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特权，在特权的面前，张居正才终于感觉到，他之前所得到的鲜花与赞扬是如此的毫无用处，那些游山玩水附庸风雅的所谓名士，除了吟诵几首春花秋月外，屁用都没有。
荆州知府也好，湖广巡抚也罢，在辽王的面前，也就是一堆摆设，拥有特权的人，可以践踏一切道德规范，藐视所有的法律法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弱者，只能任人宰割。
辽王不会想到，他的这次示威举动，却彻底地改变了张居正的一生，并把这个年轻人从睡梦中惊醒。正是在这次事件中，张居正明白了特权的可怕与威势，他厌恶这种力量，却也向往它。
站在祖父的坟前，陷入沉思的张居正终于找到了唯一能够战胜辽王，战胜特权的方法——更大的特权。
我会回来的，总有一天，我会回来向你讨要所有的一切，让你承受比我更大的痛苦。
向金碧辉煌的辽王府投去了最后一瞥，紧握拳头的张居正踏上了赴京赶考的路，此时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张居正二十岁。
不管情绪上有多大变化，但对于自己的天赋，张举人还是很有信心的，他相信自己能够中第，然而现实再次给他上了一课——名落孙山。
这是一个张居正无法接受却不能不接受的事实，他的所有骄傲与虚荣都已彻底失去，只能狼狈地回到家乡，苦读不辍，等待下次机会。
嘉靖二十六年（1547），张居正再次赴京赶考，此时他的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考中就好，考中就好。
赵丽蓉大妈曾经说过：狂没有好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张居正不狂了，于是就中了，而且名次还不低，是二甲前几名，考试之后便被选为庶吉士，进入了翰林院庶吉士培训班。
庶吉士培训班每三年开一次，并不稀奇，但嘉靖二十六年的这个班，却实在是个猛班，班主任是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徐阶，学员中除了张居正外，还有后来的内阁成员李春芳、殷士儋等一干猛人，可谓是豪华阵容。
正是在这个培训班里，张居正第一次认识了徐阶，虽然此时的徐阶已看准了张居正，并打算把他拉到自己门下，但对于这位似乎过于热情的班主任，张居正却保持了相当的警惕，除了日常来往外，并无私交。
十分滑稽的是，张居正虽对徐阶不感冒，却比较喜欢严嵩，在当时的他看来，严大人六十高龄还奋战在第一线，且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实在让人佩服得紧。
所以在此后的两年中，纵使夏言被杀，可怜的班主任徐阶被恶整，他也从未发出一言一语，表示同情。恰恰相反，他倒是写了不少赞扬严嵩的文章，每逢生日还要搞点贺词送上去。
对此，徐阶也无可奈何，但他相信总有一天，这个年轻人能够体谅到他的一片苦心。
上天没有让他等得太久，嘉靖二十九年（1550），张居正与严嵩决裂。
在这一年，“庚戍之变”爆发了，张居正眼看着蒙古兵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放火又抢劫。严大人吃了又睡，睡了又吃，就是不办事。
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张居正愤怒了，对严嵩的幻想也随着城外的大火化为灰烬，他终于转向了徐阶。
此时徐阶的职务是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已经成为了朝廷的高级官员，在张居正看来，他是可以和严嵩干一仗的，可几次进言，这位徐大人却只是笑而不言，对严嵩也百般依从，毫无反抗的行动。
难道你竟如此怯弱吗？张居正没有想到，自己寄以重望的老师，竟然是个和稀泥的货色，只顾权势地位，不敢挺身而出。当然了，愤怒归愤怒，张居正自己也没有站出来，毕竟他此时只是一个七品翰林院编修，况且他也没有杨继盛那样的胆子。
严嵩日复一日地乱来，徐阶日复一日地退让，张居正日复一日地郁闷，终于有一天，他无法忍受了，便作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请病假。
在临走的时候，他给徐老师留下了一封信，痛斥了对方的和稀泥行径，其中有这样一段极为醒目的话：
〖古之匹夫尚有高论于天子之前者，今之宰相，竟不敢出一言，何则？！〗
从字面上理解，大致意思是：徐阶老师，你还不如匹夫！
看到信的徐阶却仍只是笑了笑：
小子，你还太嫩了。
第四章 成熟
【天下，己任】
嘉靖三十三年（1554），带着一腔愤懑，三十岁张愤青回到了家，说句实话，他选择这个时候回家，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此时朝廷正斗得你死我活，杨继盛拼死上书，严嵩大施淫威，徐阶左右逢源，一片腥风血雨，按照张居正的那个性格，想不卷进去都难。
不搞政治，又没有其他娱乐方式，只好游山玩水了，于是在那三年之中，张居正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从西子湖畔到武当之巅，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然而这一轮全国三年游不但没有舒缓他的心情，却使他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原来人生可以如同地狱一般。在看过了无数百姓沿街乞讨，卖儿卖女，只求能够多吃一顿，多活一天的惨象后，张居正发出了这样的长叹。
从神童到秀才，再到举人、进士、翰林，纵使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快，但张居正的一生还是比较顺利的，他不缺衣食，有学上，有官当。
而直到他游历各地，亲眼目睹之后，才明白了这样几个真理，比如：一个人如果没有土地，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食物，没有食物，就会开始变卖家产，从家具、房子到老婆，孩子，到了卖无可卖，就会去扒树皮，树皮扒完了，就去吃观音土，而观音土无法消化，吃到最后，人就会死，死的时候肚子会胀得很高。
同时他还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喜欢诗词书画，也没有那么多的忧伤哀愁，他们想要的只是一碗掺着沙子的米饭，对那些骨瘦如柴、眼凹深陷的饥民而言，一幅字画是王羲之的还是怀素的，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张字画纸够不够厚，方不方便消化。
在看到那些倒毙在街头，无人理会也无人收拾的尸体时，他有时也会想，这些人生前是不是也有过妻子、丈夫、孩子，是不是也曾有过一个欢笑的生活，一个幸福的家。
就在张居正为此痛心疾首之时，一个冤家却再次找上了门来。
这个人就是辽王，说起来，这实在是个缺心眼的家伙，听说张居正回来了，竟然主动找来，只为了一个目的——玩。
作为一个藩王，呆在荆州这么个小地方，平时又不能走远，只能搞点吃喝嫖赌，真是大大的没趣，所以在他看来，张居正可谓是供消遣的最好人选。
这位仁兄还很健忘，他似乎不记得眼前这个玩伴的祖父曾被自己活活害死，而张居正则成为了玩具，被叫到王府，陪这位公子哥每天饮酒做诗，强颜欢笑。
在那些屈辱的日子里，张居正默默忍受着这一切，与此同时，他又发现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原来人生也可以如同天堂一般。
比如这位辽王，含着金钥匙出生，丰衣足食却依然不知足，鱼肉着属地的百姓，想用就用，想拿就拿，他要做人，百姓就得做牲口，他要潇洒地去活，百姓就要痛苦地去死。
每当张居正结束应酬，离开丰盛的酒席，走出金碧辉煌的王府门口时，总能看到饿得奄奄一息的饥民和无家可归只能睡大街的流浪者。
原来天堂和地狱只有一墙之隔。
这就是大明天下的真相，当无数的贫民受到压榨，失去土地四处流浪的时候，高贵的大人们却正思考着明天去何处游玩，该作一首什么样的诗。
这些在官员们看来并不稀奇的场景却深深地打动了张居正，因为他和大多数官员不同，他还有良心。
面对着那些乞求和无助的眼神，面对着路旁冻饿而死的尸骨，张居正再次确立了他的志向，一个最终坚持到底的志向——以天下为已任。
所谓以天下为已任，通俗点说就是把别人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办。地球人都知道，却似乎只有外星人办得到。
几百年前，一位叫亚当斯密的人在自己的家中写下了一本书，名叫《国富论》，在这本被誉为经济学史上最为伟大的著作中，亚当同志为我们指出了这样一个真理——人天生，并将永远，是自私的动物。
只要回家照照镜子，你就会发现这个法则十分靠谱，试问有谁愿意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去拼搏、奋斗，付出自己的一切努力、心血乃至生命？顺便说一句，没准人家还不领你的情。
不是个傻子，也是精神病。相信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回答，但问题在于，这样的人确实是存在的，他们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只是为了别人的利益。
而这个特殊的群体，我们通常称之为伟人，所以说伟人不是那么容易干的。
孔子应该算是众多伟人中的一位，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寻求真理，普及教育，当然，他并不是一个所谓“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的言行自然也不是“心灵鸡汤”或“励志经典”，在我看来，他倒像是个“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
他流浪数十年，周游四方，目睹了最为残酷的屠杀与破坏，但他依然选择了传道，把希望与知识传递给更多的人，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行为，而他这样做的真正原因决不是乐观，而是——悲悯。
了解世界的黑暗与绝望，却从不放弃，并以悲天悯人之心去关怀所有不幸的人。
这才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真正原因，这才是人类最为崇高的道德与情感。
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伟人，他锦衣玉食，前途远大，不会受冻，更不会挨饿，他可以选择作一个安分守己的官僚，熬资历混前途，最终名利双收。
然而和那位骑着摩托车横跨南美洲的格瓦拉医生一样，在见识了世上的不公与丑陋后，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一条无比艰苦，却无比光辉的道路。
在黑暗之中，张居正接过了前人的火把，成为了又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所以我相信，即使这个世界十分阴晦，十分邪恶，即使它让你痛不欲生，生不如死，但依然应该鼓起勇气，勇敢地活下去。
所以我相信，希望是不会死去的。
【天赋，无与伦比】
嘉靖三十六年（1557），张居正回到了北京，此时的他已经脱胎换骨，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知道该如何去做。
如果单以智商而论，嘉靖年间的第一聪明人应该还轮不上徐阶，因为从实际表现上看，张居正比他还要厉害得多。
在那年头，想在朝廷混碗饭吃实在不易，为了生存，徐阶装了二十多年孙子，还要多方讨好妥协，而张居正的表现却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
这位年轻人虽然刚刚三十出头，且在不久之前还是个标准愤青，但在短短几年之间，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喜怒不形于色，城府深不可测的政坛高手。当时徐阶已与严嵩公开对立，除了个把胆子大的，没人敢与徐阶公开接触，唯恐被严党当作敌人干掉。即使像吴时来、邹应龙这样的死党，每次找徐阶都是趁着夜里，悄悄地进府，打枪的不要。
唯一的例外就是张居正，他总是白天来，还喜欢坐官轿，高声通报，似乎唯恐人家不知道他和徐阶的关系，甚至在朝堂上，他也敢公开和徐阶交头接耳。
而更为奇怪的是，对于这一幕幕景象，严嵩及其党羽却不感到丝毫奇怪，也不把他当作对手，因为张居正和他们这边的关系也不错，虽然没有深交，却也经常走动。
即使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张居正的行为也无疑是典型的两面派，但在当时，连精得脑袋冒烟的严嵩都认为，这位张翰林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从不结党，坦坦荡荡。
明明是徐党，明明是耍手段，那么多人都看着，就是看不穿。在长达四十余年的嘉靖朝中，这是最让人莫名其妙的一幕。
而对此怪象，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张居正是个超级能人。在他的身上，有着一种可怕的政治天赋。即使在最为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也能够进退自如，在交战双方的枪林弹雨中游刃有余，如此绝技，估计连国际红十字会也望尘莫及。
所以在那几年里，虽然外面你死我活，血流成河，张居正却稳如泰山，安然无恙。
可你要是由此认为他安分守己，那就错了。
在徐党中，张居正大概是最为激进的一个，经常在徐阶面前喊打喊杀，大有与严嵩不共戴天的气势。
然而徐阶只是微笑，他安排吴时来、董传策、张翀试探严嵩，命令邹应龙弹劾严世藩，但张居正这颗棋子，他却从未动过。因为他很清楚，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而现在，还不是让他上场的时候。
事实上，张居正不但没有出场的机会，连官都升得慢，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一转眼都十多年了，还是个正七品编修，连杨继盛都不如。
对此张居正也想不通，怎么说自己跟的也是朝廷的第二号人物，进步得如此之慢，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但当两年之后，他听到那道任职命令之时，所有的抱怨顿时烟消云散，他终于知道了徐阶的良苦用心。
嘉靖三十九年（1560），翰林院编修张居正因工作勤奋努力，考核优异，升任右春坊右中允，兼管国子监司业。
右春坊右中允和国子监司业都是六品官，看上去无足轻重，也不起眼，但事实绝非如此：
右春坊右中允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太子的来往公文，以及为太子提供文书帮助，而国子监司业大致相当于中央大学的副校长，仅次于校长（祭酒）。
现在明白了吧，成了右中允，就能整理太子的文件，就能和太子拉上关系，这叫找背景。当上中央大学的副校长，所有的国子监学员都成了你的门生，这叫拉帮派。要知道，蒋介石就最喜欢别人叫他校长，那不是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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