言”。“鉴园病痊”，即恭亲王的病情好转，黄绍箕人等供了不确的消息。次日，闰三月二十七日，张之洞发电北京张彬：“京。楼：急。廿八日自沪回鄂。壶。宥。”同时发电总理衙门代奏，表示将于二十八日开行，并告日本不会因沙市事件使用军舰动武。
根据上海《申报》的报道，张之洞在上海会见了各国领事，与盛宣怀、志钧、蔡钧等清朝官员商谈交往，并参观了巡捕房、西学堂、榨油厂、造纸局。闰三月二十九日，张之洞乘“楚材”兵轮离开上海，途中与长江水师提督黄少春进行了两小时的会谈。四月初四日（5月23日），张之洞在回鄂途中发了三份电报。其一给杨锐：
“京。乔：密。此时且回鄂，再看。凡事听其自然。黄楼出京否？钝。支。”
杨锐的来电虽未见，但细绎张的电文，“凡事听其自然”一语似表明，杨锐已有详细的电报或密信说明内情；“此时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