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对于胡百君来讲并不陌生，早在1988年，胡百君就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股民。那时，对大多数中国普通的百姓来说，股票是遥远而陌生的。当时，胡百君所在的汽车消音器厂是沈阳金杯汽车公司的下属企业，而金杯汽车公司正是东北第一家尝试股份制改造的大型国营企业。1988年金杯公司发行内部股票，要求本单位职工认购。那是胡百君头一次听说股票。
股票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很多人将它等同于国库券甚至是捐款。胡百君记得，当时人们纷纷传言，说股票是一张废纸，买股票等于捐献。对于企业发行的内部股票，人们习惯性地抵制，以至于工厂不得不动员干部职工每人购买若干。
胡百君随大溜地买了1 000股，这是她第一次拥有股票这种有价证券。当时，胡百君并没有想到靠股票赚钱。
然而没过几年，人们就开始对股票趋之若鹜，正在试点的中国股票市场迅速升温。1992年，深圳甚至发生了百万股民抢购新股认购抽签表的“8·10”事件。此时，胡百君当年认购的金杯股票也开始赢利，她看到了一条增加财富的新路。1996年，胡百君第一次走进了股市。
对于第一次购买股票时出的洋相，胡百君记得很清楚。那时候，买股票还要填单子，胡百君来到证券营业厅，对工作人员说，买一股南岭百货的股票。工作人员看了胡百君一眼，告诉她最少要买100股。
胡百君买了100股“南岭百货”。第二天出手时，胡百君赚了几块钱。几乎是历史的重演，当年卖菇茑赚到两块钱让胡百君开始做生意，这回又是从微不足道的几块钱开始，胡百君加入了炒股的大军。2000年，胡百君离开了南二市场走进了股市，从不懂到着迷，从散户到大户，胡百君跟着中国股市的涨涨跌跌，一直走到今天。
从周一到周五，胡百君每天准时到证券营业厅，下午休市后离开，如同原来在单位上班一样有规律。
2007年，石永阶的豆腐房面临拆迁，此时，81岁的石永阶才决定收手，安度晚年。现在除了每天早晨听听歌，白天看看报纸，石永阶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早晚两次带着老伴出去遛弯儿。
2007年5月，张希永一家又一次搬进了新居，将原来的房子租了出去。张希永说，原来住的房子有点偏。
虽然居住条件改善了，不过，张希永对自己开的吉利不太满意。他觉得自己在这个地区小有名气，开着小吉利到外地去演出，让他这个“大牌演员”比较没有面子。有时候碰到盘山公路，汽车动力不够强劲，也让他感到难堪。
2007年，中国股市出现了罕见的大牛市，胡百君在短短几个月内赚了十多万，富有经验的胡百君怕再炒下去赔钱，和张希永商量之后，决定把钱提出来买车。这一年10月，张希永买了一辆宝来。张希永说，过几年条件再改善了，还要换更好一点的车。
张希永的父亲是沈阳变压器厂的职工，1976年退休，张希永没接上父亲的班，这成了老人一生最大的遗憾。张希永的父亲临终那年在本子上写道：今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带我孙子孙女回家乡，让父老乡亲看一看。但是，这个心愿没有实现。
每年9月，张希永都要带家人回老家给父母扫墓，以完成父亲的心愿。
如今，张希永的女儿张音已经从辽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毕业，成为沈阳市一名公安民警。
张希永对现在的生活感到满足，他觉得心里踏实，生活稳定。他和胡百君都很知足，夫妻俩从不吵架。
想想过去30年的人生经历，张希永认为自己是最爱感慨的人。他不太愿意提起当年的困难处境，回忆一次，记忆深处的伤痕就要裂开一次，这对他来说是一种痛苦。张希永更愿意回忆和妻子一起经历过的风雨和岁月深处的感动，他总是想起妻子对自己的支持，和夫妇俩曾经为这个家共同付出的艰辛。
对张希永来说，苦难是他们的一笔财富。他说，如果现在再遇到什么大灾大难，他们还能从头再来。张希永自信地说，通过这些年的打拼，他们对战胜生活中的困难有绝对充足的信心，任何大风大浪都能挺过去。
现在，张希永虽然没有任何单位，但是他对未来却没有什么忧虑，他和胡百君都参加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张希永说，这几年越干越火，他准备再干几年积累点养老钱，等以后闲下来了，老两口出去旅游，把晚年生活过得丰富多彩，不然真是有点对不起与自己风雨与共的妻子。
回想起二十多年前的那次破产，张希永现在觉得这是他人生转变的一个契机。他说，栖身的树病死了，对小鸟来说，失去的是这棵树，但却飞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森林。
“历史给了我机会，这是千真万确的，我改变了历史，是远远谈不上的。”
那一年的冬日还没隐退，犹如一声春雷，联想收购IBM全球PC业务一锤定音。2004年12月8日上午，联想宣布收购IBM全球PC业务，实际交易价格为125亿美元。这场长达13个月的马拉松式的收购过程，在人们震惊、欢喜、诧异、疑惑多种情绪交杂之中落幕。
这一年，联想20岁，柳传志也迎来了自己的花甲之年。
这一刻，柳传志宣布自己将退居幕后。这位被誉为中国IT企业教父的旗帜人物，并未就此停下自己的脚步，他转身进入投资行业，继续着属于自己的辉煌业绩。他笑着回应关于他即将退休的传言：“根本没有的事。我还要再干6年，直到2014年，那一年正好是联想30年。” 64岁的柳传志依旧激情洋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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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后”经历的革命洗礼（1）
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切换到20世纪50年代的柳传志。他们全家定居在北京王府井附近的一条胡同里。在那个###的年代，这个从小就对国家大事感兴趣的孩子，已经从家庭的变故中感受到了时局的复杂。他任职于银行系统的父亲，由于喜欢给领导提意见而遭到警告，全家也因为父亲的不顺而弥漫着压抑的气氛。
从小熟读《毛泽东选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政治、古典书籍的初二学生柳传志，对环境的敏感强于同龄人。他发现身边的同学已经不那么单纯，大家开始关注彼此的父亲：谁是资本家、地主、职员、工人、干部。孩子们之间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玩伴关系，大家开始了激烈的争吵。
法国后现代大师德里达说，“60年代发生的事，动摇、改变了世界的根基”。大西洋的另一边，发达国家经过战后20多年的迅速发展，先后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并开始酝酿第二次现代化。IBM已经占据了计算机市场80％的份额，并且建立了商用计算机的标准。电子产品对于战后出生的西方人而言，已经成为时髦的象征。
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是在“四清”、“无产阶级###”等一连串运动中度过的，所有人都陶醉在政治激情和狂热气氛中，这样的激情甚至感染到了地球的另一边。《毛泽东传》的作者菲力普·肖特说，对于他们这一代成长于60年代、被革命激情燃烧的欧洲人来说，遥远的中国和轰轰烈烈的“###”让他们充满向往与理想，尽管并不清楚那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说：“这是60年代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刻下的烙印。”
这个年代的世事变迁对于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必然会留下更多的烙印。十几岁的柳传志拥有区别于同龄人的冷静，但在那个梦想与激情充斥的年代，他也先后加入了炼钢铁、“除四害”的队列中，经历了那个时代的洗礼。
1961年，高中毕业的他满怀憧憬地报考空军飞行员。经过层层考核，柳传志最终成为了全校唯一入围的学生。然而老天似乎已经留意到了这颗聪慧的种子，需要托付给他另一个使命——柳传志因为舅舅是“右派分子”而落选，并于秋天进入西安军事电子工程学院。同样由于“政治不够清白”，他不能接触当时最热门的原子能和导弹专业，只能选择去学雷达。正是种种因缘，让他不知不觉慢慢靠近了计算机之路。更没有人会料到，这种种选择，暗示着他日后将会开辟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事业。
经历了挫折的柳传志，开始学习妥协，学习涵养，学习倾听别人说话，学习掩盖自己的情感，学习绵里藏针的境界和技术，也要去学习用极大的热情做自己讨厌的事。他意识到，这些学习都是必要的。
1966年，“###”风潮涌动。22岁的柳传志正在为自己的毕业论文做最后的润色。踌躇满志的他，立刻被毛泽东的号召鼓舞起来，成为第一批造反派中的一员。他口才好，说话有极强的煽动性，还善于抓住对手的漏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时的他，俨然已经具备了领导者的素质。但一段时间后，他开始怀疑眼前的一切，他意识到，自己不该做一个投机者、一个糊涂人，这条造反之路不正当，还很危险。1968年，柳传志从学校毕业，到成都一个研究所做了研究人员。这一年的夏天，一个名叫费德里科·费金的年轻人，设法让极其微量的硅披上一层绝缘氧化物的外衣，然后悬浮在晶体管的表面。他成功了，但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开创了历史，这一发明不单单使得其副产品——英特尔公司于当年7月16日成立，更重要的是——电子时代的基本逻辑从此改变了。
“40后”经历的革命洗礼（2）
那时的柳传志，正在把缴获的美国雷达弄来，拆开研究，然后设法改进中国的雷达系统，对于此后大半辈子与他纠结在一起的计算机，他还是如此的陌生。几个月后，中南海传下号令，要求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劳动，柳传志被分配到了广东一个靠近澳门的农场去种水稻，后又迁往湖南。他从西北到华南，再到中南，在辗转半个中国后，回到了北京，被分配进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
历史的时钟指向1970年4月，这一年柳传志26岁。
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幸存者”，如联想的柳传志、海尔的张瑞敏、华为的任正非、美的的何享健、万向的鲁冠球，都生于20世纪40年代，用现在的话叫“40后”。他们见证了中国自解放以来的60年岁月风云，更是改革开放30年弥足珍贵的“硕果”。
回顾柳传志的成长历程，我们可以看到，经历了那个特殊时代洗礼的“40后”代表，经历了那么久的颠沛流离，他已经善于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周旋，在危机中知道怎样从有力量的人那里获得帮助，当然，他也具备了作为一个实业家应该具备的关键素质——不屈不挠和不断挑战的精神。他在忍受了种种不平和残忍后，由一个梦想家变成了一个超级现实主义者。下一个10年正在召唤他，他将在一个叫中关村的地方，造就未来的中国电脑王国。
统计学家说，人一生一共有七次机会。第一次真正的机遇出现在二十几岁，其后大约每七年出现一次。第一次机会出现时，很多人因为太年轻还不懂得把握机会。纵向来看柳传志的一生， 26岁的他走进中关村，这是他的第一次机会；几年后，他正式开始进入计算机圈子，或许可以算为第二次机会；以此类推，1984年参与创办公司，第三次……
柳传志回忆说，70年代的中关村实际上是两种地方的结合，一个是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还有一个就是农村，周围一块全都是农田。那时候，每到夏天，研究所的成员都要帮农民割麦子，叫双抢。割麦子根本不用走多远，就在研究所附近，用食堂的车运载粮食，吃食堂带来的包子。
那时的计算所已经占据了中关村很大一块地方，队伍规模达到了好几百人。所里研制成功的“104”在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这让大伙儿鼓起了更大的信心。中南海把计算所从中国科学院的机构中抽离出来，归属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赋予他们一个军队的代号：“京字116部队”。柳传志就这样成为了一名不穿军装的军人，也算是实现了自己先前的军人梦。
尽管当时的中关村还是一片荒芜之地，但计算所已经是中国最重要的计算机科学圣殿。在军事目标的推动下，大批资金不断涌入计算所，中国的计算机事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了“电子管时代”和“晶体管时代”，柳传志加入这个行列时，中国的计算机技术已经开始了第三代。
1976年，柳传志32岁，他进入了计算机圈子，成为计算所第六研究室的一个磁记录技术工程师。然而这却完全出于偶然，他当时只是想找到一个机会携妻女回到父母的身边。至于计算机，他还是一无所知。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已经诞生了个人计算机，他不知道微软公司、###电脑公司已经建立，并将开创美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计算机的新历史。甚至，他连那时中国的计算机研究水平如何，也了解甚少。他只是心里憋得慌，事实上那时候的他政治情结依然很大，即使是在30年后的今天，他还是会因为那时政治事件的跌宕起伏而激动得容光焕发。
柳传志回忆说：“刚到计算所的第三天早上，大喇叭广播到大操场集合，揪‘反革命分子’，一个礼拜抓一个，一个月抓好几个，抓完就隔离，很森严很恐怖的气氛。说错了话、喊错了口号都是非常大的罪，所以人们根本就没动力。我们更多的时间是拱猪，晚上打扑克，上班就是混俩钟头，工间操过后女的就赶紧回家，捅炉子、买菜；男的就找个屋子打扑克，工间操休息15分钟，一打就打一个多钟头，都是那么在混日子。”那时谁要是说点心里话，不定什么时候漏出去，就很危险。柳传志说，后来终于有了两三个非常好的朋友，大家关着门谈论国事，就觉得舒服了不少。
1976年的春天，在那个沉闷又激昂的年份，他参加了“###”，经历了一次从“反革命”到“革命”的历程。他在天安门广场高声朗诵了一首悼念周恩来的悼词。
事后，柳传志把自己的诗稿和几张现场的照片拿塑料纸一层层包好了，严严实实地藏在家里厨房的油毡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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