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163 《太公家教》一卷(存六五行庚戌年张顺进写本)
S.1291 《太公家教》(存五三行)
S.3835 《太公家教》一卷(存九三行)
S.6173 《太公家教》(存四六行)
S.4307 《新集严父教》一本(存一九行雍熙三年李府奴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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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简目,略就性质归类,不依号码次序。我之所以将变文放在开始,因为敦煌所发见的俗文学材料,其名称曾见于唐人记载者,不能不推变文。孟棨《本事诗》中曾论到《目连变》,唐朝一位不大知名的诗人吉师老有《听蜀女转昭君变》的诗。就变文的本身而言,如《降魔变》的序文中也有〃伏惟我大唐汉朝圣主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陛下〃云云的字样。所以变文起源甚早,那是无可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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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节: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2)
伦敦所藏《降魔变》,只残存篇首四十一行,还不及我国郑西谛先生所藏的好。不过伦敦本篇首完整,似乎正可以补胡、郑两本之缺。《舜子变》这一卷原本黏合杂文十篇而成,《舜子变》只占一段存二十三行,鱼鲁亥豕,不一而足。但是敦煌缀琐所收巴黎本前缺,而伦敦本却存前段,不无可以校补之处。
关于变文,如:《目连变》文、《八相变》文、《降魔变》、《舜子变》、《昭君变》之类,早为世人所知;可是伦敦藏的《汉将王陵变》,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是记汉将王陵夜斫楚营的故事,存一二六行,后面残缺。《王陵变》的首段提到〃变初〃的一个名辞,这于研究变文的体裁,不无关系,因不嫌累赘,抄录如后,以示同好;原本文字有不可解者,照本直录。
汉将王陵变
忆昔刘、项,起义争雄。三尺白刃,博乱中原。东思禹帝,西定强楚。鞍不离马背,甲不离将身。大陈七十二陈,小陈三十三陈,陈皆输他西楚霸王。唯有汉高皇帝,大殿而坐,诏其张良,附近殿前。张良闻诏,趋至殿前,拜儛礼中,叫呼万岁。汉帝谓张良曰:〃三军将士,受其楚痛之声。与寡人宣其口敕,号合三军,怨寡人者,任居上殿,标寡人首,送与西楚霸王!〃三军闻语,哽噎悲啼,皆负戈甲,去汉王三十步地远下营。去夜至一更已尽,左先锋兵马使兼御史大夫王陵,右先锋兵马使兼御史大夫灌婴,二将商量,拟往楚家斫营。张良谓灌婴曰:〃凡人斫营,先辞他上命。若不辞他上命,何名为斫营!〃二将当时夜半越对,得皇帝洽背汗流。汉帝谓二人曰:〃朕之无其诏命,何得夜半二人越对?〃遂诏二大臣附近殿前,〃莫朕无天分!一任上殿,标寡人首,送与西楚霸王亦得!〃王陵奏曰:〃臣缘事主,争敢妒煞!臣见陛下频战频输,今夜二将,拟往楚家斫营,拟切我情。〃皇帝闻奏,龙颜大悦,开库赐雕弓两张,宝箭二百只。分付与二大臣,事了早回,莫令朕之远忧。二将辞王,便任斫营处。从此一转,便是变初。……
伦敦所藏《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我还没有看到。不过这一卷已收入《大正藏·古逸部》,矢吹庆辉的《鸣沙余韵》中也有影本,知者甚多,可以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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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俗文学中有一种敷衍《维摩诘经》故事的:罗叔言存有《文殊问疾》第一卷,北平图书馆存第二卷,巴黎存第二十卷。这一种不仅体裁与变文不同,其气概之雄伟,也不是变文所可仿佛;上举三卷每卷都长近万言,巴黎的第二十卷大约还不是最后一卷,全书总计当不下二十万言。在第十世纪左右,居然有用《维摩诘经》那样的一部小书搬演到二十多卷,二十余万言的一种通俗文学,这真是中国俗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不仅篇幅长,文章辞句都很清丽,较之《目连变》文等,进步得多。伦敦所藏的S。4571一号也就是其中的一卷。原本裂成九段,除去七、八、九三段恐为他书外,尚存六段,共五三二行。将近万言。此卷断裂凌乱,仅三、四两段可以衔接;在全书中属于第几卷,不得而知。至于这一件的名称,究应是〃唱文〃,还是〃唱经文〃,国内时贤,议者纷纷,尚无定论,姑从〃盖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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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所藏《季布骂阵词文》,我一共看到五卷,其中二为卷子,三为蝶装小本。S。5440一本曾收入罗叔言的《敦煌零拾》之中,《零拾》末行的〃季布歌〃三字,并不见于原本。又《零拾》于此篇题下注〃今藏伦敦博物馆〃,而篇末罗氏跋语谓系日本狩野直喜从法京图书馆录回者,当系偶尔笔误。
《季市骂阵词文》,伦敦、巴黎各有所藏,大约可以凑成一全卷。全部用七言韵语。至于何以称为词文,同后来的词话有无关系,现俱不得而知。伦敦藏S。5441一本,前后大致完整,结尾一句是〃莫道词人唱不真〃,大约唱这种词文的人,就称为〃词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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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节: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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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俗文学中可以称为开后来平话小说的先路的,当以S。133纸背记秋胡戏妻,和S。328记伍子胥故事的两卷为最近似。记秋胡故事的这一卷凡存一一七行,全篇记叙,除去秋胡回家见妻采桑,因为五言六句古诗调戏她的一首诗以外,别无韵语。全卷首尾残缺,存自秋胡辞母妻出外游学起,到回家见妻,妻发觉其夫即为日间采桑时以诗调戏她的人,因而大骂其夫不忠不孝为止。
记伍子胥故事的这一卷,自楚平王杀伍奢、伍尚,子胥逃亡起,至子胥为吴王所杀,越王伐吴,吴王梦见子胥为止,共存三七三行。大约前后各略有残缺。今本存一万字左右。
记秋胡故事的一种几乎全是叙事。记伍子胥故事的一种则叙事之外,夹以歌辞,今举子胥逃亡,遇打纱女子,女子邀食所唱为例:
儿家本住南阳县,二八容光如皎练;泊沙潭下照红妆,水上荷花不如面。客行由同海泛舟,博暮叛巢晨日晚;傥若不弃是卑微,愿君努力当餐饭。
至于叙事的文辞,则两种体裁大致相同。伍子胥一卷纸背有《列国传》的标目,以前我以为是原题。最近看到原本,才知道是斯坦因的书启师爷蒋孝琬加的,不足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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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简目自《王梵志诗集》起至《禅门十二时曲》止,大都是所谓白话诗一类的东西。《王梵志诗集》前三卷知道的人不少,附在《季布骂阵词文》后面的卷中,似乎还少有人谈及。《百岁篇》中分《缁门百岁篇》、《丈夫百岁篇》和《女人百岁篇》三篇,每十年七言绝句一首。《叹百岁诗》则自一十一咏起,至一百岁为止。今只举《叹百岁诗》中咏一百岁的两首为例:
一百终,寂寂泉台掩夜空。骨不知寒暑更,月明长照陇头松!一百终,坟前几树凌霜松。千秋不见娥眉态,万岁空留狐兔踪!
《下女夫词》是新妇新郎相为问答之辞。如S。5515一卷,有女婿至大门咏、至中门咏、至基诗、逢诗、至堂门咏、开撒帐合诗、去行幛诗、去扇诗、咏同牢盘、去帽惑诗、去花诗、脱衣诗、合发诗、梳头诗、系指头诗之类。今举合发诗为例:
本是楚王宫,今夜得相逢。头上盘龙结,面上贴花红。
如今西南有些地方逢到结婚的时候,还往往有来宾拥至新房中,向新人用韵语致吉利的话头,新人大方的并立即用韵语回答。和《下女夫词》的情景,还仿佛相似。
这种类似白话诗的东西当中,以《书》为最有趣味。《书》即是巴黎藏的《新妇文》,写的是一种拗相公式的泼妇口吻,可惜伦敦所藏只余八行!
S。4329一卷,前后残缺不知书名,设为学士辩才问答之辞,大致不离乎劝人为善。今举《五字教章第十一》为例:
学士问辩才曰:〃五字言教,有何所能?〃辩才答言:劝君须觉悟,凡事审思量。口喰嗜百味,智惠实能强。出语能方便,胜烧百和香。少言胜多语,柔耎必胜强。肚里无惭愧,何劳远送香。出语如刀切,发意似剑;一朝灾厄至,悔不早思量!
S。1339纸背有《少年问老》八行,文字与《敦煌缀琐》一九所收大致不殊,只少年问在前,老翁答在后。刘半农先生的眉批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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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朋赋》我一共看到四卷:S。2922一卷,首尾大致完整;S。3227只存卷首三六行;S。4901和S。3904原是一卷,残余两段;前一卷存开始二七行,后一卷存中间二五行。《敦煌缀琐》一所收《韩朋赋》只到宋王得韩朋夫妇死后化为双鸳鸯落下的一毛,身为所磨粉为止,而伦敦所藏较完整的一本后面尚多出梁伯父子配在边疆的一段。韩朋夫妇的故事后来大约甚为流行,到明人作《韩朋十义记》,洋洋洒洒,可谓集传说之大成。《燕子赋》写的是燕雀相争,诉于凤凰,卒归和好的故事。《伦敦所藏》两卷皆不全;S。214存后一段七五行,S。6267存中间一段五○行。两卷辞句,与《敦煌缀琐》三所收巴黎本间有异同。《燕子赋》末一段是鸿鹤讽谏燕雀,为其所讥,因赋诗一首见志,燕雀亦赋诗答之,词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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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节: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4)
大鹏信徒南,鹪鹩巢一枝;逍遥各自得,何在伦敦本作况依巴黎本改。二伦敦本误作重。知!
《韩朋赋》与《燕子赋》是敦煌俗文学中一种特殊的体裁,全篇大体用四言,两句一韵。至于命名为赋,是否即取敷陈其辞,质直叙事的意义,却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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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公家教》是唐末五代流行民间的一部通俗书,开端有〃太公曰〃的话头,因取为书名。书末自谓〃本不程于君子,意欲教于童儿〃。大约是因为过于俚俗,不登大雅之堂,宋以后书遂久佚;仅明(?)人所作的《明心宝鉴》中,尚引有不少的《家教》原文。敦煌佚书发见,《家教》原本的形式,始为世人所知。伦敦所藏四卷俱不全,希望有好事的人,将伦敦巴黎所藏会合校勘,成一完本。这不仅是九世纪至十世纪间中国的一部格言谚语汇海,当时民间的人生观……或者说实用的道德观念的轮廓,也可以从这部《家教》里反映出来。
《新集严父教》的性质,与《家教》大同小异,用五言韵语,说明教子的道理。今举第一篇为例:
家中所生男,常依严父教。养子切须教,逢人先作笑,礼大则须学,寻思也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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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伦敦所见到的敦煌俗文学,内容大概,略如上述。所惜者自己非〃敦煌学〃专家,只能草率地记录一点。关于敦煌俗文学的真价,现在还不能下何种断论。说到思想方面,自然受佛教的影响最大,表现得最浓厚,如上举的《叹百岁诗》,就是一个好例。更进一步地去考察,这种俗文学的策源地,原来就是寺院。唐代的佛寺,实在是一个大市场。钱易《南部新书》曾说到长安戏场集于青龙、慈恩两寺;至于寺僧兼营高利贷的营生,不仅有现存许多文件可作证明,唐人小说杂记中也屡见不一见。唐代寺院中有一种名为〃俗讲〃的,甚为风行。〃俗讲〃约略相当于宋代的说平话,此中高手以文溆法师为最有名,日本僧圆仁大师游学长安,即曾亲炙风采。据时贤考证,这种〃俗讲〃的〃话本〃,大约就是《目连变》一类的东西。敦煌所有俗文学的来源既然如此,其所表现的思想之近于佛教,那是丝毫不足为奇的。
不过从中国俗文学史的立场来看,鄙意以为敦煌发见的俗文学材料,对于中国俗文学的演进,至少有两点贡献。第一是题材方面。南宋说话人分四科,有所谓讲经说史之类。而敦煌发见的俗文学内容甚为繁复:以佛经为主题者,有《目连变》、《八相变》、《降魔变》,以及记维摩诘故事的长篇伟著;以历史为主题者,有《汉将王陵变》、《季布骂阵词义》,以及记伍子胥故事的小说;此外取材于相沿的传说,民间的小曲者,不一而足。不仅南宋说话人的分科,在这里已具有规模,所取的材料也上自佛经史传,下至乡里琐闻,无不信手拈来,收入笔底。为宋以后写小说杂剧传奇的人,预先展开一片广漠的新土;这真不是一件可以忽略的史实!
第二是活的辞汇的收集。宋以后的俗文学,无论是就诸宫调、杂剧、传奇,或者是小说而言,其所以能别焕异彩,为中国俗文学史上创一新纪元者,自然原因甚多。据我的浅见,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应当是由于采用一种活的语言作描写的工具。但是用活语言作描写工具,绝不是变戏法一样,可以一下从无中生出有来的,其间一定要经过相当的准备的时期:一方面作收集网罗的工夫,一方面作提炼抉择的工夫。敦煌发见的俗文学材料,正是这一种情形的表现。即就《太公家教》来说,这本算不得文学作品,但是其中所有的谚语格言,大约在宋以后的戏曲小说里边,总可以找出不少的影子来。王梵志的诗也是如此。至于《目连变》之类,有一大部分都是当时日常的语言。因为有了这种的预备工夫,搜集抉择了日常通用的辞汇,后来的小说戏曲才能取用不竭,左右逢源。所以从历史的眼光看来,敦煌俗文学的本身不仅自有其价值,即就中国俗文学史的演进而言,这一个阶段也是必不可少的。
民国二十六年一月二十九日草于英京
(见《新中华杂志》第五卷第十三号页一二三……一二八,一九三七年七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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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节: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5)
7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原
中国古乐之亡,说者以为始于魏晋,自是而后,所有雅乐,皆杂胡声。然外国音乐之入中国,亦已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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