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达姆·侯赛因看了海尔丹·塔克里蒂一眼，说：“拉希德兵营为我们准备一架飞机，送纳伊夫去摩洛哥当大使。”
萨达姆走进纳伊夫的房间，对他说：“阿卜杜拉·拉扎克，我和你现在就离开共和国宫。要记住我的手枪就在身上。我们将经过卫队，他们将向你敬礼，你要像往常一样还礼。然后我们上你那辆插着国旗的政府车子，你先进，我坐在你的旁边。你是很清楚的，如果在汽车里你敢讲话或有什么举动的话，你将自食其果，你同意吗？”
纳伊夫回答说：“好吧。”
萨达姆跟着纳伊夫离开房间，静静地肩并肩走着。卫队向这位总统敬礼，他像往常一样还礼。卫队根本不知道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接受这样的礼遇。
到了大门口，汽车门敞开了，纳伊夫首先上车，萨达姆跟着进去，坐在他身旁。在前排，萨拉赫·奥玛尔·阿利坐在司机身旁。
在拉希德军营已准备好了一架军用飞机，并安排一些党内同志“护送”这位“新大使”飞往摩洛哥赴任。
飞机发动了，巴尔赞、萨敦·沙吉尔、贾法尔·贾法里、阿德南·沙里夫站在舷梯上，等待这位一去不复返的旅客登机。纳伊夫和护送人员全部登机并在座位上坐定后，等候在机舱内的萨达姆在走下飞机前将缴获的纳伊夫的手枪物归原主，并对他说：“这是你的手枪。等你抵达摩洛哥后，萨敦·沙吉尔再将子弹还给你。”
飞机起飞后，萨达姆掏出手帕，擦了擦脸上的汗水，深吸了一口气，就像一块压在心头的千斤重的石块落了地。
萨达姆乘车返回共和国宫，走进总统办公室，瞥了贝克尔一眼，说：“还剩下易卜拉欣·达乌德。”易卜拉欣·达乌德当时不在伊拉克，自1967年以来他作为驻扎在约旦的伊拉克部队的督察从没有回来过。于是，海尔丹·塔克里蒂同一位名叫哈桑·纳吉布的军官复兴党成员进行联系，要他们立即逮捕易卜拉欣·达乌德。但纳吉布对当时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而逮捕部队的督察事关重大，因而他佯称电话听不清。于是萨达姆当机立断，派一架军用飞机飞往约旦，指定萨拉赫·萨利赫带领一些可靠的同志将其抓获，前后只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萨达姆坐在总统办公室的椅子上，镇静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放在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面前，这是他事前起草好的《7月30日声明》。
总统拿起声明读了一遍，他发现签名的是共和国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于是问萨达姆：“这是怎么回事？”艾布·伊德说：“我认为海尔丹·塔克里蒂和萨利赫·迈赫迪·阿迈什都当不了武装部队总司令，非你莫属。”贝克尔将声明抄写了一遍，同萨达姆一起走出办公室，前往广播电台。1968年7月30日晚7点整，通过短波向伊拉克人民大众、阿拉伯民族和全世界宣布7月17日革命是神圣的，伊拉克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恢复了它的人民性，已将革命交还给人民。
序篇
如果说夺取政权只是革命进程中小规模的战斗，那么更大的战斗序幕已经拉开了。
对于革命者来说，政权并非最终目标，而只是开始，换句话说，是另一场更艰苦斗争的序幕。
7月30日晨，伊拉克无论在思想理论还是在实际工作方面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都堆积如山。的确，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现在掌权了，也有了自己的理论。但尽管如此，这些理论不管多么深刻和全面，如果党的领导人缺少政治头脑和发自群众内心的热情，也不会变成现实。
对这点，萨达姆·侯赛因是很清醒的，因此，他的才能不仅表现在夺取政权前所进行的秘密的、公开的斗争中，也表现在复兴党掌权后领导伊拉克人民进行建设，将梦想变成现实的斗争方面上。伊拉克工程师协会主席称他为“革命的工程师”，并非夸大其词。
历史是写给活人的
各国、各民族的历史性人物一般在内心深处对历史都藏有一种过分的感受，不管他承认与否。这种难以抑制的感受有的是发自内心的冲动，有的是根深蒂固的本性所决定的，但往往表现了他们的动机和意识。
当然每个人情况不一样，这同时代不同有关系，时间、地点也起一定的作用。例如，古埃及的国王们建造了巨大的金字塔、雄伟的寺庙，将他们一生的功绩、胜利的消息都刻在墙壁上，供后代人读、看，冀图名垂千古；古巴比伦人、亚述人也是这么做的；而古希腊罗马人则给后人留下了寺庙、雕塑、石柱、坟墓和凯旋门的古迹。他们这种历史的感受为的是自己长存，如果不是永垂不朽的话。
时代变了，在现代，随着社会、文化运动的发展，雄伟的寺庙、巨大的建筑艺术不足以代表一个时代或体现某个人的伟大，因为人民不再是一团星云，对国王、神唯命是从，因而当代领导人的历史感受开始以另外一种形式显现，就是对写自己的历史直接表示关心，尤其是对一生中的转折点颇为重视。
从阿拉伯历史的角度，萨达姆对如何撰写历史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首先从一般哲学角度出发提出“为谁写历史，如何写？是为活着的人写，还是为死了的人写？我们为什么坚持公正地撰写值得写的个人的历史？”三个方面的问题。
他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说：“历史当然是为活着的人写的。为英雄人物作传不仅是对那些为祖国献身的人表示的一种敬意或作为一本证书发给他们，而更主要的是作为后来人的教训和榜样，勉励他们前进，超过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历史不是写给死人的，不是为大理石的陵墓写的。耶稣曾说过：‘让死者去掩埋他们的死者吧。’这就是说，生命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是最为忧虑的事。如果我们不能同活着的人谈，指导他们，对那些已死去，只是在头脑里和心目中没有被忘记的人又能做些什么呢？如果历史不是写给活人，指导他们，就失去了作用和积极意义，也就失去了写它的理由。”
萨达姆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回答说：“难道我们可以设想有朝一日社会和生活会在没有领导人和各级领导的情况下朝着既定目标的道路上前进吗？回答是否定的，不能那么去设想，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种先例。”接着他指出：“领袖既是社会的儿子又是父亲。前者是指社会培养、造就了他，后者则指他对社会所担负的领导作用。当领袖作为社会的父亲时，不应是落后的、氏族式的父亲，即封建家长，他的父道应体现在革命的、民主的关系及相互反映上。”
萨达姆不否认个人的伟大和表现出的英雄气概，但他认为英雄气概也是社会带给他们的。他说：“我们不应忘记英雄气概也基本上是社会的产儿，因为如果当时的社会不准备作出牺牲、提供条件，就不会诞生英雄。我们应在这样的基础上将个人的作用、牺牲精神同社会正确地联系起来，从而在谈到社会、人民大众的作用时，不要抹杀个人的作用；相反，在谈到个人时，不要忘记人民大众。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
萨达姆作为理论思想家和政治领袖很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在讨论全国和民族教育委员会为修改教材起草的一份报告时指出：“我们为指出某个人怎么伟大，有哪些业绩，不能不考虑他所处的时代和所经历的历史事件而孤立地去谈，应同时代、个人的能力及所处的历史环境等一系列因素联系起来谈，在正确的范畴内突出某个人的伟大之处……”
所谓不脱离时代，就是说将历史事件和时间、地点联系起来，将历史英雄人物同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当然这些都不是什么新的思想。
但萨达姆的理解与此稍有不同，他的意思是说历史事件和历史英雄人物不要同现在脱离，只此而已。
由此，他对有时对革命进行描绘使用的“错误的词汇”进行了批评，例如将7月17日革命描绘成是“进步的”，就好像“进步的性质”是这一革命的最后定论一样，而实质上，这是一场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革命，仅将其描绘成进步的实际上等于降低了它的价值和实质标准，因为这场革命将在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还例如，有人将伊拉克实现石油国有化的决定称之为“历史性的决定”，实际上这一行动的本身就是一种革命。萨达姆说：“现在我们谈论国有化的决定，我们的确认为这是一项引以为自豪的伟大工作。但从现在起十年后，随着历史的进程，它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享有重要的地位了，将来的情况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了。因此，我们在谈到这项工作时，不应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同时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反响乃至整个革命进程割裂开。”这就是说要从将来的角度谈论历史事件，不要同未来割裂开。
萨达姆还从心理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他说：“有两种事情很吸引人：一种是人们所相信的但又绝对看不见的东西，另一种是既相信又可以经常触摸到的东西。当我们谈论看得见的既不在天上也不在手里的东西时，就好像在谈论某种抽象的东西——尚未实现的目标——一样。像这种东西是不会激起人们的热情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如意算盘不能不说打错了……”例如，这种理性的见解也体现在伊拉克公民对伊拉克国家的看法上。由于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是一个为着实现阿拉伯的统一和在一个阿拉伯国家体现阿拉伯民族主义进行战斗的民族主义的党，由于它相信伊拉克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是阿拉伯祖国内的一个地区，因而“伊拉克的”特性往往在更广泛、更全面的特性——阿拉伯主义、阿拉伯祖国和阿拉伯民族——面前后退。
萨达姆是一位计算准确、善于进行心理平衡的人，他明确强调：“我们不应该在培养热爱自己所生活的那块土地‘伊拉克地区’方面失败，因为宪法规定这块土地是他的祖国，在思想上、行动上，他都应为保卫它甚至为它献身作好准备。因为这块土地是他的实实在在的祖国，每天都同他同呼吸共命运，而阿拉伯祖国则只是原则上同他相互反映。这就是说我们不应沉湎于原则性的民族主义而放弃直接的祖国；同样，我们也不应沉湎于直接的祖国而闭口不谈我们民族主义的概念。”
萨达姆作为理论思想家和政治领导人，他渴望振兴阿拉伯民族，以推动它在世界上所占有的相应的地位，履行自己人道主义的使命。萨达姆曾为撰写阿拉伯历史的问题长期彻夜不眠。
不幸的是，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从民族主义的角度，以科学、批评的手法写成的阿拉伯通史。有的人是从###教创立时写起的，阿拉伯民族好像在###之前根本不存在似的；有的人甚至认为直到现在阿拉伯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存在。
对于###教，萨达姆不止一次地坚持认为###是一次革命，一次大革命，因为在消沉的社会，在被腐朽、没落控制的无能为力的、死一般的民族内爆发革命是不合情理的。像这样的民族从行动方面来讲发生革命是不可能的。因为完成革命的使命必须具备有能力的人，同时必须处在历史隘口才能发生。
萨达姆号召历史学家要注重历史事实。他说：“我们不需要伪造历史或为迎合复兴党的口味去臆造历史，我们需要的是明明白白的历史。”
萨达姆这里所强调的意思是既不要编造现代史也不要编造古代史，不要编造事实和事件，要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伊拉克七月革命历时13天，在13天内，这一革命为新“特洛伊木马”打开了大门，阿卜杜拉·拉扎克·纳伊夫和易卜拉欣·达乌德钻进革命阵营，如果不是萨达姆以罕见的果敢、严密的计划和出奇制胜的能力将他们清除，又有谁会了解呢？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他们一旦窃取革命成果，将真正的革命者排挤掉，历史对此将会说些什么呢？
这些就是萨达姆为重写阿拉伯历史的人提出的非常重要的三点见解。
宗教活动自由
自19世纪初以来，即在殖民主义向阿拉伯国家进行渗透所引起的剧烈震动之后，就对阿拉伯的思想观念提出了如何对待民族遗产的态度问题。这是因为当你站在“别人”面前时，你必须确定“自我”，为此不得不首先回答这样的问题：你过去如何？你同过去的关系如何？你的“自我”表现在什么地方？……现在是过去的继续，历史不会重复、不容修改，还是随着时代的脚步随时刷新历史？
从阿拉伯国家任何一个执政的或有影响的、举足轻重的政党纲领中都不难发现对于宗教、民族遗产即过去与现在的关系问题立场和态度各异。
1967年阿拉伯遭受挫折后，一些思想家和学者主张阿拉伯社会重新回到原始的###中去。例如1972年坐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伊玛姆宝座上的阿卜杜拉·哈利姆·马哈茂德在《金字塔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指出“《古兰经》的使命是永久的、持续不断的，执行这一使命是正路”。他建议回到永不枯竭的###源泉中去。
同年，担任埃及共和国副总统的侯赛因·沙非伊宣布：“惟一能应付以色列挑战的社会就是安拉的社会。”
同年同月，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秘书长穆罕默德·奥斯曼·伊斯迈尔在开罗各大报上宣布：“我们可以忽略西奈（埃及的西奈半岛，1967年阿以战争中被以色列占领——译者），但不能忽略我们的信仰。”
与此同时，也有些人对宗教遗产采取拒绝的态度，例如黎巴嫩的阿拉伯思想家萨迪克·贾拉勒·阿兹姆在《对宗教思想的批评》一书中说：“###已变成阿拉伯国内外各种官方反动力量的意识，公开地、直接地同新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同时也成了王室政权的主要依据，认为国王的权力是天命注定的……”接着他还强调说：“宗教已闯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对我们的思想发生影响，完全反对科学和知识……”
对于宗教和遗产问题，萨达姆·侯赛因有自己的见解。
复兴党的创始人米歇尔·阿法利格曾强调：“从一开始，我们的党就对我们阿拉伯的遗产——精神遗产——采取求教的态度，这点在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