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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7月5日，定海县失守。随后的两年时间里，战事不断升级，吴淞、虎门、厦门、镇海，大清朝沿海火烧连营一般烽烟四起，而最终的结果无一例外，全是清军完败。1841年10月10日的镇海之战，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裕谦为国捐躯，而他是鸦片战争殉国者中官位最高的。而裕谦在整个战役过程中的表现，足以说明当时双方实力的真实对比。当时经过一年多的战争发展，大清上下对于英军战斗力之强已经有所了解，知道海战绝非英军敌手；但是过度的愚昧无知还是使他们坚信，英国人陆战并不擅长，而其依据竟是当时传说英国人的膝盖不会打弯。膝盖不能弯曲，陆战当然非常困难。而这个膝盖不能打弯的传说，则来源于当年英使马戛尔尼于乾隆年间来华，参见乾隆帝时坚决不肯下跪的故事。英使的不肯下跪，是出于荣誉和尊严的考虑，而在大清朝经过多年的以讹传讹，竟然成了英国人膝盖不会打弯。对于战事的一败再败，大清内部剿、抚两派也是争论不休。而裕谦正是剿派的代表人物。而他主剿的主要理由就是：战争的胜败关键，不在于器械，而在于人心。在近代之前，人类战争处于冷兵器时代，兵器只不过是人手脚功能的延伸和强化，本质上与手脚并无不同。在这样的前提下，战争中士兵的勇气、信心以及信仰所提供的精神力量…也就是裕谦的所谓“人心”…就成为了胜负的关键，这一点是无疑的，也就是所谓的“狭路相逢勇者胜”。但是近代以来，人类进入热兵器时代，军事装备的作用就变成了重中之重，在此条件下仅凭勇气去获得战争胜利就实在是天方夜谭了。而天朝中人裕谦对此毫无认识。他在成为钦差大臣奉命前往江浙之后，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努力振奋清军的士气军心。为此他甚至有一次将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的诗句变成了现实，把两名英军俘虏抽筋剥皮，凌迟处死，以此鼓舞士气。同时他也加紧修筑工事，造船铸炮，做好和英军决一死战的准备。
而镇海防线，则是他的得意之作。裕谦在镇海大兴土木，于原有工事基础上再行修筑，形成了招宝山、金鸡山、大峡江、镇海县城四道防线，自以为固若金汤。战前裕谦还“共率文武官员，誓于神前”，借助祖宗神灵帮忙鼓舞士气，振奋军心，并上奏折向道光帝解释这一行为：“此非奴才敢效匹夫之勇，甘为孤注之投，盖因镇海地方稍有疏虞，则逆敌愈张，兵心愈怯，沿海一带必将全行震动。非此不能固结兵心，灭此朝食，更非此不能挽回一年来瞻顾徘徊之陋习。”裕谦认为这一年清军的失败主要原因是“瞻顾徘徊”，也就是意志不坚定。这个错误的认识就决定了裕谦的防线不可能吸取一年多以来清军失败的教训。他没有认识到清军简陋的原始工事根本无法抵御英军炮火；而且也没考虑应对英军登陆迂回作战的策略，而这显然又与其以为英军不善陆战的思想相符合。裕谦就这样打算用清军将士的血肉和勇气，去抵御侵略者的舰船枪炮。
知识给人以力量，这话没错；可是愚昧也可以给人以力量，有时候是更大的力量。1841年10月10日，大清主战派里的最坚定者，镇守着他认为最坚固的阵地和城池，与英军交战。清晨战斗开始，英军先用舰载炮火猛烈轰击清军在岸边和山上的炮台阵地，同时陆军从别处登陆，迂回至清军阵地背后发动攻击。清军原打算和从海口进入，深入内河的英舰进行炮战，没想到英舰竟然根本不靠近，利用大炮射程远的优势，在海面上远远进行攻击，其炮弹甚至可以飞越招宝山前沿轰击清军纵深阵地，至此坐镇县城的裕谦才真正见识了英军火炮的威力。不久英军登陆部队也迂回而至，向清军阵地猛攻，清军本来就被炮火轰得肝胆俱裂，又见这些“鬼子”竟然翻山越岭如履平地，根本不是膝盖不会打弯，顿时无心恋战，纷纷溃逃。据裕谦家丁余升后来的叙述，此时在镇海县城东城墙上观战的裕谦似乎已经神情恍惚，茫然不知所措地从城墙上退了下来，向城中退去。路上可能是忽然意识到自己无论在当下的战局中还是以后的朝廷里都已经走投无路，于是北向望阙叩头，投水自杀。经其家丁亲兵救起后抢救出城，路上还一息尚存，却在赴省城途中气绝身亡。
开战：仿佛见到外星人（3）
这是一个令人无法接受但又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当时的主战大臣代表、后世的民族英雄…裕谦，是被英军强悍的战斗力吓得自杀身亡了。裕谦的自杀从他本人所崇尚的儒家学说…宋明理学的角度来说，充分体现了一个封建臣子所能具有的最高气节，值得钦佩和赞扬；但是从当时的战局来看，清军虽败，战役尚未结束，此时当地清军的最高长官忽然弃军队于不顾而自杀，使得清军群龙无首，实在是不负责任；而其家丁将其抢护出城，虽然裕谦本人于昏迷中并不知情，但实际效果完全就等于临阵脱逃。英军随后根本也就没再遇到什么抵抗，顺利占领了镇海县。
英国人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自问：活着还是死去？
人类为什么会自杀？从哲学上来说，这是个深邃难解的问题。但是裕谦应该不会懂得这种西方哲学，他的自杀，当然是源自绝望。按理说，头号主战派已经对战争绝望到了自杀的地步，大清朝君臣应该明白这场战争的结局会如何了。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裕谦的死到了道光帝那里，已经被扭曲。家丁余升逃回后，报告浙江巡抚刘韵珂，说战役进行之时浙江提督余步云曾两次登城见裕谦，称“可怜一家三十余口”等等，被裕谦驳斥；余升又说战役之败，是由于余步云驻守的招宝山阵地抵抗不力，余步云临阵脱逃，致使全线崩溃。而随裕谦守城的副将丰伸泰对此事的供词则是，其战时见余步云上城见裕谦，二人密语，当时炮声震天，没有听清，但是后来裕谦高声喝道：“汝如退守宁波，极救百姓，即自行具奏。倘镇海被占，我即殉节。”刘韵珂一看这可是条猛料，不能不爆，于是立即上奏。这样一来，给人的印象就成了战争不是因为清军无力战胜英军而失败，而是因为有将领临阵脱逃而失败。反倒佐证了裕谦的“人心”说。余步云因此成为替死鬼，后来被判斩立决，成为鸦片战争中唯一一个因战事不利而被斩首的清军将领。而他之所以如此倒霉，却是因为他和裕谦在官场上早就互有嫌隙，并且在对待英军的问题上政见不同，这次裕谦一死报国，余步云顿时在官场倾轧当中败下阵来，成了替罪羊。裕谦则成就了流芳百世的英名。整个战争过程，充满了类似的悲剧和闹剧：有的大臣一败再败于英军，又不敢将实情上奏道光帝，就在奏折中转败为胜，然后再私下与英军议和；有的则愚昧无知，自认为天朝不会败给蛮夷，而在阵前牺牲。而总的说来，当时的清军见到英军，就如同科幻电影里人类遇到了比自己厉害不知道多少倍的外星人一样，双方没法交流，也没法在同一等级上形成对抗。这就是那场一百六十多年前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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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与卖国贼（1）
中国历史历来注重人物评价，对每个历史人物都要加以盖棺定论，仿佛是京剧的脸谱，忠奸善恶，一目了然。这是从孔子删春秋就开始的传统。
但是这种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定论究竟是否可信，会不会对历史的本来面目进行了歪曲，恐怕值得怀疑。现代史学已经证明，历史的绝对再现是不可能的，那么对一个人的简单评价又怎么能做到彻底公正呢？
历史是复杂的，人也是。
前文我们已经描述过林则徐和裕谦，虽然他们的某些行为仍然值得赞扬，但他们与历史教科书里自己大义凛然、浩然正气的形象并不完全相符。说过了民族英雄，再让我们看看卖国贼。鸦片战争中早有历史定论的一个大卖国贼就是琦善。他的罪名是：反对严禁鸦片、接受英人贿赂而在战争中妥协投降、向英国人私自割让香港岛。但是这些罪名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实际上未必站得住脚。
首先是反对严禁鸦片。
鸦片流毒天下的形势在当时的大清朝内部已经是一种共识，是大清朝需要解决的一个棘手问题。在大清君臣上下看来，鸦片的最大问题在于导致白银外流，有损国家财政，而不是毒害人民身心。也就是说，鸦片问题只是走私问题，而不是贩毒问题。因此确实有人曾提出要开放进口，使其成为合法商品而抽税，然后用内地种植的方法逐渐取代进口。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更没有得到道光帝的支持，所以仅仅是少数人的一种观点，并没有在官员当中形成所谓的“弛禁派”。有人称由于有很多官员接受鸦片贩子的贿赂，而在官场上形成弛禁派的说法不能成立。因为对于接受贿赂的官员来说，只有继续保持对鸦片的禁令，他们才有可能继续接受贿赂，如果放开禁令成为合法商品，商人们又何必行贿？所以大清朝根本就没人反对严禁鸦片。具体到琦善本人，正是他在天津查获的大批鸦片成为道光帝下定决心禁烟的导火索，所以恐怕更是很难将反对禁烟的罪名安在他头上。其次是接受英人贿赂从而在战争和谈判中妥协投降。当时的大清朝整个社会都是处于“天朝”美梦当中，对于四海蛮夷，时人普遍是持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的。琦善虽然在天津曾经见识过英人先进军舰和火炮的威力，但是从他和英人打交道的书信往来可以看出，他仍然是以天朝重臣自居，对待义律等人态度十分傲慢，义律甚至因为在和琦善的交往中显得过于卑下而被英方免职。在此种心态下的琦善，是否会贪图蛮夷的贿赂而出卖大清的利益，实在很成疑问。
而且琦善在鸦片战后获罪，被抄了家，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抄家的结果证明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琦善可不是一般的有钱。这样有钱的一个人，你要贿赂他，恐怕就得花大价钱，而如果金额很大的话，英方应该会有账目记录，但是从英国人的材料当中从来没有找到一条说在鸦片战争中曾有花钱贿赂大清朝的哪个官员的事，所以接受贿赂的罪名对琦善来说恐怕也缺乏证据。
至于妥协投降，琦善作为钦差大臣，其一切行动都是向道光帝做了详细汇报并按照道光帝的指示去做的，虽然其中免不了有谎报隐瞒夸大其词等等，但是总的来说琦善只是道光帝的工具，并没有自主意识和权利，这也与中国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的特点相符合。所以如果说琦善卖国，无异于说天朝皇帝自己把国家卖给了蛮夷，似乎有点过于匪夷所思。还有就是私自割让香港岛。这一点其实完全是因为琦善不懂近代外交，而被义律欺骗所导致。1841年1月，琦善作为钦差在广州负责督战。英军攻占虎门的大角、沙角后，随之提出要霸占此两处。琦善军事上既然失败，只好讨价还价说若英军归还定海、沙角等处，他可以奏请道光帝允许英军在珠江口外“寄寓一所”。义律随即提出要求割让尖沙咀、香港岛，琦善则说只能选择一地，由英方选择然后他上奏请旨。义律却故意曲解琦善的意思，回信称已经接收香港岛，并又另提释放英囚一事。而琦善的回信不够谨慎，有“现在诸事既已说定”之语，实际上指的是释放英囚一事，随后还就香港岛问题上奏道光帝请旨。可是义律却迹近无赖，抓住上述那句话宣称已经和琦善达成协议，强占了香港岛。实际看来，琦善并没有和英人有任何协议，关于香港岛也曾上书请旨，并没私自作主。实际上之所以后来琦善在史书记载里成为卖国贼，是因为他在清朝朝廷当中是主和派，反对用武力和英人进行对抗。在中国历史中，主和派永远是奸臣的代名词。秦桧就是一个例子。而把主和派描述成奸臣，只是处于一个目的：为尊者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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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与卖国贼（2）
秦桧成了宋高宗的替罪羊，而琦善正是成了道光帝的替罪羊。在皇权至上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无论皇帝多么昏庸无能，最终失败的罪责总是要臣子来承担的。所以说妥协的政策是道光帝定的，但是所带来的后果却必须由琦善承担，因为至圣至明的皇帝是不会错的。其实主战派也是如此。道光帝主战之时，主战派将领在战场上失利，肯定也不会是道光帝主战的政策有误，而是将领们或者贪生怕死，或者指挥无方造成的。如果战死疆场，那么名声可以保存，活下来的却只能承担罪责了。裕谦和余步云的结局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可以想象，若不是道光帝为英人所迫罢免了林则徐，林则徐在广东战场上也必然一败涂地，到时候林则徐如果不能以身殉国，必定也要承担战败的责任。然而主战派既然主战，卖国的罪名还总是扣不到头上的，于是琦善之类的主和派，就只好承担卖国贼的罪名，从而为整个鸦片战争的失败埋单了。这就是“奸臣误国”历史观的来源。这种历史观是十分危险的。鸦片战争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在于，中国在近代历史上的的确确是落后了，必须放弃自己原来的社会制度，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才能奋起直追，迎头赶上。然而上述“奸臣误国”的历史观所能得出的初步结论则是，战争中只是皇帝用错了人，如果能坚持使用林则徐这样的忠臣，结局不会是这样的下场。最终结论将会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林则徐式的忠臣，为了培养这样的忠臣，必须维护和强化旧的伦理纲常和社会制度。无疑，这样的结论是会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的。
天朝梦醒了还是没醒（1）
中国历史存续的时间太长了，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是有什么病症的问题，而是不可挽回地衰老下去。中国领先于世界的时间也太长了，不仅没有面对比自己先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