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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他不断前进的脚步，我们越来越会感到在他的一生中有着史诗一样的东西。这使我们想起中国的周恩来总理在离开我们这个世界前说过的一句话：“1949年，我们开始了又一个新的长征，但我们还没有超越长征的第一阶段……”这就是说，萨达姆·侯赛因也想在这块阿拉伯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伊拉克。他确实建起了新的伊拉克，但他仍以坚定不移的态度希望革命继续发展，期望在阿拉伯的土地上革命的源泉永不枯竭。
两个月前，我第一次在他身边聆听过他谈论阿拉伯民族的历史、遗产、文明和使命问题。他谈的头头是道，既通俗，又像苏非派那么神秘。苏非派为穆斯林的一个派别，又称神秘派 。而后，他又谈到阿拉伯民族的现在，它的潜力和未来，就好像在指挥室里一样，面前摆着军事的、经济的和人力情况的地图，他胸有成竹，既高瞻远瞩，有战略的眼光，又懂得运用战术。
他突然问我在伊拉克有多少埃及人，他们的情况如何，我告诉他，有近百万阿拉伯埃及公民在伊拉克全国各地工作，从北到南都有埃及人。他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他说：“难道真有100万吗？”我向他表示确定无疑。他双眸充满了高兴和骄傲的神色。我知道，埃及在他心目中是占有特殊地位的，不仅我知道这点，所有在伊拉克工作的埃及人都很清楚。他也知道他在埃及人心目中的地位。每当他在埃及人民群众中时，他们都用埃及方言欢呼道：“萨达姆，我们用生命保卫你。”就像过去他们对加迈尔·阿卜杜拉·纳赛尔所表达他们心中的爱那样：
当汽车驶进共和国宫的大门时，停了一会儿，我向警卫通报了姓名。
晚八点，共和国总统府的新闻局长——我的老朋友萨巴赫·苏莱曼陪我步入萨达姆·侯赛因的办公室。
萨达姆站在办公室的中央，他双目炯炯有神，似乎一眼就可以看透你内心的秘密。
然而很快你就会发现这位坐在你面前的彪形大汉就像一块现代阿拉伯历史的活的标本，具有超人的透视能力；但你也会突然获得一种亲切感，瞬间就可以使你畏惧、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使你觉得他并不陌生，就好像是一位认识多年的朋友或同事一样。
我感到一分一秒都是宝贵的。我尽量控制自己，不要面面俱到地提问，我只想提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作为本书的结尾。
我首先向他表示歉意，也许采访的时间过长。当时我真想说出这样一句话：事实上，我并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的，只是提几个要点，使这次采访围绕几个要点进行。他大概看出了我不安的心情，脸上露出了微笑，说：“你放心吧，今天晚上的全部时间我都给你了。为了你，中午我足足睡了45分钟。”
这次采访是在1982年5月13日晚上9点30分开始进行的。
问：在暗杀阿卜杜拉·克里姆·卡赛姆事件败露后，您去了叙利亚，之后从那里去开罗。您为什么不留在叙利亚而是去了埃及？
萨达姆·侯赛因，以下简称萨：我是按照当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的决定和愿望到埃及去的。因为当时在叙利亚，复兴党基本上还存在，在叙利亚国内复兴党的气氛很浓，基于这种分析，我必须离开叙利亚到埃及去，以摆脱这种气氛。因此我们前往埃及是一项强制性的决定。
答记者问（中）
问：您在开罗的生活情况几乎无人所知。您在开罗生活了三年，三年的时间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并非很短的时间。您可以给我们讲一讲您那几年的生活情况吗？例如，您是如何在那里生活的？如何消磨时光的？您都参观了埃及哪些地方？您同埃及人的关系如何？这段生活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
萨：事实上我在埃及那段生活是很平常的。如果说有什么与普通人不同的地方，那就是秘密工作。一个复兴党学生，住在简陋的房子里，每天复习功课，阅读课外书。我的生活很平常，不像有的人迷恋开罗的花花草草，我只是从事秘密的工作。当时，我们负责加沙的组织以及阿拉伯北非、苏丹、阿拉伯半岛、海湾、埃及支部的领导工作。我的责任重大，因为当时民族领导的情况很困难，几乎难以在叙利亚国内进行活动，大多数党员都躲在黎巴嫩，而在黎巴嫩困难也很多，因为当时黎巴嫩当局对复兴党的活动也很敏感。当时我们就担负着这么艰巨的任务。
问：在那期间您一直待在开罗，还是到了其他一些地方？您一直住在一个地方吗？
萨：在那期间我一直待在开罗，当然也去过开罗以外的一些城市和地方。在开罗期间，我在尼罗河畔的艾尼宫区住的时间最长。我住的房子虽然很小，但位于河畔，倒也心旷神怡。此外，我还在阿吉扎区住了近一年的时间。
问：您是否去过艾格萨尔和阿斯旺？
萨：是的，我是在1963年斋月革命发生那天去艾格萨尔和阿斯旺的，当天返回。当时我是参加大学生旅行团去的。同时，我还去过亚历山大，在那儿住了15天，当时我们7个人住在一套房子里。此外，我还去过赫勒万，在马特鲁哈港住过两夜。
问：对此您有什么特殊的记忆吗？
萨：当时每逢月底我们都要在达吉的一家咖啡馆聚会。到月底时，我们手里都没有钱了，大家只好将剩下的一点钱凑起来，在最后的两三天找个地方聚会。我们自己做饭吃，彼此就像一家人一样。我还出席过乌姆·凯勒苏姆（埃及已故著名女歌唱家——译者）的一次演唱会。
问：您看过戏剧演出吗？
萨：在亚历山大看过一两次，在开罗也看过一次。
问：在埃及的一般老百姓中，您有朋友吗？
萨：是的，我有一位朋友，名叫穆罕默德。伊拉克革命成功后，他还来巴格达看过我。他的全家人都来了。我和我的同事们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瓦利姆。我们本想同埃及人建立起友谊，但我又怕给他们造成麻烦，我想同他们加强友谊，但担心引起埃及情报部门对他们的注意，就是穆罕默德这个朋友，我也是悄悄地去看他，不让人知道。一次我到他家去，认识了他的全家人，后来我曾对他说：穆罕默德，我不想给你找麻烦，引起埃及情报机构对你的注意。
问：从对您生活的了解，我得出这样一种深刻的印像：您的理智胜于感情。但尽管如此，我是否可以问您这样一个问题，您同您的妻子在结婚前后的关系如何？您同您孩子们的关系如何？
萨：不能说我们的理智胜于人道主义的感情。我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人道主义的感情，他对人道主义来说就无意义，因为政治的、原则性的理智行为只能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行为，我是这样认为的。因此，我相信一个人，随着责任的扩大、社会地位的提高，他的理智就应相对得到发展和深化，但不应超过合理的人道主义的感情，理智和感情应该相对平衡。我从小乃至在见到我的妻子之前，我的母亲就给我讲故事，带领我认识我的亲戚，其中包括我舅舅的女儿。当时，我们居住在塔厄米姆省，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近三年的时间，使得一些亲戚们对我们很不满。按照当时的习惯，凡招惹别人不满的人，都必须搬到另外的地方去住，因而我们从萨拉赫丁的欧加村搬到塔厄米姆的扈威加。母亲对我说：“是你爷爷将你舅舅的女儿给了你。”过去，爷爷的话是不能不听的。就这样，一直到我上小学一年级时我才见到她。我上小学很晚，当时不是九岁就是十岁。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舅舅的家里，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但我不能谈这件事，因为这是不允许的。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爱慕的感情理所当然地要随之加深，但不允许我向她表达我的感情，尽管我们是一家人，我是这个家庭的一部分。1961年，我在开罗时第一次宣布了我同舅舅的女儿结婚的愿望，并得到了舅舅的同意。1963年斋月革命后，我返回巴格达，于同年5月5日我们结了婚。
尽管我很忙，但回到家里处理公务就很少了。在这方面，我似乎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在家里有时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们就像普通人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我有五个孩子，其中三个女儿，两个儿子。我对两个儿子的关心不够，有点偏爱女儿，有时甚至带着小女儿去上班。
问：您从小失去了父亲，这对您有什么影响？您是否从您叔叔和舅舅那里得到了补偿？
萨：事实上我在感情上得到了补偿。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不止一次问自己：你是否感受到了痛苦？回答是：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受。因为我从家庭里得到了补偿，尽管不是全部的补偿，但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补偿。因此当我记起过去，问自己是否有一天对自己是孤儿而悲伤过，回答是否定的。这也许是农村生活的简朴所起的作用吧。当然，如果父亲不死，我的生活也许会好得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后来的家庭是不能完全补偿父爱的。但叔叔和舅舅们所给予的补偿，当然首先是母亲给的补偿，是非常美好的。
问：您是否去看过您的母亲？
萨：当然。
问：您多长时间去一次？
萨：根据情况。如果我不去，她就来我这里。她仍住在乡下。
答记者问（下）
问：您同党内同志的关系如何？是纯政治的关系，还是充满友情的人道主义的关系，尽管在党内的地位不同？
萨：我同我的同志之间的关系是深刻的同志式的关系，我们没有将“纯”政治关系称为革命者之间的关系或复兴党人之间的关系。只要是我们的原则和革命工作需要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作好流血牺牲的准备，并同另外一位同志为保卫原则而一起献身，就像在秘密斗争时期一样都不会说二话，怎能说这种关系是一种纯政治关系呢？如果说成是一种纯粹的政治关系，那就超出了正常人的想像，超出了党的原则和党的品德。对我来说，在同志之间的关系上，我从来不受任何拘束。无论职位高低，我同他们相处都很自然。因此我同党内同志之间的关系很正常。我们有时谈笑，有时又很严肃认真，需要严肃认真的时候绝不能宽容，对同志应该关心的时候就要关心，该严格要求的时候，就要严格要求。
问：您读过不少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的作品，谁对您的思想影响最深？谁对您的感情影响最大？您小时候所崇拜的历史、政治人物是谁？
萨：从深刻的政治、思想方面来说，列宁作为永垂不朽的思想家和思想深邃的革命者引起了我的关注。凡是读过他的著作的人，都了解他的伟大的一生。使我受到影响的人物还有加迈尔·阿卜杜拉·纳赛尔，尽管我们的党对他的经验比较敏感，而他对我们的党也抱有成见，但我对他的性格特别感兴趣。此外还有戴高乐。戴高乐和纳赛尔都很有个性，有自己处理事情的风格。虽然两个人处理事情的方法不尽相同，但他们对自己的国家都具有杰出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对本民族起着带有某种“骑士”程度的特殊的民族主义的作用。戴高乐曾对英国人说过：“为在独立后履行诺言，你们对法国都做了些什么就请记录下来吧。”戴高乐为使法国重新站起来发挥了他的作用，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纳赛尔这个人表现在他的个性方面，而列宁则表现在他的思想和政治娴熟的方面。
问：在家里，您是如何实行民主的？您既作为父亲又作为丈夫，在日常生活中您是如何行使权利的？您的妻子作为一名家庭妇女，享受权利的程度如何？
萨：我们家里的钱主要用在教育上，具体家务几乎都由我的妻子承担，因为我们不能一同下厨房做饭，这怎么可能呢？但是一切家务，哪怕是小事，例如家具如何摆放，如果需要的话，我们都一起进行商量。
问：您是否对家庭内所有的政治倾向问题都加以干预？
萨：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教育进程中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使我的孩子们不要将自己看成是国王的孩子，高人一等，因此，我在家里时经常对他们讲这件事。有时候，我故意提出一些问题，让他们进行讨论，我从中给予指导。有时，让一个孩子主讲，我进行评论。因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要使孩子们有优越感，而应使他们感到自己同普通人一样，从而使我的家人明白他们所享受的一切并非是特权，而只是工作的需要。例如，我的家庭有司机，配有汽车、厨师、服务人员，这些人只是为我所担负的领导职务服务的，并非是为他们服务的。我的两个孩子，指伊德和卡西，对此是明白的，并从小接受了这种教育。他们都加入了复兴党。
问：现在伊德多大了？
萨：现在16岁，1980年6月18日满16周岁。
问：易卜拉欣哈吉向我提起过，说您有时到欧加村去看望他。您作为阿拉伯地区一个最富国家的首脑，当您坐在易卜拉欣的泥土房子里时，您个人的感情如何？
萨：事实上，对此我是很珍视的，我还真的希望他们住在这泥土房子里，而同时，我又希望他们住到别的地方去，这是一种相互矛盾的心理，当然我希望他们住得更好些。我不否认我希望那些对我、对人民作出很大贡献的人能像别人一样生活得更好些。易卜拉欣哈吉现在已挖了墙基，准备建一座新的石头住宅。
问：您对爱情、婚姻、生与死是如何看的？
萨：我不认为一个人可以没有爱情地活着，我不认为没有爱情的生活就是平坦的，因为爱情不仅仅是同未婚妻或妻子相联系，它也同孩子和人道主义联系在一起。但首要的是爱人民，与历史相呼应。当然我不否认同妻子之间的联系、同孩子们的联系，而且我认为这是最深刻的联系。
问：我从录音带里听到您讲过您生活中的一段趣事：“我没想到过我会死，尽管我遇到过死亡的危险……”
萨：是的。我一生中曾多次经历过死亡的危险，有时就在死亡的边缘上。
问：您对复兴党的思想坚定不移，您对将来的感受如何？
萨：是的，现在我关心的是500年后人们将会说我们些什么，而不是现在。一次，我在谈到阿卜杜拉·纳赛尔的经验和萨达特（埃及前总统，被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