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血统、人种、宗教的几番作用下，日本人的凝聚力加强了，齐心协力展开了对外侵略，虽然自1945年战败起，在世界人民的###下，家族国家观黯然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人们想象中的家族、亲族意识却沉淀下来，演变成“日本人的血”。一听到“日本人的血”，日本人的亲族式心理就会被迅速唤醒，有关日本社会、文化、宗教的记忆也会像潮水一样纷纷涌来。
而之所以是“日本人的血”，而不是其他什么名词成了日本人种的象征和古代日本族内联姻的传统有关。这种传统让人愈发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所在的家族，是有别于其他家族的独立存在，它加深了族内中人的感情联系，并在心理上和外族人保持距离。“日本人的血”刚好让日本人感受到，日本人产生的背景与众不同，日本人拥有某种其他国家人所没有的特殊资质。因此，它不是一个表示日本人遗传特征的词汇，而是一个将外国人与日本人在心理上区别开来的象征，这种象征由日本人亲手创造，在日本独特的社会文化氛围中诞生，渗透着日本人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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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碰撞下的大和民族（3）
二、对中国的变态性克隆
日本天皇的地位，不是单靠武力得到的。虽然天皇是神圣的，可是他的权力却没有中国皇帝的权力大。很多时候天皇只是国家权力的象征，而实际的权力则被大臣掌握。这样的情况在日本是很正常的，天皇的神圣性不会因此受到任何影响。可是若放在中国就会变成大事，皇帝的地位会岌岌可危。
鲁迅先生曾经写过文章，提倡拿来主义。无论是送还是拿，都是同样重要的，鲁迅认为，中国缺少的就是这种拿来的勇气，中国不能把其他国家的东西拿到自己手中使用。鲁迅先生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成为新文艺。”
假如没有拿来主义，那么政治就无法进步；如果没有拿来主义，经济就无法发展。中国从其他国家拿来的东西少之又少，这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一直无法更新旧貌的一个重要原因。
印度的佛教曾经被中国拿到自己国家，唐僧也曾经历尽千辛万苦去印度取经。最后，中国社会在佛教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是，类似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实在太少。
传统的中国人是不会拿来的，而是送出。可是，日本人恰好和中国人相反，他们是典型的拿来主义。日本的文明、发展都和拿来主义的习惯有着密切关系。古代的日本是拿中国的东西，到了近代开始拿西方的东西。日本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拿来主义者，他们在拿来的同时，还维护自己拥有的东西，并且能够不断更新。
日本人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成功的拿来主义历史，他们都是在模仿和借鉴其他国家文明之后才创造出了日本历史。其实，说日本人缺少创造性是错误的，日本人在模仿其他国家先进文明的时候，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古代的日本是汉化的典范，不过日本没有变成另外一个中国，而是把日本的特征更为明显地突出了。到了近代，日本成为西方的典范，但是日本人依然没有丢到自己的传统文化，日本没有成为另一个西方。
如果日本没有创造性，那么也不会有现在的日本；如果日本对其他国家的文明，不实行拿来主义，那么日本的历史也就不会如此丰富，甚至可能十分平淡。正是由于日本人够聪明，所以他们在模仿其他国家的同时，还能找到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而无论是古代日本还是现代日本，能够快速的发展起来，就是因为找到了这条道路。
日本进入文明时代的时间比较晚，而文字则是文明的重要标志。早期的日本一直没有文字，日本早期的历史也是由中国人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公元前108年的时候，汉武帝在朝鲜设立了乐浪郡等4郡以后，中国的史籍就开始记述关于日本的事情。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的日本共分成百余国，定期向乐浪郡朝贡。而在汉朝的文化传入日本之后，在《后汉书》的东夷传中记载着，汉光武帝中元元年（公元56年），倭奴国的使者来到了东汉的首都洛阳朝贡，光武帝赐给了日本国王一个称号，授予了一颗刻有“汉委奴国王”5个大字的金印。这颗金印在1784年时于日本的九州福冈县志贺岛被发现，证明了《后汉书》记载的可靠性。
日本国王当时欣然接受了作为汉朝下属的“汉倭奴国王”称号，这说明日本对中国是充满敬仰的。在这之后，日本不断派使者到中国，而且还经常向中国的皇帝进贡奴隶。日本在此期间也从中国获得了很多好处，例如从中国引进了大量铁制农具、丝绸、剑、玉等等。
中国三国的时候，日本与曹魏有所往来，《三国志·魏志》的《东夷传》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日本的情况，其内容主要是当时日本的一些风俗人情。比如，在日本，如果哪家有人去世，这家人就要停丧10多天，在这段时间里不能吃肉，丧主要哭泣，而其他人要聚集在一起唱歌跳舞饮酒。在丧事结束之后，全家人都要到水中洗浴。又比如，日本人渡海来中国时，其中必有一人不可以梳头，不可以捉虱子，任衣服邋遢脏污，不可清洗。这个人还不能吃肉，不能接近女色，过着一种和死者同样的生活，被人们称为“持丧”。如果有人生病或是遇到灾害，就把罪过归到这个人的身上，怪他持丧不谨并且还会杀了他。《东夷传》还说，日本人在做大事之前，会先焚骨而卜，以占吉凶。
另外，《东夷传》还特别介绍了邪马台国。邪马台国是一个吞并了大约30个小国的大国。这个国家的国王是女王，叫卑弥呼。卑弥呼的年龄虽然不大，但是却没有结婚，她还有一个弟弟帮助她处理国事。卑弥呼在当上了国王之后，就很少见人，服侍她的婢女大约有千余人，而送食物和传递她的口令的人却只是一个男人。这个女王还十分擅长咒术，她可以利用宗教的权威统治国家。
日本是在公元3世纪的时候，出现了邪马台这样的大国，同时也出现了严格的阶级制度和租税、地方官制度。当时人们的主要谋生手段就是农业和渔业，宗教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无比重要。人们在做事之前都会占卜请神，问明吉凶，即便是丧葬和出使海外，也要按照一定的宗教仪式进行。
邪马台国女王的权力同样也是来自宗教，她是日本的宗教领袖—大祭司。“事鬼道，能惑众”，卑弥呼受到人民的尊敬，成为了女王并统治全国。在成为国王后，卑弥呼女王由于基本不见外人，所以保持了她作为宗教领袖的神秘性。后来的日本天皇，也像卑弥呼这般深居简出，维持着神秘性。
而她能够接受中国皇帝的封号和赐品，说明她对中国充满了尊重和仰慕，不过，她可能也是想借着中国皇帝的权威对本国进行统治。
在这个由女王统治的邪马台王国中，母系制度是支配王国的制度。王国在卑弥呼女王在死去之后，一度拥立男王，最后导致内乱爆发，后来卑弥呼的宗女当上了女王，局势才逐渐稳定下来，这说明母系制度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女人当王，众人服；男人当王，众人反。
日本在公元4世纪的时候，进入了大和时代。一个在本州中部的奈良平原在大和国建立，并且快速地发展了起来。不久之后，包括九州在内的很多地方都被征服，大和国到了公元5世纪左右，基本上统一了日本。可以说，如今的日本就是在大和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大和国的首领原本称为“大王”和“大君”，虽然大和国统一了日本，但是却和中国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完全不同，大和国首领的权力没有中国皇帝的权力大。“大王”对于其他各地的小国“国王”的权力依然承认，而他只是在这些人的权力之上行使间接的统治权，也就是说，“大王”是以诸小国的联盟的形式变成日本“天皇”的。
日本“大王”的权力和中国皇帝的权力是无法相比的，之后，由于“大王”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迅速增加，受其统治的朝廷势力也因此得到了强化，于是就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古代官僚体制，而造成这个制度的主要原因就是统治者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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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碰撞下的大和民族（4）
在公元4—6世纪的300年里，以畿内为中心，全国各地都建筑了众多巨大的墓—古坟，考古学家称这个时期为古坟时期。古坟的主要用途是埋葬天皇和贵族，古坟的形状是前方后圆，高度一般是7到8米，在古坟的四周还会埋有土制的明器，包括男女侍从、牲畜等等，在坟内也有大量的殉葬品，包括金、银、铜制的武器，玉器和铜镜等等，另外还有来自中国和朝鲜的奢侈品。
大阪府是最大的一座古坟，它修建于公元4世纪末到公元5世纪，据说是仁德天皇的陵墓。古坟的规模十分宏大，主轴长为480米，高为33米，总面积是46万平方米。修建这种大规模的古墓至少需要1000人花4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古墓面积的大小和统治者的权力是有一定关系的，同时，现代人也能从古墓的规模中看出当时的生产力。中国和朝鲜的铁制器具和新技术在传入日本后，很快就被当时的统治者垄断，他们不但凭借着这些先进器具提高了自己领地的生产力，还扩充了自己的权力。
朝鲜半岛是日本学习、借鉴汉文化的桥梁，中国的先进文化就是通过朝鲜才曲曲折折地传入日本的。朝鲜半岛是离日本列岛最近的大陆。早在公元4世纪的时候，日本还没有完成统一，大和政权当时就已经侵入了朝鲜半岛，并且占领了南部的任那（今釜山、海州一带），随后，以任那为据点，向北方不断扩张。
大和政权之所以要侵略朝鲜半岛，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学习大陆的先进文明，以及趁机掠夺朝鲜的铁资源。对于日本来说，发展文化和补充缺乏的资源是当时最重要的任务。不过，正是因为这次侵略，日本统治者对外扩张的侵略性被暴露出来，引起了邻国的警惕。日本通过朝鲜半岛不仅学习到了大量的科学技术，同时还吸收了大量精神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日本人的思想。
在古坟的陪葬品中就发现了大量大陆之物，其中包括中国南北朝时期的铜镜或是仿制的铜镜、金冠、金银耳饰、银寻钏、刀环、环头大刀等工艺品，以及使用新传入的先进技术烧制而出的陶器。
当时的日本人还不知道文字为何物，但在学习大陆文化之后，日本开始使用汉字记录，同时他们还接受了中国的阴阳术、天文学等知识。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日本又通过朝鲜学习了中国的儒学经典和中国佛教等等。大和朝廷权力的强化，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得利于大陆文化的影响。
当时的大和朝廷虽然拥有了汉化的背景，但骨子里却依然是日本式的。在日本，被称为“氏”的、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豪族组织，依然拥有很大的权力，这些豪族组织拥有被称为“田庄”和“部曲”的土地和人民，以及被称作“奴”的奴隶。而各氏的首领氏上一般在朝廷做官。朝廷对各氏也会给予“臣”、“连”、“君”、“直”、“首”等表示身份的称号，其中实力最大的氏上，则会担任“大臣”、“大连”等职务，负责掌管朝廷政务，而地方上的豪族组织则会被授予“国造”、“县主”的称号，他们主要负责管理地方事务。
在朝廷中还有被称为“伴造”的直属氏，直属氏主要负责朝廷的警备和祭祀等工作。“伴造”还负责管理被称为“伴”或“品部”的人民。
公元5世纪左右，当时的大和朝廷为了加强“大王”的权力，在各地增加设立了被称为“名代”、“子代”的直属民和被称为“屯仓”的直辖领地。另外，大和朝廷还把从大陆移居到日本的“归化人”组织起来，成立了被称为“服部”、“陶部”的专业集团，让这些“归化人”使用大陆的先进技术从事某些手工业生产工作。
公元6世纪后期，日本周边的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分裂的局面已经结束，中国在公元589年建立了统一的隋朝。朝鲜出现了新罗国，占领任那的日本人也被赶出了朝鲜。
日本国内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次发生了反朝廷的豪族叛乱。公元593年，日本历史上有“圣人”之称的圣德太子被姑母推古天皇任命为“摄政”，并掌管朝政。圣德太子对大陆的先进文明和佛教都十分崇拜，当时他的政权统治面临空前的危机，于是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大和朝廷比以往更热切地吸收起大陆的先进文化。
对朝政进行的改革是圣德太子最具有创造性的工作。圣德太子的朝政改革被称为“推古朝改革”，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中国的儒学，其中“天命观”、“王土王民”、“德治”、“仁政”等思想最为重要。
公元603年12月时，圣德太子制定了《冠位十二阶》，使用儒家的“德、仁、礼、信、义、智”代表官吏位阶的高低，同时还规定了爵位的授予和晋升必须按照个人的功勋大小决定。这样的规定很明显是模仿了中国的官僚制度。圣德太子在第二年的时候，还公布了他亲自制定的《十七条宪法》。
《十七条宪法》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法，而是对官吏的道德训诫，在宪法中有很多内容的出处都来自中国儒家。例如第12条说的“国非二君，民无二主，率士兆民，以王为主”就是套用《诗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及《孟子》的“天无双日，民无二主”。
圣德太子很明显是按照儒家的思想“王土王民”去实现天皇最高土地所有制的，同时他还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十七条宪法》还依照中国儒家的“德治”、“仁政”思想和法家的“法治”思想对社会秩序的“君、臣、民”的关系准则进行了规定。例如第三条的“君言臣承”、第六条的：“忠于君”、“仁于民”还有第四条的要求“以礼为本”、第