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些孩子在与同学或老师发生了小矛盾、小摩擦之后，就将老师和同学杀死了，有用刀的，也有用毒药的，若是有炸弹的话，他们恐怕也会用的。这些有起因的犯罪行为似乎还可以理解，但是对于那些纯粹是为了模仿而对无辜的人下毒手的行为实在是不能让人理解。例如：1997年6月份报道一个案件，同样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出于对电视节目中犯罪情节的好奇，于是便模仿罪犯，在学校门口公然将一个11岁的男孩杀死，其手段和使用的作案工具都与电视情节中描述的基本一致，也是用一把榔头活活将人敲死。
这一系列的犯罪行为在日本社会敲响了警钟，青少年的犯罪和暴力伤害事件已成为日本政府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昔日安定和谐的日本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了，种种社会问题暴露出来，国际社会也不断揭露日本的社会现实。美国就曾集中报道了日本的社会问题，并称日本社会存在如此多问题的原因是经济持续走低，失业率持续偏高，人们生活水平相对下降，所以很多人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尤其是青少年丧失了对未来信心，青少年犯罪因此增多。
青少年的犯罪高发是日本犯罪的一个特征，另一个特征就是日本罪犯本身的特点。日本罪犯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罪犯不同，一般罪犯在实施犯罪之后就会立刻逃跑，怕被别人发现，而且被抓时是一副狼狈相。但日本的罪犯不同，很多时候他们是郑重其事的，没有一点颓废和落魄的样子，就像奥姆真教教主被捕的时候，在法庭审判时还面不改色心不跳，理直气壮地否认自己的罪行。更有甚者，还要和受害者道歉之后再离开，这样的行为同样是无法理解的。
第二章 武士，一个阶级的构成（12）
2003年1月4日日本媒体就报道了这样一个有礼貌的罪犯，这个人并没有杀人，只是在夜里偷了便利店的东西，当第二天店员发现店中的东西丢失之后就立刻报了警，没料到这个偷东西的小偷竟然没有逃跑，而是在将东西放在家中之后又返回了便利店，目的就是为了向店主道歉。也许我们会认为这个日本小偷愚蠢至极，但是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因为在他的思想意识中，他是一个小偷，更是一个日本人，而他眼中的日本人是懂礼貌的，所以他要按照日本的传统文化礼仪，为自己的行为向失窃的失主道歉，这就是他返回便利店的原因，而且绝对是诚心诚意的致歉。即使他最后被及时赶来的警察逮捕了，但他对自己的行为并不后悔。
还有一些罪犯分子也是很好笑的，日本曾就有一个爱偷大米的小偷，他每次去超市的时候都会偷回很多大米，他似乎是对大米情有独钟，隔个两三天就到超市里去偷一次，而且越偷越上瘾，越偷越胆大，最后直接将成袋的大米往外扛，不成想米袋子漏了个小洞，沿途撒下了很多米粒，最后被人发现后，沿着米粒找到了他。在警察对他家进行搜查的时候发现他家囤积了大堆大堆的大米，但是这个人似乎并不缺少粮食，也不缺钱，偷东西似乎只是为了满足他的某种心理，享受刺激带来的快感。在我们笑过这个小偷之后，不免要思考一下日本人的心理。
通过透析以上犯罪事例，我们可以发现日本人的心理是极度扭曲的，日本人性也是矛盾的，传统文化对他们的束缚与自身对自由的渴望发生激烈的冲撞，所以产生了很多带有极端思想的人，他们通过各种暴力、残忍的活动释放压抑的心灵，寻求一种发泄。
日本的现实社会如此，日本的影视作品也是如此。充满暴力色彩的文艺作品在社会上泛滥，这种泛滥比现实社会的暴力情节多得多，也比人们想象的严重得多。日本暴力组织在世界上是最有规模，最有自律能力的组织，他们不单是从事赌博、色情、盗窃、凶杀和毒品走私等活动，社会的其他领域他们也有所涉及。因为他们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以他们为原形的暴力影片随之在日本社会中泛滥开来，其中有很多都是被世人广为评论的，例如《大逃杀》、《一个凶暴的男人》、《杀手阿一》、《小奏鸣曲》，这些作品中有的讲述的是一群孩子在荒岛上相互残杀，求得生存；有的是讲述日本警察依靠暴力手段解决社会中的各种问题；还有的讲述的是暴力组织内部的相互残杀；另外是关于一个黑帮组织的头目和他的手下被卷入对抗事件的故事。总之这些故事情节都是有关暴力的，而是场面都十分血腥，人们在杀戮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残暴和自私的一面。
其中的两部影片都是日本导演北野武导演的，有人说，北野武是日本电影界的“怪才”，的确，我们对他都不陌生，而且一提到他，就想起了他那几乎没有动作的暴力，似乎北野武已经成了日本暴力电影的代名词，他们不但导演了多部暴力题材的影片，自己也出演过带有暴力色彩的电影，例如著名导演大岛渚执导的影片《圣诞节快乐，劳伦斯先生》，深作欣二导演的《大逃杀》。不过在北野武的电影中不是突兀地将残暴、血腥的场面展示给观众，每每在暴力出现之前都有温柔的底衬。
北野武的作品与他的生活背景有很大关系，北野武在战后1947年1月18日生于东京，没有从明治大学毕业，之后当过出租车司机、脱衣舞秀场的喜剧演员，1973年开始活跃于电视及广播界，《一个凶暴的男人》的走红使得北野武一鸣惊人，奠定了他在日本的导演地位。北野武的电影主旨是生命的苦涩与无奈，但表现手法往往是残忍的暴力，他说自己有个参与黑社会的叔叔，是听着血腥的故事长大的，这显然不是答案的全部。童年孤独、缺少理解、缺少关爱，才是他成为暴力教皇级人物的真正原因。北野武擅长表现急速冲击力与平静美好的对比，这也是日本文化的特点所在，即《菊与刀》中所说的矛盾。
值得一提的还有北野武的《花火》，这部影片都是在平静中展现了死亡。《花火》是一部相当有冲击力和感染力的暴力影片，影片的主人公是一名警察，多次执行打击黑社会的任务，但当身边的人都遭遇不幸之后，他对社会失去了信心和希望，踏上了不归路。为了使癌症的妻子幸福地走完一生，他沉默地打劫银行，带上妻子去旅行，在途中杀掉所有阻挡，留下了一片血迹斑斑。影片的结尾，大海碧蓝，天空碧蓝，空旷的海边一个女孩固执地拖着残破的风筝不停奔跑，然后是两声枪响，生命戛然而止，面无表情的女孩定格在画面中。
此外还有《坏孩子的天空》，这是北野武讲述少年暴力的影片，故事安置在一所男中学以及其貌不扬的社区里发生，几乎没有女角色，也没有家庭线，而是单纯的男孩子之间的争斗。他们互相逞强，三一群俩一伙地结成小党派，今天你吓我一次，明天我打你一拳，都是些无关痛痒的事情。其中的一对好朋友因为某种原因产生了分离，一个参加了黑社会，但是最后两个人都没有成功，当两人再次相遇的时候，仿佛时间从来没有流逝过一般，两人骑着车在曾经的操场上一圈又一圈地徘徊。其中虽然没有血淋淋的场景，但是却表现了日本少年过早地学会了打假斗殴等暴力行为，并组织了自己的小帮派，之后还加入到黑社会中，反应了一系列青少年暴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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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思想上的矛盾者（1）
一、必然性和偶然性
在“知伤感之心”的前提下，和歌可以唤起统治者的自然之心，让他们同情被统治者，为了被统治者的幸福进行统治。他相信，只要统治者对和歌深有体会，他们就会“怜悯之心油然而生，将不会做对社会不利的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打成一片，“万人对万人的斗争”就不会在日本社会上演。
日本人喜欢将意志掩藏起来，不代表日本人没有意志，如果他们没有意志的话，也就不需要费尽心思地掩藏它了。但“掩藏”却注定了面对近代化转型期时，日本人会有和西欧人不同的看法。
17世纪中期，英国开始了近代化历程，英国人霍布斯敏锐地察觉到英国的变化，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期的残酷和血腥让他愤怒，他感慨人和动物一样，为欲望驱使，人类也可以像豺狼一样野蛮。在无政府的自然状态，总有一天，万人对万人的斗争会在人类社会上演。
对此，西方人强化了政府权力和法律的作用，借助二者的力量，维护社会稳定，避免人类社会沦为“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动物社会。法律和权力的强化，实际上就是人类自律意识的强化、意志自我规范作用的强化。
近代工业的发展让人类和自然世界脱离开来，人和人分离，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对此，霍布斯等近代哲学家采取了以毒攻毒的办法，利用意志的自我规范作用来限制意志本身。
日本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感觉到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但他们对待这些问题的方式，和西方人大相径庭。
霍布斯把“万人对万人的斗争”当作一种自然状态，所以才主张用人的意志规范混乱的社会状态。和霍布斯的看法相反，日本人眼中的自然状态是平静的、祥和的，在自然社会中，人就像其他生物一样，安宁地生活着。本居宣长甚至认为，社会在自然状态下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需要人来解决。
西方人眼里的自然社会混乱野蛮，日本人眼中的自然社会和谐安宁。对自然的不同看法导致二者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
本居宣长认为，无所不能的神控制着日本的人伦世界。因此，人无需再对人间施加统治，只要人人顺应自然，顺应神的意志，在情感的自然流露中，日本社会就可以实现长治久安。
在“知伤感之心”的前提下，和歌可以唤起统治者的自然之心，让他们同情被统治者，为了被统治者的幸福进行统治。他相信，只要统治者对和歌深有体会，他们就会“怜悯之心油然而生，将不会做对社会不利的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打成一片，“万人对万人的斗争”就不会在日本社会上演。总而言之，宣长彻底排斥了人类的作为，认为世界上本来就不应该存在“如何统治人世”的问题，既然问题都不存在了，又何必寻找答案？日本人只要按照神的意志生活就好了。
尽管一切都是神安排的，但凡人总是摸不透神的意志，与其说命运掌握在神手里，不如说命运掌握在和自己发生关系的他人手中。即便命运是由神把握的，人也要在和他人的往来中体会命运。因此，任何一个人都要解决自我和他人的问题，日本人也是一样，社会越发展，人的选择权力越多，自我和他人的差异就越大，对个人来说，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大，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在现实生活中，想要“遵循神的意志”可不是容易事。日本人通过将人类社会与自然同一化，掩盖人的意志，解决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矛盾，但日本人又用什么方式，面对充满变数的未来呢？日军在二战中的行为方式以及现代日本的保险制度，都集中反映了日本人应对不确定性事件的态度。
在二次大战中，美军是日军的主要对手之一。交战之初，对是否能赢得战争的胜利，日美双方都没有十足的把握。美军实力雄厚，财力超群；日军斗志高昂，在亚洲战场上肆虐嚣张，两方各有优势。虽然日美两国都采取了相似的现代官僚组织用来指挥战事，但二者的行事风格截然不同。
美国人在制定作战计划时，总是尽可能考虑战场上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他们不单单会对某次战役进行筹划，还会认真思考如何应对战争失利的情况，以便在发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时，迅速采取对策。即使战斗不能胜利，也要想尽量保全实力。因此，美军的作战计划往往分成“作战前”和“作战后”两个阶段，美国人既看重进攻，又重视防御、补给。
日本没有辽阔的疆土和雄厚的财力，即使让整个日本都成为日军的补给，日军也应付不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日本只能多多采取闪电战、奇袭战的方式，趁美军不备时出手，见好就收。有人称日本人的作战策略是“狭隘的战略选择”。对日军来说，“狭隘”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咬住的就是日军补给困难的软肋。
不过，“狭隘的战略选择”不只表现在日军很难展开持久、大规模的战斗上，还表现在的作战准备忽视上。日军相信，他们的执著精神定能克服物质上的重重困难，只要他们在战斗中足够英勇，准备不足也不足为惧。他们很少为战争制定应急计划，只知道进攻，不看重防御。他们在看到美国战斗机上的防御设备后，耻笑美国人是胆小鬼。日军很少在部队中设置医疗机构救助伤员，负伤者多会被当成拖累，被部队置之不理，甚至杀害。
曾经指挥部队，和日军有过正面交锋的英军司令斯林姆称，日军的弱点之一就在于，他们的作战计划失误时不会立即制定新的作战计划。
1944年3月8日，10万日军在司令官牟田口连也的带领下，来到印度，英帕尔之战由此开始。起初，日军的进攻非常顺利，逼得英、印大军节节败退。不过，在日军即将突破英军防线之时，连日苦战已让日军疲惫不堪，反倒是英印大军以逸待劳积攒了能量。雨季的来临出乎日军预料，让日军只能拖着虚弱的身躯在雨中前行，战争的局势开始对日军不利。
一般统帅在战斗情势发生变化时，都会及时调整作战策略，但牟田口连也认为，顾忌作战不成功的情形和必胜的信念相矛盾。而英帕尔战役就在这种“必胜信念”的麻醉下成了日军最惨痛的记忆。
英国人回忆道，日军到后来已经没有丝毫作战能力，很多日本军人都身患疟疾、霍乱、痢疾，而日军显然没有为这些疾病作准备，不少军人在死时就像骷髅一样。雨季引发了洪水，在印度作战，日军却没有准备任何渡水设施。日军原以为用一两周的时间就可以攻下英帕尔，干粮也带得极少，大家都认为自己必胜，打算攻下英帕尔，就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