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显，人称“好汉组”。
这种事历史上也有过，但确实少（4）
但这也###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好汉组”不愿吸收老幼劳动力参加，怕在换工时吃亏，一些被拒之门外的家庭面临着许多困难。此时，一个32岁壮劳力的“奇怪”选择让他走上了大寨的政治舞台，这个看起来憨厚的农民凭借严谨、勤劳、聪明和极具乡土特色的口才，还将由此走向昔阳，走向山西，乃至走向北京，写下一段传奇。但在那个时代，他还只是“好汉组”的一个精通农活的普通农民。他叫陈永贵。
陈永贵也不是大寨人，他原是昔阳县巴洲乡石山村人。1920年，昔阳大旱，饿殍遍野。为了让子女们能活下去，陈父卖掉妻子、女儿和小儿子，用一个箩筐挑着只有6岁的陈永贵流浪到大寨，寻得一眼破烂窑洞安身。20年后，再度逢灾荒，艰难一世却依然难得温饱的陈父自缢于祖坟。此时，已成年的陈永贵留在了大寨。1945年，昔阳解放，陈永贵却被抓了起来，因为有人说他是汉奸。
抗战期间，大寨属于游击区，日本军队经常过境。为了应付日本人，村里推举他当伪代表，陈永贵本来不愿意为日本人卖命，但八路军独立营一位姓曹的干部动员他去阳奉阴违，他只好应命而为。那个时代世事变化莫测，战斗、牺牲、转移是家常便饭，曹姓干部在战后不知去向，无法为陈永贵正名。好在陈永贵任伪代表期间从未伤害过乡亲，甚至自己还被日本人关押过。人们虽然不能证明陈永贵的清白，但还是相信他的，只是几次上报入党都被这说不清的历史问题挡住了。好在陈永贵遇到了一位很认真的区委书记张怀英。
时年24岁的张怀英觉得不能以“莫须有”之名，毁了一个年轻人的一世声名。于是，到处寻找知情人，后来甚至寻访到陈永贵老家，那里还有几乎坍塌的破窑洞，尤其是陈永贵一家的悲惨遭遇让他无法相信一个这样的人会给日本人卖命。当然，更打动张怀英的还因为陈永贵的那个大胆决定。
1946年，加入了互助组的陈永贵以娴熟的农业技能奠定了在互助组的地位。此时，和他同住一个院子的几位老人，求他做做工作，一起加入互助组。但互助组的一些壮劳力怕被拖累，不同意老人和小孩儿入组。也许是老人们辛酸而无奈的眼神引起了他对父亲的记忆，也许是孩子们希冀而稚嫩的目光引起了他对不知去向的兄弟姐妹的记忆，他从“好汉组”退了出来，组织了一个新的互助组。因为由4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和6个14~15岁的少年组成，所以人称“老少组”。
在刚开始的时候，“老少组”实在不是一个褒称，因为“老的上不了马，小的开不了弓”，一些人很怀疑这样的互助组到底能干什么。也许陈永贵组织“老少组”是一时感情用事，但当他一旦决定做一件事的时候，他会用足够冷静的头脑分析所面对的一切情况，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并把仅有的资源发挥到最大限度。他曾很自信地说：“不怕，老的有经验，小的会长大，我们会超过他们。”
互助组的少年们刚开始生怕因为干得少挨骂，但结果让他们很吃惊。陈永贵总怕他们干得太多，影响身体。为此，他经过研究发现，只有将人们有效组织到劳动的全过程，才能提高效率。比如原来运肥，各运各的，老的少的跌跌撞撞，效率很低，但如果人们分布在全程一个传一个，不仅少跑路，而且速度快，还带点娱乐因素，大家积极性很高。事实证明，“老少组”的成果不比“好汉组”差；如果各自与互助之前的情况比，“老少组”的增长率更高。
这种事历史上也有过，但确实少（5）
陈永贵这次带有“冒险”意味的举动不仅让他收获了心灵的慰藉，而且也意外地收获了威望。人们服膺他的同情心和组织能力，这一举动也让张怀英毅然在他的入党申请书上写上了“同意”。不久，陈永贵成为大寨党支部副书记。不管对大寨还是对陈永贵本人来说，他的入党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这不仅意味着组织和村民们对他品德与能力的肯定，也为他和大寨走上历史舞台打下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
那的确是一个单纯、朴素而充满理想主义的年代。陈永贵“横空出世”的能力让党支部书记贾进才有了些“别样”的想法——退职让贤，由陈永贵担任党支部书记。因为他认为陈永贵比自己更能干，陈永贵一定可以把大寨带上更为光明的道路。贾进才的想法得到了妻子宋立英的支持。但陈永贵本人刚开始并不同意，贾进才又找到了张怀英等上级领导。几次做工作之后，大寨村党支部重新进行了选举，结果由陈永贵担任党支部书记，贾进才任副书记，两人的位置换了一下。
这一现代版的“让贤”故事后来传得很远，甚至传进了中南海。
1964年12月26日，人民大会堂小宴会厅分外热闹，一场别致的宴会在这里举行。宴会的主人是毛泽东，客人们是各地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由头是毛泽东的71岁生日。他用自己的稿费宴请正好来京参加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劳模们，其中就有陈永贵。毛泽东对陈永贵说：“贾进才举能让贤，才使你露出峥嵘，这种事历史上也有过，但确实少。”
但是贾进才和陈永贵都没想到，对于他们干得卓有成效的互助组，山西省委很早就有了结论，而这一结论却引起了中央高层的意见分歧。
1951年4月，山西省委向###中央和华北局提交了一份《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村的阶级结构会发生令人不安的变化，“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并以明确的语气说：“如搞不好，会有两个结果：一是使互助组涣散解体，一是使互助组变成富农的‘庄园’。”
对于此文，华北局不同意。于是，问题提交到了中央，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判断却很不相同。刘少奇认为，农村经济发展虽然会发生阶级分化，少数人变成富农，一部分农民重新变成贫雇农，但这并不可怕，是可以控制的。毛泽东则认为，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明确表态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并于1951年9月通过《###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2月，毛泽东批示道：“把农业互助合作当做一件大事去抓。”
消息传来，陈永贵很是高兴，向县委提出办合作社的请求。很快大寨便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任社长。
对于那个小女孩来说，国家的沧桑变化她还体会不到，但就在她眼前演绎的一幕幕“活剧”却不能不影响她的心灵，尤其是贾进才和陈永贵的责任感和品德。不过，郭凤莲最害怕的人就是陈永贵。
她关于陈永贵的第一个幼年记忆就是威严，甚至一见到他就吓得掉眼泪。一次，郭凤莲在一条小道上路遇陈永贵，吓得不知进退，哭个不休。陈永贵说：“黑眼妮，我没有打你，也没有骂你，你怎么见了我就哭？”
她还是哭个不休，陈永贵只好说：“你快走，我不走了，你先走。”
她一溜烟跑了个没影。幼小的她自然不会知道，多年之后，陈永贵会成为她工作上的领导，精神上的导师，婚姻上的介绍人，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她将一步一步追随陈永贵的脚步走上人生的顶峰。多年之后，世人不会知道一个叫做“黑眼妮”的小女孩，却都知道大寨有一位年轻而美丽的党支部书记郭凤莲。
大地的褒奖（1）
有时候，历史的车轮是加速还是延缓，看起来是一些特殊的原因在起作用，其实这又是必然的。没人能跳出他所处的时代和自己的心灵，至多是因为思想的高度而提前看到一丝曙光，但这已经足以让一些看起来普通的人站到时代的高点上。
郭凤莲听过很多故事，“愚公移山”是其中印象很深的一个。这个故事让郭凤莲既对太行山充满感情，也朦胧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当然，这个故事在陈永贵、贾进才的心头则有更为清晰的意义。
1945年6月11日，###“七大”闭幕，时逢抗战胜利前夕，原本力量极弱的中国共产党在与日本的八年血战中成长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极为重要的力量。在这一天的闭幕致辞中，毛泽东讲起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他认为：“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建国后，帝国主义在中国无影无踪，终于让人们搬走了。这时对于中国人来说，在前进路途上的新的“大山”应当是贫穷。
这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大课题，同样也是陈永贵、贾进才乃至后来的郭凤莲面前的大课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南海里久经战火的领袖和太行山深处那个小村庄的领导者居然形成了共识：重整山河。
大寨穷山恶水，土地贫瘠，全村的耕地散在七沟、八粱、一面坡。800亩耕地零零散散地分成4 700多块，还很贫瘠，产量很低。怎么办？陈永贵心里盘算着一篇“大文章”，这篇“文章”叫做“十年造地计划”，他试图在深沟筑坝再填上土，山坡里切外垫造梯田，让小地连成大地，斜坡变成平地。他用“愚公移山”表达自己的决心：“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我们这一辈子不行，还有我们的子孙。”
陈永贵第一个小试身手的地方叫白驼沟，大寨七沟之一，750米长，10米宽，像一道槽。1953年冬，风如刀剑欲刮骨。大寨50多名壮劳力走上白驼沟，垒石筑坝造地，苦干不休。吃饭由妇女们送到白驼沟，但是再热的饭菜让太行山的风一卷，很快就冻成了冰，人们把这种饭叫做“冰碴饭”。大家嚼巴嚼巴咽下去，接着干活。这一干就干到腊月29日，正月初三接着干。一共干了18天，得田数亩，有的说是5亩，也有的说是9亩。不管多少，对于大寨人来说，这是一个小小的奇迹，颇有点愚公的意思。为了纪念此事，他们将白驼沟更名合作社，以志合作社成立后的功绩。
此战也让大寨和陈永贵走出了昔阳县。陈永贵被昔阳县选派参加晋中地区劳模大会，他在大会上的发言很引人注意，有具体的事例，有乡土气息的幽默，还有一定的逻辑。当时的地委书记在大会上说：“大寨的陈永贵就很有头脑，是个很好的人才。希望其他合作社也像大寨那样，不仅要搞好当年的生产，而且也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此后10年，每年的冬天，陈永贵就带着大寨人一条沟、一道坡地搞建设。到1962年，4 700多块地连成了2 900多块。400亩坡地变成梯田，200亩梁地围起了一尺多的地埂，从7条山沟里硬是淘出了80亩好地。同时，通过对土地的“三保”（即保水、保土、保肥）治理，改善土质，加深耕作层，大寨的土地就像披上了一层一尺多厚的海绵，足以蓄水纳肥，保证农业高产。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大地的褒奖（2）
就在陈永贵带着大寨人苦战的时候，毛泽东也陷入了思考。中国农村薄弱的基础设施对农业发展的制约日益明显，但是要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往往超出一个村，甚至一个乡的规模，劳力不好调配，工程不好规划，建设不好进行。这需要将人们的力量集中到一起。
在此前不久，中国共产党提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一化三改”。当时估计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来完成这一历史性进程，也就是说需要至少15年的时间。但是这对于“只争朝夕”的毛泽东来说，还是太久了，他希望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能以更快的方式开展。1954年，全国的农业合作社从10万个发展到48万个。
此时，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已经发现过快的农业互助运动存在的问题：一些地方的干部冒进思想抬头，希望快一点过渡到社会主义。还有一些地方公有化程度过高，耕地、牲畜和大型农具无偿或低价归合作社集体所有，甚至有的地方连零散手工业和家庭副业也取消了。但手里刚刚有了土地的农民却并不十分愿意把土地再归到集体，“怕归公”的顾虑让一些地方的农民人心浮动，甚至滥杀牲口或者贱卖，滥砍林木。
还有的高级社规模太大，一下子就由二三十户扩充到成百上千户，比如安徽蚌埠郊区86个初级社两个月之内并成6个高级社，最大的社包括2 900余户。事实上，许多农村干部根本没有领导上千户进行集体劳动的经验，乱弹琴、瞎指挥盛行，大呼隆、一窝蜂普遍，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大受影响。同时，大锅饭已露头，勤者懒者一个样，贫者富者全拉平，人们的积极性大受影响。
1955年初，邓子恢汇报了这些情况，建议控制一下进度，刘少奇、周恩来表示同意。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刘少奇签署了一则通知，要求将合作化运动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并提出了“停、缩、发”三字经。3月18日，刘少奇对邓子恢说，农业合作化“一五”发展三分之一，“二五”发展三分之一，“三五”发展三分之一。
但是，毛泽东在4月的一次视察让事情发生了变化，他看到了长势良好的庄稼，这么好的长势能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吗？他认为，这是“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放出的风声。他要求邓子恢重新研究一下，加快互助运动进度。但邓子恢一番研究的结果是维持原议，这让毛泽东感到十分不满。
7月31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语气严肃，态度严厉：“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