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我们决不会这么做。复兴党的领导已主动供认了，你将亲自见到克里姆·谢哈里，他将心平气和地同你谈谈。”
克里姆·谢哈里遭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在审讯中没有顶住，因而，他们以为如果他同萨达姆谈谈，将会说服他，而且克里姆·谢哈里自己也认为他能劝萨达姆改变立场。警方安排了他俩的见面。但萨达姆想会见克里姆·谢哈里却另有打算，想从他那里了解狱中同志们的情况，以提高他们的士气。
见面后，萨达姆又被带到拉希德办公室。
“喂，萨达姆。”
“我还是那些话，我都对你说过了。你还记得我给你讲的那个故事吗？”
“萨达姆，看。塔希尔·叶海亚想见见你。”
“塔希尔·叶海亚，就是总理塔希尔·叶海亚，你们当然能够强迫我那样，就是说你们给我带上手铐，将我带到他的办公室去。而我要对你说，我绝对不想见到塔希尔·叶海亚的面孔。我认为这些人都是一丘之貉，除了他，还有阿卜杜拉·萨拉姆·阿里夫……你瞧，我一生都没有离开过手枪。我在拉希德大街开枪打过阿卜杜拉·克里姆·卡赛姆，但我对他没有仇恨。一生中，我没有恨过任何人，但我对阿卜杜拉·萨拉姆·阿里夫说过，我恨他，恨之入骨。这是一个没有道德、头上长疮脚底流脓坏到家了的人。”
“萨达姆，你的城府太深了。”
两个人的对话到此为止，萨达姆被带到公安大楼，关在单人房间里。房间里有一把小凳，他的双手被反绑着，铁锁链系在高高的铁窗上，整整七天。
整整七天，他只字不吐。他们发现这样下去徒劳无益，于是将他送进塔吉监狱，对他开始进行一般的审讯。
审判员阿卜杜拉·卡德尔·吉纳比问他：
“你们准备进行革命吗？”
萨达姆没有否认，说：
“是的。但这只是我一个人的事，与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无关，因为我们知道他是阿卜杜拉·萨拉姆·阿里夫的朋友，因此，我们对他不放心，对他守口如瓶。如果你们听信别人的话，那你们就错了。”
萨达姆对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是尊重的，他不想让他受牵连，宁肯自己承担一切责任。
监狱是一座大熔炉，几乎没有一个革命者不经受这座熔炉的冶炼。
萨达姆走进监狱，并不感到陌生，他好像早已熟悉这灰暗的高墙、阴森森的铁窗似的。在狱中，他年龄最小，但他对同狱的难友的关心和照顾胜过关心自己，总是想着别人。
有生以来，他第一次被关进牢笼，沉重的路障发出沉闷的相互撞击的声音使他心绪不宁，但他相信自己不会死，他也没有想过死，即使在他的脑海里闪过“也许他们会枪毙我”的念头时，也没有绝望。他自言自语道：“只要他们不立即处死我，我就要逃走。”
的确，他制订了让巴格达军事局成员逃走的计划。他们逃走之前，公安当局决定将所有未被释放的人押送到一号监狱。
剩下的70人，像世界上所有的###一样进行绝食斗争，要求改善他们的待遇：有报纸读，有书看，允许亲友探视。从内部已经开始崩溃的当局满足了他们大多数要求。漫长的夏天开始了。在铁窗内，萨达姆开始阅读世界文学名著，每天看一部小说。在那漫长的夏天，萨达姆阅读了多少文学、艺术、思想著作呀。难怪他对文学艺术所起的作用理解得是那么深，那么重视艺术家。他曾说过：“艺术家与政治家在创造新生活中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好的艺术家，也就没有好的政治家。”
他一刻都没有放弃逃跑的念头。在狱中，他立即着手于重建党组织，提高难友的士气，将他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典狱长阿里·阿什格尔的代表面前像花岗岩一样坚硬。萨达姆当时是狱中党组织的负责人，他以组织的名义作出决定：任何人不准回答典狱长提出的问题，供出党组织。
突然，萨达姆发现阿里·阿什格尔在同一位难友大声讲话，他立即制止说：
“阿里·阿什格尔，我们这里也有党，有我们的组织、纪律和命令。从现在起，这些同志任何人都不会回答你的问题。你不要白费苦心了，你走吧。”
阿里·阿什格尔开始感到在这些犯人的身上有一种特殊的东西。
而后，萨达姆决定实施越狱的计划。他们可以争取警卫人员，从而允许他们在夜间将所有的牢门打开，让他们坐在一起讨论计划。
他们通过妇女探狱的机会，同外面的同志取得联系，带进来能剪断铁窗的老虎钳。一个叫穆罕默德·伊斯梅尔的妇女带来了老虎钳，铁窗再也关不住他们了。
铁窗烈火（下）
在那些刮大风下大雨的日子里，他们故意放大收音机的声音，萨达姆同几个同志开始用老虎钳剪铁窗棂。大多数铁窗棂被剪断后，挑选了两个身强力壮的人在执行计划那天，从窗口猛跳下去，扑向站在窗外的岗哨，夺取他手中的枪，然后将枪带进监狱里。
一切都准备妥当了，本来可以顺利地实施预定的方案：大家从铁窗口一个个爬出来，从岗楼跳下，每人抱着一块床垫；越狱的计划也可以按次序进行：首先是组织的领导成员，接着是各负责机构的成员、军官……但国外要求解放###的呼声日益高涨，部队不满的情绪日益增长，统治当局开始大赦在押的军官，因此，萨达姆他们决定暂时停止执行计划，直到剩下的军官全部被释放。那样一来，最后只剩下七个人。
萨达姆他们又决定开始制订新的计划，在前往法庭的路上做好押送士兵的工作。而在狱外，组织已开始恢复活动，这样就可以里外配合。而在这个时候，他们又争取到了更多的权利，开始时，允许他们的亲属每半个月来探视一次，以后是每周一次。
萨达姆的爱妻萨吉达也来探视了，还抱着只有几个月的伊德，但伊德并不知道是来看望父亲的，也不知道自己从小就参加了斗争行动。外面的艾布·希萨姆将带给萨达姆的信放在伊德的怀里。萨达姆每逢抱过孩子，一边亲吻，一边迅速从伊德衣服里面取出信件，从未被发现过。然后再通过伊德带信给艾布·希萨姆。就这样，萨达姆同狱外的组织保持着联系。
通过相互交换信件，萨达姆同萨敦·沙吉尔又制订了新的越狱计划。萨达姆在给萨敦的信中说：经过经常的、艰苦的说服工作，我们可以在被押往法庭的路上最后将看守们争取过来，使他们在既成事实面前别无选择。你必须按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接应我们。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萨达姆·侯赛因、克里姆·谢哈利、哈桑·阿米里被解往法庭受审。路上，他们劝看守们去艾布·努瓦斯大街的“君杜勒”饭店吃午饭，看守们欣然同意。萨达姆同萨敦·沙吉尔还约好，要他将汽车开到饭店后门等候，因为从这里可直通大街。押送他们的汽车一到，打开门就动手。如果看守反抗，就用武力缴他们的冲锋枪。
萨达姆他们三个人商定，两个人先逃走，留下一个继续做看守的工作，动员他们一起逃离，并答应革命成功后来报答他们。如果两名看守同意，则大功告成；如果拒绝，这第三个人便同他们一起回监狱去。第三个人选定哈桑·阿米里。
饭店的后门打开了，萨敦·沙吉尔的汽车车门敞开等在那里。萨达姆·侯赛因和克里姆·谢哈利迅速从汽车上跳下，钻进萨敦的汽车，风驰电掣般驶去。由于看守拒绝逃跑，哈桑·阿米里只好同他们一起返回监狱。
巴格达大街上人来人往，当时正是工人、职员下班的时间，但谁也没有注意在一辆黄色黑顶篷的“欧贝尔”牌车上坐着三个年轻人，正朝雅尔穆克区一间孤零零的房屋飞快地驶去。
汽车停了一会儿，克里姆·谢哈利走下车，然后，汽车又飞快驶去，因为萨达姆不想同克里姆·谢哈利住在一起，担心这里会被警察当局发现。
现在他该怎么办呢？到哪里去呢？必须有一处落脚之地。突然，在他的眼前闪现出萨吉达和伊德的影子。但在哪里才能见到他们呢？她第一次来探视他时，他曾问她生活得怎么样，她沉默不语。经他一再追问，她才告诉他：她租了一间房子，但房主一听说她的丈夫被逮捕，就立即将房内的家具、衣物给扔出来了，并对她说：
“我们不想让一个###的家属住在我们家里。”
这家房主不允许萨吉达将家具、衣物搬回房内。最后，万般无奈，她只好抱着伊德和一些衣物回到父亲家住，她受尽了污辱和折磨。
但尽管如此，萨达姆此刻是断然不能前去看望她和孩子的。虽说此刻他自由了，但他的自由是有限的，只有他的自由同整个社会的自由，所有人的自由结合在一起时才算是真正的自由。
他从沉思中清醒过来，突然发现自己来到一位朋友家的附近，那是1966年7月23日下午。他敲了敲法鲁克·阿卜杜拉·赛义德·萨米拉伊家的大门。他心想：在这样风雨飘摇的时刻，也许他的家最安全。
从此，他一生中又一场斗争的序幕被揭开了，他决心重建党组织，清理党的思想，再次迎接从大马士革即将刮起的风暴。
零点的钟声就要敲响了（上）
萨达姆·侯赛因越狱后，又重新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
奇怪的是，入狱期间，他已预料到在叙利亚将会发生政变，他曾对前来探视的复兴党地区领导代表沙菲格·加麦里说过：
“民族领导将面临一场政变，这次政变将由萨拉赫·贾迪德和一些军人策划。”
这是他根据从当时在贝鲁特出版的报纸上刊登的一些消息进行分析和对民族领导在采取、制订的一些措施，例如组成以萨拉赫·贝特尔为首的内阁所犯的“技术性错误”进行全面分析得出的见解。尤其是内阁一组成，他就愈加坚信发生政变已变成无法挽回的事实。
他所预料的事情不幸出现了，1966年2月23日，叙利亚发生了政变。
叙利亚发生的反对复兴党民族领导的政变，对伊拉克地区复兴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使伊拉克的党组织处于尖锐的思想动荡危机之中。虽然党组织还维持着表面上的团结，但已从内部开始分裂。党的领导分裂了，党的领导当时称为“组织领导委员会”，成员包括：阿卜杜拉·哈利格·萨米拉伊，哈桑·扎哈卜、侯赛因·萨米拉伊、赛米尔·纳吉姆、贾法尔·卡赛姆·哈姆迪。在成立组织领导委员会之前，还成立过另外两个领导机构，一个是以书记塔利克·阿齐兹领导的机构，只工作了几星期；另外一个领导机构包括：阿卜杜拉·哈立格·萨米拉伊、沙菲格·卡迈利、法蒂克·萨菲、舒克里·哈迪西。
组织领导委员会应该服从艾哈迈德·贝克尔和萨达姆·侯赛因的领导，因为他俩是民族领导的成员。萨达姆是在狱中被选为民族领导成员的。那天，伊拉克地区复兴党的书记塔利克·阿齐兹带信给他说，他已被提名选为民族领导的成员。萨达姆立即回信说：“领导的问题不是威严的问题。现在我不能为你们做任何事情，就像一个自由的同志那样。我现在身陷囹圄，即使他们不处决我，短时间内我也出不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对你们没有什么用处，你们还是另选高明吧。”但他的推辞没有被接受，在复兴党大会上他当选为民族领导的成员。
见到党处于这种每况愈下的状况，萨达姆只有像以往那样以高昂的斗志和满腔的热忱进行工作。他立即同阿卜杜拉·哈立格·萨米拉伊、克里姆·谢哈利磋商，一致同意解散组织领导委员会，宣布地区领导的存在。2月23日政变后，民族领导已名存实亡，因而萨达姆他们采取主动行动，没有去征得民族领导的批准，况且在伊拉克国内现有民族领导的成员，他们可以代表民族领导行使权力。伊拉克复兴党地区新领导由三人组成，此外加上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他由于受到警察的严密监视往往不能出席组织会议。
新领导机构成立以后，受到了叙利亚政变当局的种种刁难和限制。伊拉克地区领导为摆脱控制，提出立即召开一次特别民族大会，吸收所有争执的各方参加，对2月23日前民族领导采取的措施充分发表意见，对2月23日政变进行估价，然后确定自己的命运。
伊拉克地区领导知道民族领导是不会接受这一建议的。民族领导陆续派代表来伊拉克，自认为他们是合法的民族领导，要求伊拉克的地区领导在这样的基础上同他们交往。当时的形势确实令人担忧，伊拉克国内的党组织四分五裂，阿里夫家族式的统治以各种特务手段来对付伊拉克复兴党组织和思想的统一；叙利亚当局也佯称自己是民族领导惟一合法的代表，同阿里夫当局协调反对地区领导的计划，不惜花费重金和指使宣传机构对萨达姆进行诋毁，指责他是右派、反动分子！
一开始，地区领导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灵活的态度，以弥补党组织内部的裂痕，恢复党组织的思想、认识的统一，结果遭到猛烈的攻击，甚至达到与叙利亚人公开对抗的程度，进一步加快了组织内部的分裂。如果一味地采取这种立场，结果可能是保持了团结，但却葬送了事业。
一段时间以后，叙利亚人进一步施加压力，派出的代表接踵而至，他们打的旗号是“在伊拉克党组织内部实行选举”。萨达姆早已预料到叙利亚人会提出这种口号，他同领导成员阿卜杜拉·克里姆·谢哈利、阿卜杜拉·哈立格·萨米拉伊进行协商，但未能同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会晤，因为他受到了严密的监视。
这是他们出狱一个半月之后发生的事情。
许多党员反对选举口号，但萨达姆明确地对他们说：
“现在反对和支持这一口号都会破坏我们的计划。一些人出于好心想通过选举清楚、具体地了解党组织的政治、组织路线；当然也有些人出于不良的动机，企图进行破坏。但无论如何，其结果将取决于地区领导及支持者所作的努力程度。”
最后取得一致意见，由地区领导召集各人民群众组织的领导、基层领导和一般进步干部，向他们明确地阐明形势，提出由各级领导组成的委员会负责选举工作。但各级的选举工作要事前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