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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近代，石油、水资源和古老文明吸引了众多入侵者，持续数百年的战乱冲突，使伊拉克人养成强烈的自尊和好斗个性。尽管海湾危机以来伊拉克已被封锁了十多年，可伊拉克坚持把海湾战争称做“战争之母”，认为自己“打败了32个帝国主义强国的联合入侵”。
1990年8月，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后，联合国安理会立即予以制裁，我单枪匹马从北京飞到伊斯坦布尔，再转道安曼前往伊拉克。伊拉克航空公司别出心裁地要求旅客亲手将自己的行李搬上飞机，以免混入“皮包炸弹”。每位旅客都领到一张白色传单：“根据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229号命令，在你抵达巴格达5天之内，必须到指定的地点验血。”
在巴格达当记者容易，拍照却难于上青天，刚摆脱8年的两伊战争又面临盟军轰炸的伊国人草木皆兵。政府部门、商店、医院、银行、煤气站、加油站、超级市场、重要路口、立交桥、广场、博物馆、集市、机场、车站一律严禁拍照，荷枪实弹的士兵遍地都是，不时有枪声划破长空，我成了两耳直竖、四处乱蹦的兔子。
一位常驻巴格达的记者警告我：美联社的萨拉哈和路透社的马蒙被取消了签证，拍摄巴格达“军事设施”的巴佐夫特被绞死，不守规矩的塔斯社记者死于车祸……在巴格达，如果没有伊拉克情报官员陪同，严禁背相机上街。且不说军警宪特，光是革命觉悟高涨的老百姓就招架不了。好在我生就一张“黄人脸”，摄影背心上的五星红旗和中、英、阿文书写的“人民中国新华社”。由于日本海部内阁出兵在伊拉克犯了众怒，在巴格达被误做日本人可不是什么愉快的事。
伊拉克政府组织记者拍“万名妇女儿童抗议美帝”。几个刚会走路的儿童身挂“要萨达姆，不要布什”、“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大纸牌蹒跚而行。我和紧靠我左臂的白人记者跟着人群大喊：“打倒布什！”此举深得伊拉克人民的敬意。事后才知道，这位白人老兄竟是美联社的多米尼克。
1991年1月2日，伊拉克政府命令所有1973年以前出生的男孩立即到预备役报到。政府已向民兵发枪，机场售货员得意地向我炫耀他屁股上的柯尔特手枪。正在休假的列兵穆罕默德·阿里中止了他的临时出租车业务，奉命开往科威特前线：“巴格达和它的350万人将不复存在。”医院集中清点药品，装箱隐蔽。市中心拉希德大街军车成队，开往前线的军人在此尽情享用政府新增加的每月50第纳尔军饷。
与年轻人的激动相反，老年人出奇地平静甚至悲观，我们的房东太太哭诉自己命苦，她想逃回老家曼苏尔，可听说多国部队已把那里的核基地列为打击目标。
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带领我们五个“留守人员”在楼顶用红漆画了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冀以免遭轰炸之虞。但看不到敌人的被动挨炸，很快又断水断电使生活失去基本保障。
二进巴格达（１９９１年３月～５…
我是在以色列挨“飞毛腿”轰炸时接到重返巴格达命令的。由于伊、以两国早在巴比伦…亚述时期就结了仇，都互把和对方发生关系的人视做“匪谍”，我的护照被伊拉克加注一行黑字：“有以色列痕迹即告作废。”
听说要派我返回放“飞毛腿”的巴格达，以色列朋友大为惊骇，小姑娘奥瑞特眼泪汪汪送来一件T恤衫，上写“我是海湾战争幸存者”，恳求我留在以色列。我那当了40年美国佬的二伯从加州打电话要我“研究一下该任务的可行性”。可在我所受的所有教育中，领导总是高瞻远瞩、永远正确。为洗去从头到脚的犹太味，我自作主张从以色列飞往塞浦路斯，再转道埃及，最后飞到约旦，沿途扔掉一切有以色列之嫌的物品。我一直以为生死乃命中注定，非人力可改变。
飞到约旦，中国驻约大使章德良一见我就大喊：“讲段子的唐小鸭回来了！”随即特别关照我，千万别向外人透露去过以色列，否则小命难保。据章大使介绍，伊拉克最近驱逐了所有外国记者，形势变得很严峻。
3月5日，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自埃及驾临约旦，这位北大老学长不仅给我补充了1万美金，还亲自带我重返巴格达。
伊拉克境内被炸毁的40吨油罐车和巨型集装箱载重车不时可见，到处是美国空军20毫米火神机炮扫射的痕迹，火箭命中中央隔离带，钢板断裂，扭曲成一团。公路两侧的高压输电线像被刀砍过一样散乱如麻，庞大的架线塔被炸翻在地。我们的汽车竭力躲闪着弹坑，却轧在了一块炸弹皮上，轮胎爆炸，险些栽进弹坑里。我既担心会撞上美国炸弹，又害怕被共和国卫队识别出来送上绞架。因为我是第一个在以色列公开曝光的中国记者，而今又胆大包天地返回伊拉克。
昔日美丽的巴格达已被炸成一堆钢筋外露的水泥建筑，总统府门前的“7·１6”钢索桥被整个摧毁，共和国桥被炸成四段，坠入底格里斯河中。都拉炼油厂被彻底摧毁，汽车无油，连曼苏尔富人区的富豪子弟也开始骑自行车。粮食短缺不得不实行配给，拉希德大街黑市面粉每千克7伊拉克第纳尔，比入侵科威特前上涨了129倍。巴格达街头烈日当空，人们手端塑料盆、水桶围着街心自来水管排队取水。
此次战争，多国部队发射的“灵巧炸弹”能精确钻入建筑物，从外部看主体结构安然无恙，而腹内被炸得面目全非。阿米利亚地下掩蔽所就钻进了两颗“灵巧炸弹”，伤亡高达1500人。废墟上高擎黑色挽幛的受难者家属见有外国人照相，拥上来把我当做乔治·布什，高呼“打倒美帝”。
伊拉克贸易部长萨利赫称战争封锁使伊拉克每人每月仅能得到一千克大米，医院做手术得依靠烛光。哈佛大学估计到1991年底至少有几万名儿童因饥病而死。国际红十字会迪利克医生告诉记者，由于重复使用注射器，使很多人感染上肝炎和艾滋病。这番话听得我不寒而栗，因为我已奉命挨了许多说不上名目的防疫针，注射器全是反复使用的。
跟随共和国卫队到南方镇压穆斯林什叶派，到北方平定库尔德人叛乱后，伊拉克情报部萨东先生把我传到他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地问我是否拍了一家被烧毁的表店。我一口咬定没拍：“萨东先生，您知道，我除非接到命令，否则根本不按快门。”老萨东一对虎目盯了我好久：“据我的情报，你并不总那么服从命令。不过这次别害怕，出于某种兴趣，我急需一张埃尔比勒那家被烧毁的钟表店的照片。我听人说你路过那家倒霉表店时，手中的相机响了一下。”
三进巴铬达（１９９３年１月～２…
1993年1月17日海湾战争两周年，盟军再次袭击巴格达核工厂。一枚“战斧”误中拉希德饭店，炸死一名妇女，伤数十人，还有一名德国记者被炸了个满脸花。
伊拉克情报部为加强摄影采访管理，把我和美国《时代》周刊摄影师罗伯特·斯特朗编在了一组，采访被多国部队炸成一堆烂铁的儿童奶粉厂。据介绍，伊拉克人民自力更生，已使该厂部分地恢复生产，奶粉厂还送给我们每人两袋奶粉作佐证。采访完毕，我掏钱请情报部陪同瓦利德先生在巴格达豪华的萨哈饭店吃午饭，连点了三道主菜都说没有。好不容易上了一道著名的巴格达“祖拜迪”烤鱼，可我敢打赌，这条鱼至少登陆了一个月，没鳄鱼牙、火鸡胃就别想消化它。
情报官瓦利德问我这次来巴格达与前两次有何不同，我说：“伊拉克人民更团结了。”他说：“当然，现在是战争。不过我警告你，一个人千万别带相机上街。”饭后，我发现瓦利德贪婪地注视着橱窗中的进口香烟，便主动给他买了一包，他一面如获至宝地揣进衬衣口袋，一面请求我为他的同事再买一包。战前，这类进口烟成箱地摆在货架上，兜里揣满了石油美元的伊拉克人根本不屑一顾。为表示友好瓦利德邀请我们参观了他市郊的家，领出一对天真美丽的双胞胎女儿，让我带回中国做老婆。
2月7日，我和《时代》周刊的罗伯特·斯特朗同乘一车前往巴士拉，同行的还有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记者。我们被编成一队，连中途休息、撒尿也由情报官员统一控制，意大利记者皮鲁谑称之为“International ”（国际采访或国际撒尿）。
巴士拉是伊拉克第二大城，东临阿拉伯河，市内河渠纵横，已有1300多年历史。港区几百条锈迹斑斑的巨轮被炸歪在水中，码头上杂草丛生。本应繁华喧闹的中东名港此时竟比圆明园还荒凉，残砖败瓦和炸变了形的钢铁遍布甲板，船体上层建筑上简易的水泥工事被炸得支离破碎。城北的公路桥被多国部队炸毁，至今未能修复，城内排水系统年久失修，污水四溢，恶臭冲天。
巴士拉省总医院院长艾拉丁自称只剩三盒Humu1iur。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冈本行正指着手术台上的药说是日本捐赠的，说着一把抢过来读上面的字，可看了半天没了下文。意大利记者嘲笑道：“那上面是中国字吧！”说话间隔壁传来一阵令人心惊胆战、毛发倒竖的号叫，跑过去一看，原来是医生正给一个腿部受伤的士兵动手术。医生说：“麻药不够，这个士兵枪伤不重，身体又壮，用不着麻药。”
我们下榻的五星级巴士拉希尔顿饭店根本没有电，只在写字台上插了枝火苗随风摇曳的蜡烛。洗手间里的水龙头用了吃奶的劲才被拧开，先是发红的锈水，继而是浑浊的暖流。
早饭只有干大饼和煎鸡蛋。《朝日新闻》冈本行正点了果汁，可送上来的却是杯自来水。沿途，所有记者还得分担七八个情报部陪同的饭费。
由于缺乏配件和保养，返回巴格达时竟有两辆汽车坏在野地里。所有情报部陪同和汽车司机都亮出家伙，保护机械师抢修。尽管我们已付了租车费，可修车的费用仍由记者平摊。
沙漠黄昏寒风刺骨晴空蓝得让人发愁。我们几个外国记者围着火堆一人一口传递着《时代》周刊记者罗伯特的一瓶约翰尼黑牌威士忌，皮鲁就着火光掏出一大把苏联勋章逐一别到我们所有人胸前作为纪念。这老家伙年纪虽已62岁，可上蹿下跳倒像刚满26岁，他拎着酒瓶子把麦克阿瑟的绝句“老兵不死，仅仅隐退”（Old soldiers never die，they just fade away）篡改为“老摄影师不老，就是找不到焦点”（Old photographers never old，they just out of focus）。
四进巴格达（１９９３年７月～８…
1993年7月，还是那条沙漠路，还是伊拉克航空公司的大巴士，只是路况、车况更差，年久失修的大巴士根本排不出一丝冷气。这是我第四次前往巴格达，全无以往的激情，愁眉苦脸像个失去奋斗目标的英雄。
一到巴格达，我就跟着联合国核查组“安装监视用摄像机”，待我冲洗完照片，把美联图传机装上移动卫星发射天线时，才发现叫不通北京岸站。原来这种海事卫星发射天线的工作气温不能高于60℃，而我们那台固定在水泥地上又加了把大锁的移动天线早已超过80℃。1993年7月26日，我亲手把美联图传机装联到海事卫星上，《国际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艾克尤斯飞抵巴格达》成为新华社历史上第一张通过海事卫星发射的传真照片。美联社摄影记者贾西姆特意到新华社巴格达分社向我祝贺也拥有卫星传真装备。
三年多的战争封锁，使大多数伊拉克人的购买力下降到只能购买政府凭卡供应的10千克配给粮。巴格达“祖拜迪”烤鱼已上涨到每千克90第纳尔，而伊拉克副部长级官员月工资仅为750第纳尔。勤劳的伊拉克人使市中心锈迹斑斑的马尔基娜雕像重新喷水，她神色凝重地向油瓮中浇水。可离这儿不远是一群脏兮兮的小孩，正伸出猫爪般的小黑手乞讨。
巴格达解放广场的旧货市场，可以买到任何令人瞠目结舌的东西，战争使伊国人对本国货币毫无信心，对美元却近乎疯狂地崇拜。一架德国产8×１0蔡斯望远镜才20美元，而这在香港至少900美元。一位戴花格头巾的家伙20美元卖给我一块“欧米茄”海王手表，可当我把表戴到手腕上才发现，除了秒针哪都不走。待我返身追上这位潜入人流的老兄时，他已摘掉头上的围巾，露出满脸大胡子。他宽宏地同意“买回”那块表，不过只能“付”我10美元。当然，我也有赚的时候，一枝派克45型钢笔4美元，一把瑞士十字军刀3美元。在一个相机摊上，竟发现一台带MD…4马达、135mmF2镜头的尼康F3，我屏气凝神强压住激动问摊主100美元能否成交，这老兄竟以120美元慨然相允。可等我返回使馆，使馆的小于却迎面泼来一瓢凉水：“这台相机昨天开价才80美元！”
美国驻巴格达使馆也在秘密地拍卖财产，但避开新闻界，只对各国使馆开放。我和小于开着中国使馆的卡车到美国使馆一举买下了美国人10台崭新的“将军”牌空调。
波兰外交官托马斯作为美国利益代表现场拍卖，偌大的库房中堆满了冰箱、洗衣机、家具、吸尘器、铝梯、炊事用品……一位女士引导我和使馆的小于到使馆后院交款，我跟在她身后借机献媚：“小姐，你真美！美国人？”
“不，伊拉克人，可我妈生在贝鲁特。你是记者？”
“不！我是使馆的司机兼厨师，欢迎你来中国使馆吃我做的菜。”
“你真可爱！”
“你真迷人！顺便问一下，那些电脑卖吗？”
“所有电脑都已卖给了印尼使馆。”。 最好的txt下载网
“真可惜我来晚了。亲爱的，能否这么理解：美国使馆把能卖的全卖了？”
“可以这么说！”
拍卖大厅严禁记者采访。我把大花裤衩卷至大腿根，红背心撩至胸口，腆起脏汗横流的大白肚皮，右手搭到卡车车门上：“有我这样的记者吗？我是使馆的司机兼厨师，我只想给自己留个影！”警卫对视了一下：“看来你也干不了用脑子的活儿。”当天，我在发出的照片底下加了一句缀语：“看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